一艘船触礁后在海上漂泊,船上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眼见得救无望,船员们都很焦急。
这时一个悲观的船员,开始不停的唠叨“我们要活不成了”,船员一连唠叨了几天,其他船员们把他丢进了大海。
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乐观的船员,他喋喋不休地呼喊“我们一定会得救的”,几天之后,这名乐观的船员也被丢进了海里。
大千世界,古往今来,做事做人都离不开“分寸”二字,而人生中最难把握的也恰恰是“分寸”二字。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指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分寸。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写到“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里也是说的一种分寸。做人可以不聪明,但一定要有“分寸”。
做人讲分寸
做人不卑不亢,有度有量,外圆内方。
我们常说至刚易折,做人要像水,力量又温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便在于外圆内方,内圣外王,内心有操守,外在表现圆润。
在经历过事事与人争,自己认为对的也同样要求别人的外方内方时期,曾国藩逐渐收起自己不合时宜的棱角,虽然依旧严格要求自己,但对他人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开始宽以待人。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悍将,一次鲍超因与曾国荃闹矛盾,甩手不干了。曾国藩提点鲍超说:你撂挑子,懂内情的人知道你与老九闹意见。不懂内情的人会怀疑你对朝廷不满,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岂不在给别人提供攻击的把柄。
人格上要讲分寸,不能太卑,太卑可能会变成懦弱,也不能太傲,太亢又会咄咄逼人。
性格上要讲究内外协调,不扬不抑。太内向变成保守不好,太外向变得张扬也不好。刚柔相济,外圆内方,有理有节,软中有硬,不好走极端,不偏激执拗,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二、人际讲分寸
不亲不疏,不冷不热,再亲近的关系也要保持距离,要懂得“礼让”。不同场合不同环境对不同对象,讲话应有所不同。
曾国藩一生多次提到要“慎言”,他认为“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在曾国藩家训中也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之语。
曾国藩对人际交往上的分寸的把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三十岁之前,曾国藩并未注意人际交往中的分寸,说话总有伤人之语,翻开曾国藩此时的日记,“说话又多戏谑”之句比比皆是。
对此曾国藩的许多至交好友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在待人上的不足,称其“高已卑人”,“太刻薄”,“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这些人际中的不知分寸也让曾国藩得罪了不少人,吃尽了苦头。
与人交往、说话要讲分寸。开玩笑要有度,过犹不及,反而会伤人,直爽并不等于言语毫无顾忌。
朱熹曾说:“谦固美名,过谦者,宜防其诈。默为懿行,过默者,宜防其奸。”
三、处事讲分寸
凡事过则损,需把握分寸。对待得失要有“度”,人不能万事做到十全十美。做事要进退有度,既懂得乘势而上,也善于急流勇退。
子贡曾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
曾国藩因湘军而名声远扬。从组建湘军到湘军不断发展壮大,曾国藩一直是湘军的核心领导人物。
湘军攻城破池,为剿灭太平军立下了大功,随着湘军日盛,曾国藩开始注意起“分寸”问题,在这种关键点上,稍有不慎,庞大的湘军就可能变成曾国藩的索命绳。曾国藩通过自削兵权,让清廷放心,避免了将湘军发展成私人武装。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也要做到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会在一个点上发生转变,对应事物的这个特性,为人处事也应讲分寸,懂变通。
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体现在对分寸的把握之中。
做人有分寸,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做事有尺度,是人生的最大学问;把握做人的分寸,掌管做事的尺度,日积月累,才能在分寸间求得人生的高度。分寸,是人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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