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唐代墓志铭与文学史改写

改革开放以来，唐代墓志铭的出土速度日益加快，源源不断地为学术研究提供着新的素材。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铭当在12000方以上，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再次被发现，对于更新我们原有的知识体系，再度认识唐代文学均有较大帮助。

深化对“诗歌王国”的认识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或“诗歌王国”等文学命题早已深入人心，但诗歌在唐代到底普及到了何种程度？我们通过新出土的墓志铭会有更加深刻的体认。早慧的诗人童稚时期即能作诗，除了我们熟知的骆宾王、王勃，新出土墓志铭还提供了许多更加生动的实例，有助于我们了解唐诗产生的背景和环境。《薛元超墓志铭》记载：“（薛元超）八岁，善属文，时房玄龄、虞世南试公咏竹，援豪立就，卒章云：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玄龄等即公之父党，深所感叹。”薛元超幼年丧父，在父亲好友房玄龄、虞世南的关切下，八岁的薛元超用五言诗将竹子物质和情感两方面的功用表达了出来，以唤起他们对其父的回忆。社交需要以诗为媒介，《阳修己墓志铭》记载他与崔融的交往诗：“至如清河崔融、琅瑘王方损、长乐冯元凯、安陆郝懿，并相友善。尝遗笔于崔，并赠诗曰：‘秋豪调且利，霜管贞而直。赠子嗣芳音，揽搦时相忆。’崔还答云：‘绿豪欣有赠，白凤耻非才。况乃相思夕，疑是梦中来。’词人吟绎，以为双美。”崔融是高宗、武后时期的著名文士，“文章四友”之一，从二人的往还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较为密切，阳修己通过诗歌与之结交，正体现出诗歌在社交中的重要性。赴任途中会写诗，《卢广墓志铭》记载他赴越州任剡县尉途中曾作诗：“挂席日千里，长江乘便风。无心羡鸾凤，自若腾虚空。”首句明显袭自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中的“挂席几千里”，整首诗表现出的恬淡心理也与孟诗相通，是研究孟浩然诗歌在唐代被接受的重要材料。临终前也要作诗，《崔文龟墓志铭》记载崔文龟于大中十二年（858）冬染疾，次年三月感觉康复无望，故而对友人说：“予之疾不可为也。前十一月时，赋咏题诗云：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三日之后，崔文龟即谢世，临终前的题诗充满了怅惘和无奈，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反映。唐人去世后依然被诗歌环绕，不仅传世文献中有大量吊祭和悼亡类诗作，新出土的不少墓志盖上依然题有挽诗，墓志铭的铭辞也多写成诗歌形式。大中年间还出现了外观酷似坟墓的宝塔式铭文，可谓别出心裁：

奉其亲，孝且仁

义高九族，礼浃六姻

心不欺暗室，迹不愧明神

宜强寿而贵富，反疾夭而贱贫

琼树一枝泉万丈，邙山之下洛水滨

昔人所归岂旧阡陌，今尔之葬从先夫人

千秋万岁后有问此者，曰有唐贤人君子之坟

此外，新出土墓志铭还披露了很多诗人的创作情况，如《崔文龟墓志铭》记载他一生所作的诗歌八百二十首，文章数十篇。《郑鲂墓志铭》说他“为诗七百篇，及陈许行营功状，思理宏博，识者见其志焉”。其夫人的墓志铭中也说：“公业古诗，寒苦不易，词人孟郊、李贺为酬唱侣。”此外，如《皇甫炜墓志铭》《于汝锡墓志铭》也记载他们一生所写的诗歌多达数百甚至上千首。虽然这些诗歌均已散佚无存，但通过墓志铭的记录，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见唐代诗歌创作的繁盛程度。

揭示经典诗歌的生成路径

作为应用性文体的典型代表，墓志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很多墓志铭的铭文大同小异，甚至完全雷同。但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诗句恰恰由这些相互蹈袭的铭文蜕变而来。

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寄寓了作者的感时伤事之情而备受后人激赏。但翻检新出土墓志铭，我们可以发现，此联实际上源自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成句。作于总章二年（669）的《李夫人墓志铭》铭文中有“看花落泪，听鸟心惊”一句，初盛唐时期很多墓志铭的铭文都承袭了此文，如同作于本年的《赵□□墓志》，作于总章三年（670）的《刘贤□墓志铭》《王□□墓志铭》，作于咸亨元年（670）的《赵夫人墓志铭》《索行墓志铭》，作于咸亨四年（673）的《任君并夫人孙氏墓志》，铭文中均有“看花落泪，听鸟心惊”一句。作于垂拱元年（685）的《张护墓志铭》，铭文略加修改，作“望峰落泪，听鸟心惊”，但依然沿袭了李氏墓志。杜甫出生于先天元年（712），这些铭文在杜甫出生前已广为流传。据墓志铭，李夫人等均葬于洛阳周边的偃师、邙山等地，与杜甫出生地巩县毗邻，杜甫应当见过相关墓志，并将之点化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李清照《夏日绝句》中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同样源自唐代的墓志铭。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公碑》中已有“生为神将，死为鬼雄”的铭文。新出土《辛恭墓志铭》铭文中云“生为人杰，死作鬼雄”，《刘景嗣墓志铭》更进一步作“生作人杰兮死为鬼雄”。李清照诗歌与此极为接近，其夫赵明诚收集了大量的唐代石刻资料，并撰有《金石录》，李清照曾为之作《后序》，她应该见到了类似的铭文，并将其踏雪无痕地化用到了《夏日绝句》中。

纠正对著名文学家生平的误载

见诸各文学史的著名诗人，如王之涣、韦应物、李益、姚合等人的墓志铭均已出土，他们的生平履历、姓名字号和生卒年月都可借此加以订正或补充。如韦应物的表字，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记载，但根据其墓志铭，我们可以获知当为“义博”。又如姚合的生卒年，国内外各种文学史多记作“约779—约849”，但根据其墓志铭，我们可以确定为777—842年。

不仅如此，一些与之交往密切的诗人的生平事迹也可据之加以厘清。如与姚合并称“姚贾”的贾岛，生卒年历来有歧说，大多数学者依据《全唐文》所收《贾司仓墓志铭》推定他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卒于会昌三年（843）。

贾岛去世后，好友姚合曾作《哭贾岛二首》以悼念，第一首中说“曾闻有书剑，应是别人收”，已暗含无人继其衣钵之意。第二首中又说“有名传后世，无子过今生”，更是契合贾岛身后无子的身份。从版本源流方面来看，此诗应为姚合所作无疑，故贾岛当先于姚合去世。据《姚合墓志铭》可知姚合卒于会昌二年（842）十二月，则贾岛不可能卒于会昌三年，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贾司仓墓志铭》的准确性重新进行审视。墓志铭记载贾岛“会昌癸亥岁七月二十八日终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痛而无子，夫人刘氏，承公遗旨，粤以明年甲子三月十七日庚子葬于普南安泉山”。看似卒于会昌三年，葬于会昌四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认为，贾岛应去世于会昌二年，次年家属持行状（即墓志铭的蓝本）请苏绛撰写墓志铭，苏绛受到行状中“明年”二字的误导，将下葬的前一年当成了贾岛的去世时间。另据《新唐书·贾岛传》，贾岛“会昌初，以普州司仓参军迁司户，未受命卒”。唐武宗会昌年号共延续了六年，若贾岛会昌三年卒，当不能称“会昌初”，会昌二年则可，将贾岛的卒年定在本年恰能与《新唐书》的记载相吻合。实际上，王安石编选的《唐百家诗选》也明确记载贾岛“会昌二年卒”。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去唐未远，当有所依据。唯有如此，姚合卒于会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后于贾岛五个月，他才有可能创作《哭贾岛二首》。因此，贾岛的生卒年应定为778—842年。

类似的情况时有出现，如《文苑英华》所收李邕撰《臧怀亮神道碑》，将其去世时间记作开元十七年（729）八月，并说“以明年七月卜地于白鹿原”。据此臧怀亮当卒于开元十七年，葬于第二年。但新出土颜真卿撰《臧怀亮墓志铭》明确记载怀亮以开元十六年八月廿一日薨于西京平康里之私第……开元十八年十月廿四日，礼厝于三原县之长坳”。可见臧怀亮去世于开元十六年，葬于开元十八年。李邕之所以误将臧怀亮卒年记作开元十七年，亦是受到“明年”的误导，将臧怀亮下葬的前一年，即开元十七年当成了去世时间。由这个实例，亦可进一步佐证贾岛应卒于会昌二年，葬于会昌四年。

新出土墓志铭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材料可以对文学史的某些侧面进行改写，假如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全部的出土文献，文学史或可呈现出另一副面貌。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关信息依然未能在各类文学史中得到快速更新，如何将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及时传递给公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现六朝隋唐石刻文的生成与创作研究”负责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编辑：陈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