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帝国西方与中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直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古族一直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统治疆域与帝国版图，尤其是成吉思汗时期，其率领所属精锐西征，在1219年—1223年之间，先后征服了中亚花刺子模、西亚、东欧、俄罗斯、钦察等诸国，1226年，成吉思汗又回师攻占了西夏，基本上其疆域己经在西方达到了极致。此后，成吉思汗四子各封为汗王，统领着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以及拖雷的大斡耳朵所在地大蒙古国，其后，在蒙哥汗时期，蒙哥汗命其弟旭烈兀执掌波斯地域的伊利汗国。

忽必烈建立大元后，其把大蒙古国疆域又南延至南宋、大理等国之境，东至朝鲜性考半岛，并在忽必烈统治期间，有东延至日压推气本诸岛的企图。从此，在大蒙古汗国时期的疆域开拓基本完成，整个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涵盖了蒙古高原险源结、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中原腹地、中亚、西亚诸国，东欧诸地，为加强中央汗王同诸汗国之间的联系，便于中央王汗对诸汗国的统治。

在大蒙古国时期，诸王汗都十分重视陆路建设，至钦察以及东北欧有钦察道，至中西亚地区，在蒙哥汗时期建立命其弟旭烈兀打通了波斯道，后虽然元世祖所立“大元”作为中央汗国同其他四个汗国之间统领关系减弱，但各汗国之间的陆路交通系统已经建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交通自唐以后再次得以恢复。

民族交流加强

随着大蒙古国所辖区域的扩大，民族间的交流开始加强，蒙古地区开始出现新的农业经济模式。在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国时，命镇海在阿不罕山北，浑麻出海南建立镇海城(今蒙古国科不多东)，其所率民众多为具有农作经验的塔塔儿、契丹、女真、回回、汉族等族人，这是在蒙古传统游牧地区首次出现农耕经济，使得该地区的农业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

太祖十六年(公元1221年)，长春真人在成吉思汗时，路过镇海城，对该地的农业发展水平大感惊讶，其描述到“常岁疏河灌田园”，时“秋稼已成’夕，“翟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麦，霜故也。”

可见，在漠北之地，发展有较为成熟的农耕技术，而且其农耕技术完全是对于中原汉地农耕模式的，不仅有着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而且完全应用汉地的农业历法，知晓跟随天气的节气而进行秋收而春种。

此外，随着战争的需要，成吉思汗在四处征伐时注意对技术人才的搜集，如对玉龙赤杰城的攻伐中，所降民众中各色工匠十万人驱往东土，在攻破花刺子模的讹答刺城时，在对中原汉地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对于具有技能的工匠也广为收罗，一方面使这些工匠锻炼战争物资，“秦晋铁钱皆归之，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并任命优秀者以官职，负责管理工匠生产与劳作。所以，在蒙古草原上新兴了手工业生产，改变原先单一的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主要经济模式。

除了军事方面的技术人才外，对于建筑、其他手工业以及商业方面的技术人才，在大蒙古国时期也都蒙古贵族阶层为其服务。窝阔台汗时期定都和林，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窝阔台汗下诏:“从汉地带回来各种工匠和各行各业的技师”来参与都城的营建，但同时，在和林都城修建时，也有大量的西域工匠参与了都城的建造工作，让伊斯兰教工匠在距离哈刺和林一天行程处，元都的建造直接带动了漠北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往来大都进行交易的回回商人带来了统治者需要的奢华消费品。

同时，蒙古地区的各种商品也流动到西域，尤其是上都周围，更是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为了保证同西域之间的联系，自成吉思汗开始，就设立护路卫士，颁布保护商人往来的“扎撒”这些都为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在窝阔台汗时期，设立了站户制度，从而厘清了站户与民户之间的区分，而不使军士扰民。“在伊朗和都兰(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祖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

海路开辟

到了元世祖朝以后，蒙元统治者开始沿用宋代开辟之海路，加大了对于海外交通的经营。首先，元世祖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市舶司制度，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廷设立了泉州、庆元、上海、澈浦等四个市舶司，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在温州、杭州两处设立了市舶司，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其贸易的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半岛，西至印度半岛，更可远至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对于海外贸易，自元世祖开始，元廷始终重视。

虽然在其后也有禁止海外贸易的举措，但往往并不持久，海禁政策未能执行海外贸易的昌盛，不仅给元廷带来了大量的海外产品，同时也给元廷带来了巨额的贸易利润。当时海外贸易繁盛，加大了元廷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元代领土辽阔，交通发达，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以外的多余商品，促使商人的贸易由国内传到国外，罗盘针的广泛应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开展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在商业的需求下，元政府除了保持原有的贸易联系外，还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新的海外贸易关系。欧、亚、非三洲的商贾远来中国，从事贸易活动。在元朝形成不少国际性商业往来贸易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经济交往的增强，带来民族间人口的流动，在窝阔台汗建立上都哈刺和林后，其城市间就专门建有包含各民族居住的社区，在公元1254年，法国使臣卢布鲁克在其《东方行记》中这样描写道:“由于大蒙古国的强盛，哈刺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在蒙古汗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就在其国都建立了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的社区，随着色目回回人等在蒙古帝国多从事贸易。

同时，其社会地位相对于汉人和南人较高，所以，随着蒙古军队的南下，许多色目回回人开始内迁入中原汉地定居经商，“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广之间，而杭州尤移，号色目种，隆准深眸，不唤家肉。”而到了元世祖时期，由于和海外经济贸易的加强，在开通市舶司所在省市，也出现了多民族混合居住的社区，在广州、泉州等地不仅出现长期经商而定居下来的各国商人，更有扎根此地数代的土生商人，当时的泉州城内无论是经常往来之外蕃、还是已经在中原建立根基的土蕃，人数之众以至于元廷在其聚居之地专门设置土蕃官员对其进行管理。

元代诗人宋锄在其诗作中这样描写泉州道:“缠头赤脚半蕃客，大舶高椅多海宝。”尽管诗作中，作者城内蕃客的数量予以夸大，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当时泉州城内确实大量聚居着来自于西域和其他地区的商人。

从目前考古所得资料来看，这些在中国经商的外蕃商人，其文化背景是复杂的，既有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诸如蒲寿庚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商人，也有来自印度以及欧洲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在促进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东西方文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原风物习惯并科技文化等也远播外邦，在整个蒙元帝国时期，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伴随始终。文化之间的交流向来是交互的，在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大批的或蒙古化、或西域化的汉族人士。

结语

作为被蒙古统治者置于统治体系最底层的汉人和南人出现了随着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汉地后的蒙化现象。汉人蒙化现象在蒙古汗国开始即己出现，随后，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汉地，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处于经商致仕、通婚以及希望通过更改身份来获取特殊待遇等需要，一部分汉人开始被动或者主动的接受蒙化的语言或文化，甚或更改自己的名字，这一过程在整个蒙元时期都存在。

同时，随着民族间的交流不断加深，蒙古以及诸多西域民族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甚至在一些方面开始接受汉地风俗，成为较为彻底接受汉地文化的异族代表。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不管是中原汉地的文化、西域穆斯林文化，甚或是欧洲文化都在蒙古统治者治下得以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较为少有的文化交流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