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民五术”：一种学术栽赃

网上流传的“驭民五术”，是强加给商鞅和《商君书》的学术栽赃，就像是一种思想病毒，贻害无穷。追寻“驭民五术”的来龙去脉，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传染防治中的通过流调发现“零号病人”。找到源头，推究其产生的缘由，对于理解商鞅、解读《商君书》，甚至是理解我们的学术传统都有重要意义。所以，追寻《商君书》“驭民五术”的“零号病人”意义，就显得很有必要。

本文是第三部分，谈论网上“驭民五术”的栽赃性质与恶劣影响

“驭民五术”：一种学术栽赃

作者：王林敏

来源：本公号原创

1、多大个事？

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民间流传的“驭民五术”只是一个网络现象，根本就不值得拿它当回事。或者说，那不拿它当回事，它就不是事；而你一旦拿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个事了。所以，面对这个“驭民五术”发呆，对着它进行思考就是没事找事，是典型书呆子式的无聊蛋痛。在我看来，“驭民五术”已经成为一个事了，并且是一个学术事件——不管你是不是搭理它，它已经成为一个存在了。“驭民五术”既是社会病态的一个折射，它本身也是一种学术病。说它是社会病态的一个折射，是因为这个术语捕捉到了社会当中某些阴暗的东西；说它是一种学术病，是因为这个术语的炮制，是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产生的，以商鞅的名义，打着《商君书》的旗号，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2、学术栽赃

《水浒传》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李逵，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大闹江州法场救宋江而名闻天下。李逵人送外号“黑旋风”，其典型形象是两把板斧、一副黑炭头的外貌，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李逵的家乡有个叫做“李鬼”的人，穷得日子过不下去，就动歪脑子去拦路抢劫。凭他自己的本事，如果打劫遇到抵抗的话，恐怕自己根本就收不住场，于是他装上李逵的扮相，以李逵的名义打劫。被打劫的人听到“李逵”这两个字，就吓得屁滚尿流。李鬼频频得手，他每得一次手，李逵的名誉就会遭受一分损失。在《水浒传》里，李逵是响当当的梁山好汉，而按照大宋朝的法律他是个贼寇。好汉也罢、贼寇也罢，评价这个角色要按照他本人的所作所为来进行；不能把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按在他的头上。“驭民五术”的炮制者就像是《水浒传》里面的那个“李鬼”。商鞅，自汉代“过秦”、“非鞅”以来，对他的评价也是有褒有贬，但是，褒扬也好贬低也罢，得根据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评价，不能编制一顶帽子硬扣在商鞅头上，说这就是商鞅的思想。这种做法不光彩，对商鞅来说很不公平。

正在读本文的读者，对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是否熟悉？这部小说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成昆”，是个大反派人物。他武功很高，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但是他杀伤人不用自己的功夫，而是模仿其他高手的、具有相当可识别性的绝技去杀伤人。比如，他用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指”打伤武当派的俞岱岩，试图栽赃给少林派，引起武当少林两派之间的互殴，他躲在一边看热闹。这个“驭民五术”的炮制者，就像成昆差不多。运用商鞅名义，套用《商君书》的术语，炮制出“驭民五术”的新解释之后，把它抛向社会，任其在互联网上流传。网络，本来就是发泄情绪的场所，而不是理性思考之地，“驭民五术”恰好迎合了人们这种宣泄需求。很多人产生共鸣，感觉自己就是被“驭民五术”所控制、摧残的“民”，在痛恨这种邪恶的“控制术”之余，把满腔怒火也洒向商鞅，对着一位古人进行疯狂谩骂。就这样，“驭民五术”的炮制者，把自己臆造的“驭民五术”按在商鞅头上，从而树起一个可供网民狂吐口水的靶子。

这是一种很变态的学术病，因为它披着一层结实的学术外衣。

我们“凝视”一下“驭民五术”的表达形式就可以发现，这个术语具有明显的“学术”特征：它的几个构成要素排比工整、遥相呼应，构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系统的社会控制“技术”；在语言表达方面，所用术语选词简洁精当、对内容的概括简练清晰。这种表达方式，具有非常强大的捕获能力，很容易吸引读者/听众的眼球，直达读者/听众的内心，因此极其容易获得读者/听众的认同。其唯一的问题，是炮制者没有冠以自己的名义，而是言之凿凿的说，这是商鞅的理论，是通过解读《商君书》所得。而这种所谓的“理论”，天生带着一副邪恶的面孔，使得读过/听过它的人，自动戴上一副有色眼镜看待商鞅，透过这个有色眼镜，读者或者听众看到了一个魔鬼式的商鞅。而“驭民五术”的炮制者，却通过传播这个“理论”在互联网上收获流量，在互联往下收获利益，可谓名利双收。恶名扣给别人，自己独享利益，这种方式貌似很高明，但是怎么看怎么都让人觉得不地道。

3、恶劣影响

有网友说：“推‘驭民五术’的人，就是要亵渎正义、道德、民心。这个词的出现，表明此思想是作为一个反对者提出的，目的是将一个有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形象，溺死于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推测“驭民五术”炮制者的动机和目的，有进行“思想审查”，甚而进行“思想定罪”的嫌疑。动机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深藏于行为者的内心，深嵌在行为的背后，推测学术的动机，往往会陷入“小人君子”的话语陷阱。并且，通过推测的方式来窥探思想者的动机，不过是以一种主观来臆测另一种主观而已，结论不可能牢靠。本人不是思想警察，也不想推测“驭民五术”炮制者的动机。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思考，我们可以追问“驭民五术”炮制者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设定结论，但是不依靠猜测，而是要通过客观的证据进行分析进行验证。

作为一种学术“凝视”，我们可以测度一下“驭民五术”的流传所造成的结果，因为行为的结果是相对客观的，因此是可以观察得到的；通过观察分析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推测、拷问“驭民五术”炮制者的问题意识。“驭民五术”这个事很诡异，没有可以查询得到的、公开发布的、纸面上的学术来由，这个东西却通过互联网到处传播。直观的看，“驭民五术”在网上、民间传播的直接恶果，是在商鞅以及法家的“黑化”。有人说，商鞅在这个时代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抹黑”，而“抹黑”商鞅的最直接的推手，就是这个“驭民五术”。“驭民五术”造成了部分网民对先秦法家的排斥乃至敌视，由此在网民和传统法律文化最重要的传统资源中间插了一道隔膜。

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驭民五术”对学术研究所造成的冲击比较小，因为学术界从事《商君书》和法家研究的学术绝大多数具有识别能力，能够鉴别“知识”的真伪。但是，“驭民五术”对部分网民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有人坚信“驭民五术”是为商鞅所发明帝王控制术。这些人在看到对“驭民五术”不同的解释，例如，对《商君书》的“弱民”思想进行不同于“驭民五术”的解读，就会勃然大怒，认为解释者这是在胡说八道，是在替商鞅“洗地”。给商鞅洗地的人就是混蛋的代名词。这就是说，“驭民五术”已经造成了真与假、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已经成了部分网民给人的嘴巴贴封条的依据——给人嘴巴贴封条，这本身就是专制思想的体现。

“驭民五术”所造成的对先秦法家的敌视才是最可怕的，它污染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瓦解的是人们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我们都是生活在传统中的，我们和传统之间，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我们就是传统的载体，就是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因此，对传统的认同度，是检验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认同的对面，是对传统因素的疏离。不断实现传统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是传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断与传统中的某些因素说再见。但是，我们向传统糟粕因素说再见，是建立在深刻的批判反思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误读、甚至是恶意解读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讲，“驭民五术”其实是一种伪传统，是披着传统外衣的现代的东西。有的人把它归结为我们传统中的糟粕，这是一种对象认识错误。因为，这是任何国度、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当权力缺少制约时都会存在的现象，而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通过它来反思传统、抛弃《商君书》中的“过时”因素，是进错了庙、烧错了香、拜错了菩萨。

4、反观当下

读过《商君书》、吃透《商君书》题旨的读者，大概都会有个印象，《商君书》提供的是富国强兵之策；而“驭民五术”所蕴含的则是祸国殃民之术。

《商君书》里面提倡的治理之术——或者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商君书》里的“治道”——中的一个核心理念，是要在区分“公”与“私”的前提下，构建公共交往秩序，把民众、官吏之间的所有交往关系都纳入到这个公共秩序当中来，按照规则来办事，排除私德对于公事的影响。所有的事情，都要拿到桌面上，以公开的方式公开处理。这就是说，商鞅和《商君书》提倡的是阳谋，“驭民五术”赤裸裸的提倡阴谋；《商君书》提倡的是规则治理术，而“驭民五术”提倡的是心机整人术。这就意味着，网络上流传的“驭民五术”中的那些操作方式，在《商君书》的结构中既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也没有多大的存在空间。

当下社会中，那些骂商鞅和《商君书》最凶的，可能设想着商鞅根据“驭民五术”选择流氓恶霸管制老百姓。其实，在《商君书》设计的社会框架中，实行的是一种“官-民”互治结构，按照《商君书》思维模式负责管理的人，既不敢徇私，也不敢枉法；因为被管理的“民”享有检举权。恶行遭到检举的官员一旦被查实，下场会很惨。因此，欺下瞒上、八面玲珑、官官相护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那些现代意义上的村霸、地痞流氓（所谓强民），在这种制度结构中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处。

绝大多数人，在受人欺辱的时候，希望有人主持公道，这个时候他盼望秉公执法的“清官”；在自己犯错乃至违法的时候，却希望得到宽恕，在这个时候，他盼望执法者是位“老好人”。真实的商鞅作为秦孝公的辅政者，更倾向于任用“清官”，排斥“老好人”。因此，处于《商君书》引导设计的社会结构中的管理者，大多都是忠实的执行法律的人，从好处说是铁面无私，往坏处讲是冷酷无情，在现实社会运作中往往就是“得罪人”的那种人。

当下社会中，可能正是需要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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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林敏：副教授，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法制现代化、法律方法论

Email：david70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