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鞅正名（7）：商鞅是怎么“辱民”的

作者：王林敏

来源：本公号原创

网上流传甚广的商鞅“驭民五术”之一是“辱民”：一是使百姓无自尊、自信；二是教唆百姓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随便百度一下“驭民五术”即可得到上述结果）

对此，有人说：“试想，如果一群人互相猜忌，那还能形成战斗力吗？不能抱团就没有威胁；连尊严都没有了，谈什么更高级的想法。商鞅为什么不建议让民众活的更有尊严呢，这一点令人深思。”还有人解释说，“辱民，即指从思想上、主观条件上去奴化百姓，让他们从内心上就不敢去反抗，害怕官府、害怕仕人，从而服从统治，例如严苛的刑法、残酷的刑具等等。”多数现代人都很讨厌“告密”现象，所以上述解释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对商鞅这个人产生不好的印象。作为一个思想家，怎么能生产出这么垃圾的思想呢？甚至有人说，这是一个闯入华夏文明的魔鬼！商鞅真的有那么“坏”么？这个事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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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里面确实有连坐之法，商鞅变法过程中也确实实行了告奸、连坐制度，但是，告奸连坐制度的目的不是“辱民”，而是针对社会上的五种“乱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连坐制度行之有效。连坐告奸，针对的是犯罪行为，对于安分守己之人来说，不存在什么现实威胁，更谈不上尊严受辱。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安分守己者都是绝大多数，违法乱纪的都是少数。就今天而言，对于违法犯罪行为，普通公民也有检举的权利，区别在于是否连坐。史记上说，商鞅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难道说，当时的秦人脑子都灌水了，被连坐之法逼得相互检举揭发，大家伙还都相当高兴？显然不合常理。所以，辱民的应该不是连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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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弱民》里面最能够让人联想到“辱民”的大概是下面这个句子：“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辱，本来就不是个什么好字眼。这个句子嵌在“弱民”篇里面，很容易让人们与“弱民”、“贫民”比兴，联想起“辱民”一词，认为商鞅是在主张“辱民”，试图通过法令、制度贬低老百姓，使得老百姓在卑微耻辱中生活。按照这个思路，当我们看到《商君书·弱民》里接着说“治民羞辱以刑”，就更加坐实了商鞅的“辱民”主张。这个事，想象一下就令人生气。

“辱民”的“辱”，显然是个动词，即“羞辱、侮辱”、“使人蒙受耻辱”。比如，网络喷子的惯用手法是骂娘、扣帽子：将假想的对手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摁在地上反复摩擦，最好再吐上几口唾沫、撒上一泡尿。此种“辱”针对人的尊严，使人感觉面子受挫、心灵受损。这是来自个人的侮辱行为。商鞅“辱民”的“辱”，显然是一种国家政府实施的公共行为，即统治者采取某些让老百姓尊严受损的方法措施，让老百姓蒙受耻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采取这种方式对待老百姓，那是多么可怕？

所谓“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与这句话相关的，最有可能的是《商君书》里面描述这个情况：在战斗中怕死退避的“千人环规，黥劓于城下。”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割掉鼻子或者在脸上刺字。黥刑，是在脸上刺字；劓刑，是割掉鼻子，这两种刑罚自商朝就存在，是一种耻辱刑，不杀人但损害人的尊严。除了黥刑、劓刑，还有膑刑（剔除膝盖，即孙膑所受刑罚）、刖刑（砍掉脚趾）、宫刑（去势）等刑罚都是耻辱刑。以这种刑罚促使战斗，确实有辱民的意思，但相比砍头来说，这是较轻的惩罚，毕竟对多数人来说脑袋比面子更重要。

剩下的就是“民，辱则贵爵”这句话。而按照很多学者的解释，“民，辱则贵爵”里面，“辱”的意思不是“侮辱”，而是“社会地位低下”。其意思是，当时的百姓因为社会地位低下，感到卑微，因此，对爵位会格外看重、对有爵位的人格外尊敬。所以，《商君书》的“民，辱则贵爵”这句话，描述的是一种现象：在等级社会当中，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有一种基于身份的尊敬。而商鞅所处的战国初期，正是这样的社会。商鞅指出这个社会现象的目的，并不是想“辱民”，或者想着进行“阶层固化”，而是要利用老百姓这种“辱则贵爵”的心理，引导秦国百姓为国效力。我们可以通过《商君书》里面描述的具体举措来探讨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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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君书》里面，“辱”需要与“荣”结合起来，两者比较才能更好的理解商鞅的意思。与“辱”相对应的“荣”就是“光荣、荣耀”，古典社会产生于官方的“荣耀”主要就是官、爵（商鞅那个时代好像还没有牌坊）。官爵能够给人带来荣耀，三国里面的关羽非常看重“汉寿亭侯”这个名头；官爵也能给人带来耻辱，例如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因为“弼马温”这个官衔太小，令其蒙羞。所以，在商鞅看来，“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官爵作为一种赏功罚过的手段，就是一根无形但极有威力的指挥棒，国君是否运用得当，甚至涉及国运存亡：“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

商鞅这么看重官爵的控制功能，不是在凭空臆想，而是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那就是人性本身。“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所以，《商君书》中反复强调人们追名逐利的本性。“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追求安逸，是人的自然属性，追名逐利，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人的社会属性往往超越自然属性。“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利用这一点，引导乃至驾驭被统治者。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

因此，国君要把官爵作为引导百姓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工具：“官爵者，所以劝功也。……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能够充分发挥这一点，可能天下无敌：“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君主不善于运用爵位调动国内百姓的积极性，就号召不起百姓为自己卖力：“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并且，君主一定要把荣耀的源泉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旁落，因为民众一旦可以通过私人路径得到荣耀，就会看不起官爵，即：“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这个道理很显然，百姓如果从卿大夫手里得到官爵，感谢的就是卿大夫而不是国君，他们效力的对象就是不是诸侯的“国”，而是卿大夫的“家”。

国君论功行赏、授予官爵、赋予荣耀的唯一标准就是农战中的贡献大小。“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这样的做的结果就是富国强兵。“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在商鞅看来，国君轻视爵禄、不以农战贡献大小为标准授以爵禄的反向操作，是亡国之俗：“亡国之俗，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富贵之门，存于农战，以农战贡献作为授官予爵的标准，长期坚持，得到的社会效果是：“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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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战慢慢的就会变成社会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显然，用现在的话来说，商鞅变法运用爵位的目的并非为了“辱民”，而是为了重塑秦国百姓的“荣辱观”，要把秦国百姓的荣辱同秦国的国运捆绑起来。由“民，辱则贵爵”所推演出的“富贵之门存于农战”、“以官爵劝功使民”思想，与商鞅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度”比较来看，更显出其实践意义并非“辱民”。这个事，中学历史课本上说的非常明白，商鞅变法的措施之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按照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在世卿世禄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是固定的，社会阶层是固化的，卿大夫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贵族，而老百姓没有任何机会，只能看着爵位卑微的“贵爵”；而商鞅的措施则使得爵位、社会地位具有了流动性，平民百姓也有了上升空间，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普通百姓也能够取得荣耀，从这个角度来看，商鞅变法采取的措施不是“辱民”，而是“荣民”，对平民百姓有利而对旧贵族不利。网上的那些说法显然是望文生义的臆想，把自己的理解——如果那能够叫做理解的话——加到商鞅头上。商鞅时代，诸侯国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很微妙。那个年代，如果一个诸侯国的苛政猛于虎的话，老百姓是可以用脚来投票的。你认为商鞅会在那个年代，制定“辱民”的脑残政策，好败坏秦国形象，让天下人望而生厌却步、没人敢去秦国效力？那不是商鞅脑子出了问题，而可能是你的认识出了问题。

不其山人

2021年7月7日

作者简介：

王林敏：副教授，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法哲学、法律方法论

微信号：nianlun789

Email：david70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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