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国内外的许多人士仍在关注着一批当年从故宫里流散出来的国宝下落,那是1922年至1924年间,末代皇帝溥仪滞留于北京皇宫时,伙同他的“近臣”窃取了一千二百余件书画特品及大量善本、孤本书籍和珠宝古董,辗转运贮于长春伪皇宫内的“小白楼”。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傀儡小朝廷土崩瓦解,这批名贵书画也随之遭到守卫伪皇官兵士的抢掠损毁,从此国宝沉沦,流散四方。往后数十年间,有关这批国宝被劫的各种传闻络绎不绝,由于这桩公案内情扑朔迷离,鲜为人知,更使世人为之茫然。
那么,这批国宝的最后命运究竟如何呢?
监守自盗
1922年,仍住在北京紫禁城的溥仪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他虽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当时军阀混战、政客们朝秦暮楚的局面,使他时刻担忧这个寄人篱下的小朝廷究竟能维持多久。于是在他的亲生父亲载澧以及师傅陈宝琛等少数“近臣”密谋策划下,开始了“狡兔三窟”的计划。
他们深知以后不论是何种出路,金钱总是不可缺少的。他们首先把目标放在各种值钱的书画、古籍及珠宝、古董上,利用溥仪的兄弟溥杰和溥佳每天进宫读书及放学回家的机会,沿用以往皇上赏赐臣工的方式,让他们把各种宋元珍籍及晋唐以来的书画卷轴携带出宫,存放在醇王府;继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装有古物的七十余只大木箱运至天津英租界秘密购置的一幢楼房里藏起来。
这一盗窃行动,一自1922年开始,直持续到1924年11月鹿钟麟将军把溥仪撵出宫廷为止。
一场浩劫
溥仪从皇宫出来后,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安顿下来,这期间溥仪不但经常把书画珍品与古董作为馈赠礼品,并赖此挥霍。1931年10月,溥仪再次潜逃到长春,登上所谓“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后,这批国宝就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到长春伪宫,在一幢毫无贮存设备的独立式建筑“小白楼”内堆放了十四年之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长春尚未收复之前的短暂日子里,日本关东军撤退,小白楼的守卫任务便由伪满军队接替。此时伪宫内部一片混乱。在日军宣布伪满迁都通化后,溥仪仓皇向通化逃窜,仓促中只能从小自楼选择了一百多件书画卷轴及大批珠宝玉翠带走,剩下的千余件国宝则仍锁于小白楼中。
在溥仪一行逃到通化大栗子沟停留期间,曾拿出不少珍宝正器及书画文物从当地土豪士绅那里换取各类生活必需品。究竟在沿途及当地脱手了多少珍宝及书画,现在已是无从相知。
在六十年代初期,通化大栗子沟一位不吐真名的老人曾到北京向琉璃厂古玩店探听古画行情,并出售了一批书画。随着时光的流逝,流散于大栗子沟的书画古物今后也许还会被发现。
再说溥仪出逃后,伪皇宫里私下盗窃伪宫财物开小差的人员络绎不断。此时,有一个伪军从“小白楼”窗外窥见屋内重叠置放的木箱,以为是什么财宝,便破窗而入,开启箱子后,发现箱内满是一具具小木匣,打开小木匣,里面为一卷卷包锦卷轴,美轮美奂,前所未见。他不知这是何物,索性把卷轴打开,只见里面有字有画,此人不知这些东西是否值钱,便随手拿了几件回到大门警卫室,向别人询问。
这批伪军内有几个曾经念过书,知道这些都是值钱的古代书画,于是众人一哄而起闯进“小白楼”争相抢夺。其他不值勤的伪军闻知消息后,也蜂拥而来,参与了一场激烈喧闹的大哄抢。
有的抢得多了嫌整卷书画太累赘,便打开画卷,只撕下其中的绘画部分,而把前后“隔水”的题签及观跋弃置于地;有的没有文化,认为只有画才值钱,因而当打开一个卷轴发现里面都是一字不识的书法作品时,便索性撕个粉碎,以发泄不满的情绪。如绝世稀珍——北宋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的《苕溪诗》等便是因此而被撕成碎片,弃置于地的。也有人因分赃不匀而索性撕碎了事。或一撕为二、一裂为三地各人均分而解决矛盾。如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至少被撕成三段。
更为可恨的是,有一些伪军,因分赃不匀,或为发泄个人的私愤,将画卷撕毁后还不解气,竟然把撕碎的书画点燃,付之一炬。
所幸的是,在这场大浩劫中,同藏于“小白楼”内的大批宋元善本书籍,却因伪军们不识“货”,以为不值钱而置之不顾,基本上得以保存下来。
再度厄运
伪满士兵大都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热河等地,他们抢到书画卷轴后,有的潜逃回乡,把劫来的宝物秘藏起来,有的则流落客地靠变卖抢掠来的书画为生。
今天我先说说那些被秘运回家的部分书画所遭厄运。原来伪军中有不少人属于地主成分,又涉嫌汉奸,多有劣迹。因东北部分地区解放较早,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少人把抢来的书画藏匿于亲朋好友处,回乡的伪军怕被追究,也大都不愿透露自己的经历。更怕抢劫来的卷轴被发现而成为罪证。因而不少人把这些传世国宝秘密隐藏起来。
待到全国陆续解放,继而开展土改,有些伪军家属深怕罪证败露,加重罪责,竟丧心病狂地把珍贵的书画卷轴当柴薪塞入灶炕,一把火烧成灰烬;有的书画被埋于泥土中,与土壤同腐。如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二谢帖》墨迹、《岳飞、文天祥合卷》等多件稀世瑰宝,便是被一个伪军之妻当柴薪烧掉的。而《宣和画谱》著录的唐代大诗人杜牧之自书《张好好诗》等几件极其珍贵的书画则被另一个伪军埋于地下,使稀世国宝潮蚀霉烂而纸绢碎裂、面目全非。
国宝流散
伪军们大肆抢掠后,小白楼里纸绢遍地,箱匣破碎,一片狼藉,书法名画荡然无存。但几乎与此同时,吉林、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东北货”,这是当时书画业的行话,指的便是从长春伪宫流散出来的书画国宝。
这些书画最早出现在长春的街摊上。有些伪军流落他乡,无一技之长,又无亲友投靠,衣食无着之际,便在街头设摊,把那些从伪宫抢掠来的书画廉价出售,以作回乡盘缠及糊口之资。有些深知这些书画值钱的伪军,则把大部分书画秘藏起来,只携带少数几件奔赴沈阳及北平琉璃厂文物店求售。书画业的行家们看到这批曾由皇室珍藏的书画珍品,自然欣喜若狂,纷纷派人到长春出高价罗致。
于是,一时间“东北货”身价百倍,惊动了国民党军政大员、富贾巨绅、鉴藏名家,竞相抬价购藏,于是这批书画的买卖,都是以黄金论价,价格越抬越高。
在国民党大员们大肆搜求之际,国内各地的鉴藏家也见猎心喜、闻风而动。如鉴藏家张伯驹甚至不惜把京中的房产变卖,凑了所需的二百两黄金价款,及时地把卷轴画中时代最早的稀世珍绘——隋代展子虔《春游图》购藏起来,使之不至于流落境外。待至六十年代张先生先后分批将所珍藏的晋、唐、宋、元、明、清大批书画精品全数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化私为公,令人钦仰。
当年这批“东北货”一出现,立即引起国际文物收藏者的注意。但由于洋人购买中国古书画大都通过中国的居间商分散进行,故而时至今日,已无法弄清当时究竟有多少稀世国宝流散海外。据“国眼”杨仁恺先生在美国考察几家大博物馆及私人藏画时所见,他们收藏的中国古书画数量颇为惊人。仅以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目录来看,中国古代书画便有430件之多,其中故宫佚出的书画有17件。弗利尔博物馆庋藏中国历代书画竟达1200余件。其它博物馆及私家收藏的中国古书画也不在少数,即以故宫佚出书画中的宋元作品来说,就有五六十件,明清书画更要多得多了。
这些流散海外的稀世国宝,虽然大部分都处于较好的收藏条件下得到保管,但毕竟已远涉重洋,隶属他人,非我所有,归返祖国之日遥遥无期。
散而复聚
全国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所属各级文物管理机构先是从东北,随之又顺藤摸瓜在全国范围内对故宫散佚书画开展了征集回收工作。
在东北文化部门派出工作组人员的努力下,获得重大突破,于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从各方面收回大批晋、唐、宋、元以来的国宝将近二百种。其中不乏珍品和孤本。如传为唐朝孙位所作的《高逸图》、北宋早期花卉大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东晋王羲之的《雨后帖》、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书画国宝,或收购,或接受捐赠,都陆续由国家庋藏。此后几年,虽又陆续有所回收,毕竟还有不少散佚在外,不知去向。
不料,1963年4月,有一位年轻人携带一包袱破碎书画,来到北京荣宝斋门市部,要求卖出,从中竟拼凑出三十七件《佚目》书画的残迹。如前面提到的米芾《苕溪诗》,已被撕为碎片,经过“国眼”杨仁恺先生耐心缀合,虽引首已残,书法部分损去八个字,却能基本恢复旧貌。小白楼中被撕为数截的李公麟《五马图》下截残跋也在此包袱中被发现。
过了一年,1964年3月,仍是这位年轻人,又带来一包袱破碎书画,经拼凑,发现其中又有包括二十来件书画的残片。
到了1979年,不料辽宁省盖县的一位农民先后两次将他多年精心保存的七件小白楼中佚出的书画送交营口文物收购站。这又一次告诉我们流散于民间的《佚目》书画并未绝迹,只要它们尚存人间,迟早终会露面的。
那么,被溥仪盗出的书法名画至目前为止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几十年来,《佚目》书画(1926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简称《佚目》,这批书画因而又被称之为“《佚目》书画”)的发现比例已达全书的四分之三,迄今尚未发现下落的有三百零七件(其中以明清作品所占比重较大),已知全毁的作品有六件,外流的已知达一百一十三件,私家收藏的为三十七件。
我们殷切期待着目前尚无下落的《佚目》书画早日露面,期待着有更多的《佚目》书画归由国家博物馆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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