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干部就要先干一步，否则就别当干部

1964年3月，陈永贵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寨村干部，靠着不服输的劲头，率先在全国喊出“三不要三不少”口号。

那一年，太多地区因为天灾人祸闹着粮荒，可陈永贵带领的大寨，不但如数上交公粮，村里人还能保证温饱。

1975年1月，赶往北京开会的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可他也成为了新中国唯一一位不脱农籍、不拿工资的副总理，还是一身农民打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还是有名的“三三制”总理。

陈永贵

有人说陈永贵的人生逆袭，并不具备榜样性，他只是特殊年代的产物，生平虽因为有过副总理的身份，而格外显眼。可陈永贵除了推动农业生产真的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成绩，想当年，中央起用这样一位老农，不过是给全国民众，竖起的一杆大旗。

临终之际，陈永贵面对大寨的老干部声泪俱下：“你们也不要掉泪了，我也回不去了，我就是再见上你们一面。我回不了大寨了，我也见不上大寨的人了。你们回去代我问个好吗……大家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没有落下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 还落了一身罪名，挨了这么多的骂”！

的确，当年由陈永贵以及大寨引发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成功，甚至一度在特殊的年代，掀起了危险的政治浪潮，可身为干部，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农民身份，一切工作开展的唯一初心，就是推动国家发展，让新中国的农民好好翻个身！

1980年8月，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他，得以在北京闲居，面对日后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盖棺定论的评价，陈永贵深知：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

可干部落后的，就一定要受到打压吗？对于陈永贵而言，当年的他心心念念的，只有国家工业发展，他才是新中国的“愚公”。

翻翻历史这部书，笔者认为陈永贵这位农民副总理，不该就此被遗忘，而到底他的一生有着怎样的跌宕起伏？笔者很愿意将视角，拉回曾经那个特殊的年代，带你走近一位传奇老农不平凡的一生。

陈永贵是典型的草根出身，1914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一，他降生在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中。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的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个特殊的年份，并没有让陈家人感受到喜得贵子的圆满，反而让他们愁容满面。

昔阳县旧照

动荡的岁月中，新生命的诞生，只会让家庭平添负担，这个本就捉襟见肘的农民家庭，因为儿子的到来更加难过活。

虽然忧叹着时代的动乱，也为孩子的不合时宜而痛苦过，但家人还是为他起名“永贵”，希望他在这岁月中永远平安富贵。

但一切并没有如他名字中所寄托的那样顺遂，战争带来的动乱，使得这一家人四处逃难，他们甚至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无可奈何之下，父亲忍痛卖掉了女儿，妻子和小儿子，带着陈永贵四处逃荒。

在陈永贵5岁那年，他和父亲逃到了大寨，父子两人成为彼此在世上最亲近的人。

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他们，来到大寨后，陈志如依然没有找到谋生的生路，他失去了一切，却还是不能活下去。

走投无路的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把年轻6岁的儿子，孤零零地扔在了世上，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父亲，陈永贵真正成为了一个孤儿。在这天地之间，他无父无母，无亲无故，无依无靠，除了靠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小小年纪的他，不得不挑起命运的重担，为了活下去，他给地主放牛，帮别人收麦子，日子不可谓不苦，好在他坚强乐观，凭借着一口气支撑了下去。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尽管生活痛苦，但他也像寻常孩童一样思念着家人，岁月磨练之下他已经懂得了人情冷暖，知道父亲为了生计，把母亲、姐姐和弟弟都卖走了，他们有可能还在世上活着。

穷苦一家人（非陈永贵）

于是，他把做工之花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寻找亲人上，天不负人愿，在他11岁的那一年，他终于先后找到母亲和姐姐。

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对于亲人的失而复得，他喜出望外。

但命运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母亲和姐姐都无力抚养他，也不愿和他一起生活，无奈之下他只能返回大寨，继续一个人漂泊。

在乱世中飘荡的他，既幸运又悲惨，他没有完整的童年，没有完成的家庭，他在时代的夹缝中生存，为了“活下去”尝尽人间冷暖。

但同时，过早地进入社会，使他铸就了非同一般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些都为他后来的人生做了良好的铺垫。

在经历了悲惨的童年之后，陈永贵对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失望。

他渴求着有人来改变这一切，希望有人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把对农民的压迫彻底瓦解，这是一个农民最朴素的愿望，而在这时，红军的出现使他看到了希望。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与红军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有一次为了给红军通风报信，他还被日本人抓到警察所。

陈永贵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决定跟着共产党走。

1945年，战争打到了昔阳，陈永贵积极参加民兵，反抗日本侵略者，守卫家乡。因为在这场战役中表现突出，他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尽管没学过什么知识，但陈永贵本人却十分有思想，成长经历使他对整个社会知根知底，共产党的到来，使他看到一条新的路线。

他不想只当一个支持八路军工作的农民，他想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为了加入共产党，陈永贵做了很多努力，他重新拿起书本，刻苦学习知识，弥补自己在文化上的不足。

陈永贵

在大寨，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将近30岁，这种看起来书生意气的事情，似乎与他并不相衬。

但陈永贵忽略掉这些冷嘲热讽，一心埋头苦读。

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共产党人被他的一腔志气所感动，终于认可了他。1948年12月，经由贾进才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加入共产党之后，他倍受鼓舞，决心在大寨做出成绩，使大寨旧貌换新颜。

1952年，陈永贵当选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同时，他也是大寨村的生产委员，在他的带领之下，大寨村这个小山村慢慢开始有了改变。

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陈永贵从6岁到了33岁，大寨于他而言已经不是陌生的他乡而成了故乡，这里的人物风情都与他命脉相连。

他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使这里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因为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使他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的道路。

个人命运往往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大寨的命运和中国命运也紧紧相连。

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新政策的出台，使毛泽东意识到了危机。中苏关系在经历了10来年的甜蜜期后降至冰点，苏联撤走了所有的对华援助，新生的中国陷入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959年到1961年国内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田大面积颗粒无收，农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家民不聊生。在这种紧张的背景之下，大寨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支柱。

实际上很多时候，意义是大于形式的，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大寨人民以为灾难终于过去了，他们可以继续安稳生活了。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和平美好的阳光，而是七天七夜的大雨。要知道大寨位于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边缘，周边都是山区，大雨带来的地质灾害，对当地人而言就是致命的灾难。

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大雨引发了严重的泥石流，泥石流顺山而下，将平整的土地和农民的房屋全部冲垮。顷刻之间，大寨人民失去了一切，大寨人民难掩心中的痛苦，看着倒塌的房屋和零落的庄稼，痛哭流涕。

作为大寨干部的陈永贵，必须拿定主意，决定全村人未来的道路。

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路一共有两条，一条是向国家申请援助，另一条则是自己自力更生。

对于大多数普通村民而言，向国家援助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对于国家而言，持续的灾害已经使这片土地支离破碎，处处都需要援助，国家能拿出来的援助并不多。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下，陈永贵站出来了。

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口号一出，大寨人民一片哗然，他们认为陈永贵就是在拿人命开玩笑。

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但靠他们自力更生，如何能够瓦解危机？还有人怀疑陈永贵是为了自己的党内利益牺牲掉了大寨人民的利益。

种种质疑和批判如石头一样，砸在了陈永贵头上，但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靠国家靠自己，把大寨重建！

对于不理解他的乡亲父老，陈永贵耐心地向他们说自己选择这样做的原因，并向他们加油鼓劲，他告诉父老乡亲们：“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田哪有甜上加甜”。

朴素的话语，透露了他那颗无私奉献的心，他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只想号召人们通过拼搏去改变命运。

在他的号召之下，大寨人态度也慢慢发生改变，重建家园的热情日渐高涨，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在经历什么，也知道国家的不易。

经历过乱世之后，他们已经体会到了，一个好的国家对人民命运的重要性。

在陈永贵的带领之下，大寨人民拧成一股绳，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恢复生产上，在辛苦劳作两个月之后，大寨的面貌又是焕然一新了。

被冲垮的房屋重建了起来，被泥石流冲毁的庄稼，又一次在地上绿油油，一切都生机盎然。这一年大战人民不仅没有申请国家援助，在秋收之际，还向国家交了12万公斤的粮食。

大寨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陈永贵立下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他们没有求助于国家，而是靠着辛勤劳作使家园重生。

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危难时刻，经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政府和人民都元气大伤，急需一股精神，把全国人民的斗志抓回来。

而“大寨精神”就成了一个样板和典范，大寨人民具有着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又有着新时代的拼搏精神，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贫困的面貌，在与天斗的过程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64年，毛泽东南下考察，在河北邢台，他会见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向他汇报了大寨的事迹。

陶鲁笳

毛泽东听完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对这一事迹大加赞赏，他兴奋地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认识的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

在毛主席授意下，《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文稿，“大寨精神”一时间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名词。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展起来，作为大寨精神代表的陈永贵，也在全国闻名起来，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而成为模范干部代表。

对陈永贵而言，他的人生就此发生改变，他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民间和官场上都有他的名号。

实际上，陈永贵也的确有着他独有的优点，那就是他坚持实事求是。

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各地都在虚报产量，只有陈永贵坚持如实上报，这是他作为农民的善良诚实本色，这种忠诚本色，为他日后的人生打下了基础。

1967年，十年动荡开始，陈永贵的人生也开始动荡起来。

动荡期间，一切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陈永贵因为名气而被人们信任，他从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一下子成为了“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增补人员，进入了山西官场中心。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能走到这一步，已经算得上祖坟冒青烟。

然而，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

在被毛主席接见之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这个农民，他的采访讲话在报纸上不断刊印，陈永贵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成了中国农民的典型。

这一切都像梦一般，陈永贵，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民，一下子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而接下来的事情，更像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陈永贵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竟这样走到了中国官场中心。

在人们为此事惊叹之时，陈永贵的仕途还在上升中，1973年中共十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在第4届全国人大上，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副总理讲话

陈永贵的仕途，就像样板戏一样，一步一步地，他被裹挟着不断向前，最后像闹剧一样结尾，这种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动荡期间太过寻常。

总之，陈永贵从小山村走向了中南海，无论在他背后有多少势力周旋，这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事实。

在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陈永贵却没有因此飘起来，相反，在这个位置上，他如履薄冰，因此更是尽心尽力，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他深知国家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背后的意图，于是依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把自己活成典范。

作为副总理，他不脱农籍，不迁户口，依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的时间被切割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面上跑，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

他还时常告诉别人，自己依然是大寨大队社员，只要回大寨就会参与劳动。

同时，他不拿副总理的工资，他的收入由大寨给他的劳动工分，和山西省对他的出差补助组成，每月共136元。

这样的陈永贵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很多人像看笑话一样看他的“晋升”，却最终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十年动荡的结束，荒诞的事情也走向尾声。

“农业学大寨”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也因此消弭，陈永贵敏感地感知到这一点，并顺势让儿子为他写下了辞职信，他终于在这一股湍急的激流中退了出来。

那一年，陈永贵已经66岁。

从3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永贵用了33年时间，走完了自己的大半辈子。

一切魔幻的真实的岁月，都成了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而在记忆深处，最令他难忘的还是当年他热火朝天，带领大家与天相斗的日子，还是他一切的起点大寨。

1986年3月26日，72岁的陈永贵因病去世。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家这样评价他，“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劳动、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国家对陈永贵所做的贡献是认可的，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中，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仅是个人的意志，人们不应该因此而苛责他。

相反，在国家危难关头，他带领大寨人民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践行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拼搏精神，鼓舞了无数人，也让国家重振旗鼓。

人们应该怀念他的品质，称颂他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