甑皮岩遗址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的成功之路

【提 要】本文通过回顾和总结甑皮岩遗址发掘研究和保护利用所走过的历程，总结了该遗址在学术研究、保护利用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和体会，并对古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和可操作性的对策。

【关键词】甑皮岩 研究保护 启示

【作 者】周海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桂林541003

甑皮岩遗址位于广西桂林市南郊独山之西南麓，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1965年文物普查发现，1973年、2001年进行两次科学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2001年6月，甑皮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0月，《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编制完成。2003年8月，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利用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11月，《桂林甑皮岩》发掘报告出版。2003年12月，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2004年3月，甑皮岩遗址发掘研究被评为“国家田野考古奖”（二等奖），2005年，《桂林甑皮岩》被评为中国考古发掘报告最高奖“夏鼐奖”。

笔者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具体的工作实践，把甑皮岩遗址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洞穴到名闻学术界的遗址、其发掘研究和保护利用所走过的路子和积累的经验进行回顾与总结，提出一管之见，期能抛砖引玉，为从事文物考古事业的同仁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组织考古发掘的观念、模式创新，坚持保护性发掘

（一）发掘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

目前，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配合基建进行被动发掘，二是出于重要学术研究的目的而主动发掘。而甑皮岩遗址所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则首先是出于保护遗址的需要。1973年春，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政策影响下，桂林市人防办对甑皮岩进行爆破，眼看历经数千年风雨仍然保存在于世的甑皮岩遗址将灰飞烟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桂林文管会的文物工作者阳吉昌、王静宜、赵平等同志恰好来到了这里。他们发现这紧急情况后，马上打报告给桂林市委（时称革委会），要求停止爆破，抢救性发掘这处珍贵的古人类遗址。桂林市委经过激烈讨论后批准了这报告，同意给予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两个月的时间并拨2000元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样才有了1973年的考古发掘。由于发掘取得了重大发现，在原批准的清理期限到后，为了保护甑皮岩遗址，桂林市文管会又斗胆上报市委，请求延长清理时间，并保存遗址。在当时人防政治工程压倒一切的历史背景下，桂林市委常委经研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但却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指示人防办停止甑皮岩人防工程，把甑皮岩遗址移交给市文管办，由文管办继续清理发掘。1973年11月，桂林市委又做出非常重要的决策：保留甑皮岩遗址，筹建甑皮岩陈列馆。1976年4月，自治区民政局、自治区文化局批复同意划拨80余亩地，建立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

因为甑皮岩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使遗址得以保存下来，而甑皮岩遗址建馆则可谓是上世纪70年代广西文化设施建设的大手笔。在当时那种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考古工作者保护文物的那种执著和行政决策者保护文化遗产的那种远见，给我们今天在处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矛盾时提供十分有益的启发。

甑皮岩遗址70年代共发掘约80平方米，尚保留约220平方米的文化堆积。建馆后，出于对外开放的需要，保留了发掘现场，考古探方没有回填。由于遗址底下为地下河，每年雨季地下河水上涨浸泡探方隔梁，严重威胁遗址的安全。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甑皮岩遗址所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学术课题，如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年代、特征、农业的起源、家猪的饲养等等，长期以来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对遗址正确、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甑皮岩遗址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当时考古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全面发掘清理完遗址文化堆积，以获取科学的考古资料，全面认识遗址的文化内涵。二是为更好保护遗址，可以考虑做适当的发掘，以进一步摸清遗址底下的地质结构，制定科学可行的防水加固保护方案。最终我们选择了为保护而发掘的第二种方案，于是就有了2001年甑皮岩遗址的二次发掘。二次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面积仅10平方米。其保护意识可见一斑。同年6月和次年3月，文物与岩溶地质部门分别编制完成遗址保护方案，为确保遗址的安全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二）合作发掘，锻炼考古队伍

当2000年我们在策划甑皮岩遗址的二次发掘时，由于各种原因，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都没有田野考古发掘领队资格，为达到保护和学术这两个目的，我们决定邀请桂林市外的考古科研机构主持甑皮岩遗址的二次发掘。经权衡，我们最终选择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的权威机构，科研力量雄厚，在国内外学术影响大；二是该所派出的广西工作队在队长傅宪国先生的带领下在广西已开展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成果斐然，积累了发掘洞穴遗址的丰富经验。同时，我们还邀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共同参加甑皮岩选址的二次发掘。因此，甑皮岩遗址二次发掘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四家单位共同合作进行的。

正由于采取合作发掘的方式，作为发掘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田野考古发掘理念：发掘最小的面积获取最大的历史信息。二次发掘发掘10平方米却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浮选、取土样（两套，分别用于孢粉分析和植硅石研究）、微痕分析、出土文物表面残留物分析、考古实验等多种获取历史信息的田野考古方法在甑皮岩遗址二次发掘中得以全面运用，这也为发掘工作结束后能顺利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在策划发掘之初，我们就有意让更多的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参与本次发掘，因此参与发掘的同志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外，还汇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及兄弟单位和我馆的考古业务骨干，他们在具体的实践中，通过傅宪国先生的指导，接触、掌握了许多他们以前没有从事过的田野考古新方法、新技术，而傅宪国先生那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全心投入的学者风范和敬业精神，也在感染着参与发掘的每一个人。因此，可以这么说，提高地方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水平，锻炼地方考古队伍是2001年甑皮岩遗址合作发掘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二、多学科合作研究使甑皮岩遗址的发掘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重要学术成果

桂林的洞穴遗址一般只有二三百平方米，面积不大，在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遗址揭露的面积要求尽可能小。在有限的发掘面积获取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这使多学科综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甑皮岩遗址70年代发掘之初，当时主持发掘的阳吉昌先生就意识到多学科参与的重要性，并着手组织开展一系列多学科研究活动。1974年3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银运先生等对遗址出土人骨进行鉴定。同年底，该所的李有恒先生等对出土动物骨骸进行鉴定、分析。1978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黄宝玉先生和王惠基先生分别对遗址出土的瓣鳃类、腹足类动物遗骸进行鉴定、分析。1978~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先生等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4C实验室原思训先生等、上海博物馆王维达先生先后对甑皮岩遗址进行14C样品和陶片热释光样品的系统采集测定。1981年，中国地质矿产部岩溶地质研究所王丽娟女士对遗址采样作孢粉分析。因此，甑皮岩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得到了考古学、年代学、体质人类学、古动物、古植物、岩溶地质等多学科的支持与参与，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公布，引起了学术界对甑皮岩遗址的极大关注。可以这么说，甑皮岩遗址是我国最早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古遗址之一。

2001年甑皮岩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领队傅宪国先生全身心的积极筹划下，更是云集社会及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及相关的科研院所和权威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先生参与负责古动物分析与研究，赵志军先生参与负责古植物的分析与研究，王明辉先生参与负责体质人类学（人骨的鉴定、分析研究），王浩天先生参与负责陶器实验考古，刘建国先生参与负责遗址平面、剖面图的测绘，李淼先生参与负责遗迹及地层平、剖面图的绘制，郑若葵先生参与负责出土文物照相。香港中文大学吕烈丹博士负责古环境分析与研究，石器及骨、角、蚌器的实验考古及微痕分析，出土器物表面残余物研究分析等研究工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王雅芬高级工程师参与负责出土石器岩性鉴定。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岩研究所古陶瓷实验室吴瑞、吴隽博士参与负责陶器成分、烧成温度、陶土来源的分析与研究。此外，甑皮岩遗址孢粉分析报告由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郑卓先生完成，甑皮岩附近现代植物及其植物种类调查报告由广西植物研究所李光照先生完成，而甑皮岩遗址的14C年代则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先生、张雪莲女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4C实验室吴小红女士，中国地质科学院桂林岩溶地质研究所14C实验室王华女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baz Alimanovic及英国牛津大学Thoms Higam Tamsin oConnell进行测试分析；甑皮岩遗址底下的岩溶地质结构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桂林工程勘察院探测。特别是，在发掘前后及整理资料过程中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吕遵谔先生、安志敏先生、仇士华先生和张忠培先生等先后亲临发掘现场考察指导，对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据统计，甑皮岩遗址二次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汇集了国内外18个科研机构、文博单位共50多名专家、学者，涉及了十多个学科，堪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罕见的多学科集团军大会战。

正由于参与人员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更由于主持发掘、整理研究的傅宪国先生周密的统筹协调，使汇集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研究成果的发掘报告《桂林甑皮岩》在甑皮岩二次发掘工作结束后的短短两年内于2003年11月正式出版，这可以说是近年来我国整理发掘资料、出版考古报告时间最快的一本报告。而甑皮岩遗址先后发掘仅90平方米就出版了洋洋60余万字的考古报告，这正是多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

三、精心策划国际学术研讨会，全面提升遗址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

如上所述，甑皮岩遗址自1973年发掘后，曾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1986年10月中国世界史学会在桂林主持召开了“原始社会史暨甑皮岩遗址学术研讨会”，该会就当时甑皮岩遗址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后整理出版了《甑友岩遗址研究》一书，这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甑皮岩遗址的学术和社会知名度。但由于遗址的年代、分期等问题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及九十年代初甑皮岩遗址申报“国保”不成功，甑皮岩遗址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在酝酿2001年的二次发掘时，我们就有借2003年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之机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构想。随着2001年发掘取得了重大发现（证实桂林先民在此居住的时间跨度长达5000多年，并发现距今12000年的陶器、为目前中国最原始的陶器标本之一）及甑皮岩遗址升格为“国保”，甑皮岩遗址再次被学术界和社会关注，我们抓住这机遇开始行动。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向桂林市文化局汇报，在得到市文化局支持后，我们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来甑皮岩遗址考察、指导发掘工作，并就2003年底在桂林召开国际学术研究研讨会与桂林市有关领导达成初步意向。随后我们拟定会议方案先后报桂林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1年7~11月，桂林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批复，同意于2003年12月在桂林联合举办“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该会的筹备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该所凭借其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及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密切联系，邀请众多国内外知名考古专家到桂林参加会议，并在编写出版《桂林甑皮岩》和会议《论文提要》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桂林市人民政府对会议的筹办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九个部委局领导为成员的会议筹备领导小组，全面协调各项筹备工作，并在经费投入上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2003年12月10～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和桂林市人民政府主办、桂林市文化局和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承办的“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在桂林举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仇士华等以及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加拿大、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及中国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考古专家、学者90余人及新华社、中国文物报、中国新闻社、广西电视台、桂林电视台等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会议对甑皮岩遗址发掘工作的科学性给予了一致的肯定，认为甑皮岩遗址的发掘研究向国内外学术界展示了新时期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会议向国内外学术界全面公布甑皮岩遗址历次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肯定甑皮岩遗址的历次发掘与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学术影响。该会是迄今为止关于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规格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国际性学术研讨大会，对桂林、华南乃至东南亚史前考古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进一步扩大了桂林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名城的国际知名度。

四、抓住机遇，编制与实施保护规划，促使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利用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1978年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成立开放，这标志着甑皮岩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正式开始。由于甑皮岩遗址重大考古发现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开放之初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学生、考古专家及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并逐步成为桂林中小学生学习原始社会历史的第二课堂。1986年1月邓小平、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甑皮岩遗址视察，更使甑皮岩遗址成为当时各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末，甑皮岩遗址单一的陈列开放模式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逐渐走入困境。1992年，为摆脱甑皮岩对外开放长期以来的不景气，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和影响下，1993年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采取招商合作的方式，引入社会资金在遗址保护范围之外组建“上古风情园”，推出上古风情表演及游客参与娱乐项目。一时间，前来参观“上古风情园”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甑皮岩很快成了桂林旅游的一个新热点。然而，由于投资者的刑事案件拖累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上古风情园”经历短暂的辉煌后于1994年夏破产。此后，为了解决维护管理费用问题，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一方面引入少额社会资金开设钓鱼、餐饮项目，但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对甑皮岩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进行理性和全盘的思考，于1994年底修订了《甑皮岩遗址规划》（未经过评审），提出建设“原始文化园”的设想。同年桂林市建规局批准修建独山登山道及扩建陈列厅500平方米。1995年区、市计委拨款25万元，修建登山道1000余米，走出了建设甑皮岩原始文化园的第一步。然而，由于后续资金无法筹措，建设中断，整个原始文化园的开放格局最终未能形成，甑皮岩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逐渐走向低谷。

2001年6月25日，正值甑皮岩遗址二次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之时，甑皮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林市人大、政协先后组织到甑皮岩遗址调研。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于2001年9月启动甑皮岩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我馆始终参与其中，把保护文物本体和保护文物周边环境风貌同样重要的理念贯串到规划中去。因为甑皮岩遗址本身只有三百多平方米，但遗址周边的山和水塘，反映了古代先民的生存环境，它们与遗址属于同一生态环境单元，不可分割。如果仅把保护工作局限在遗址几百平方米，那么周围环境就会因失去保护而遭受破坏，遗址也因失去共存的环境而无法彰显其作为人类居所的重要价值，同时，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也没有了发展空间。如此，规划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前瞻性和长远性。此外，在讨论规划定位时，我们充分考虑到文物保护与满足广大青少年科普教育及周边市民休闲娱乐需求相统一，把“考古、科普、休闲、旅游”作为甑皮岩遗址保护规划定位。否则，规划就会失去可行性而变成一纸空文。因此，《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编制得到了桂林市各方面的支持。

2002年10月，桂林市人民政府在桂林举行评审会，评审通过《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2003年3月，该规划又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组织的评审，并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是200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最早编制完成并通过省级评审的文物保护规划之一。

关于《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有几大亮点应特别值得提出来：甑皮岩遗址的面积仅300多平方米，但桂林市批复的保护规划用地却达122公顷。不仅如此，从更好地保护文物、保护生态环境出发，桂林市建设规划部门在甑皮岩遗址保护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了《甑皮遗址保护与利用控制性用地规划》，把甑皮岩遗址保护区西、北边约60公顷的区域纳入规划，在桂林南区依托甑皮岩遗址规划建设一个古遗址文化公园。一个300多平方米的洞穴遗址演绎了一个七十余公顷的古遗址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这在中国文物界恐怕是较为罕见的。

由于甑皮岩遗址保护规划工作起步早，准备充分，其发展思路从桂林到自治区都取得共识，特别是2003年底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桂林召开。这一切促使实施甑皮岩遗址保护规划从2002年10月就提上了市政府的日程。2002年12月，《甑皮岩遗址保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了桂林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组织的评审。2003年4月，《甑皮岩古人类遗址景区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又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组织的评审，并把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利用纳入了国债投资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遗址保护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旅游开发展示工程及旅游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1972万元，其中国债1200万元，地方配套772万元。这是广西第一个利用国债进行保护与利用的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4月，甑皮岩遗址保护利用项目被桂林市政府列为2003年桂林市重点工程，这开创了文物保护项目被列为桂林全市重点工程的先例。

2003年4月，桂林市政府批准成立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建设工程指挥部，同年8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于2004年8月竣工。随着一期工程的建设，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推出了《万年前的桂林人》考古科普陈列，以“考古、科普、休闲、旅游”为主题特色的甑皮岩古人类遗址景区初见雏形，解决南区广大市民没有文化休闲场所的问题，并推动了桂林市南外环大动脉——万福路的开工建设并于2005年12月建成通车。遗址保护与利用取得了跨越式和带动式的发展。

五、结 语

如上所述，甑皮岩遗址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历经三十多个春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有今天可喜的局面，个中体会，有几点较为深刻，归纳总结如下：

（一）发掘与研究是基础

一个史前古文化遗址，其可观性不如地上文物，出土文物的观赏性又远不及历史时代的文物，这些先天不足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史前遗址的认知，限制了史前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我们认为，要摆脱这困境的根本出路是以开放式的理念重视、加强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一个地县级史前遗址博物馆尤应如此。一个地方性遗址博物馆，由于学术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也有限，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全面推进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敞开”遗址和库房，以对外开放的态度邀请一些学术力量较雄厚的学术机构和一些研究领域相关的知名专家参与开展多学科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遗址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其文化亮点，而且能进一步提高地方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而只有把科研工作搞好了、遗址的文化面貌弄清楚了，才有可能为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为遗址的合理利用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持，也才有可能引起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

（二）打造宣传平台

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扎实、严谨、多学科的整理研究固然是提升史前遗址学术地位和影响的基础工作和根本前提，但单靠默默无闻的研究是很难有效及时地把遗址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转化成社会知名度、认同感的，因此必须寻找一种途径或者借助一个平台。根据我们的经验，策划举办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有效的平台。召开学术研讨会的目的就是使众多知名专家、学者汇集一堂，就会议拟定的学术主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交流分享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减少分歧，增进学术共识。其产生的学术影响、宣传张力和社会关注无疑远远大于学者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如果策划得好，充分发挥会议的带动效应和边际效应，那么一次成功的研讨会就很有可能把一个遗址推向社会，把一个远古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成为现代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做好准备，把握机遇，为文物事业创造跨越式的发展机会

文物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三个代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能游离于当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大局，这就要求文物考古工作者特别是文物行政管理者要宏观了解、把握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捕捉稍纵即逝的发展良机。以我馆为例，2000年，正是桂林地市合并进行大刀阔斧城市改造、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之时，我们意识到，随着城市改造的深入、硬件设施的完善，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将日趋重要。而对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桂林来说，保护文化遗产、展现历史个性无疑是进一步提升桂林市文化品位的重要举措。同时，随着桂林核心城区的建设改造的逐步完成，进一步拉开桂林城市构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将成为桂林发展的战略需要。因此，我们感觉到，位于桂林市区南郊的甑皮岩遗址作为探寻桂林历史文化渊源的古文化遗址在未来的几年将碰上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这种判断与认识，2000年我们结合我馆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一个确保，两个盘活”的工作思路：“一个确保”即千方百计确保遗址文物的安全，包括申报“国保”和制定遗址保护方案。“两个盘活”即一是以组织甑皮岩的二次发掘与研究为突破口，盘活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重要成果，并以此策划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扩大甑皮岩遗址的学术影响和社会知名度；二是通过编制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盘活我馆现有地盘及周边区域，推动遗址保护性开发利用取得跨越式发展。在这思路指导下，我们较好地把握住了三次发展良机：一是2001年甑皮岩遗址由“区保”升格为“国保”，我们在文化局的支持下及时启动“国保”甑皮岩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二是借助甑皮岩遗址2001年的发掘，成功策划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在桂林召开；三是抓住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良机，推动甑皮岩保护规划的实施和各项配套设施的开工建设。由于这三次机遇互相联系，一环扣一环，从而形成了各项工作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申报“国保”的成功和二次发掘的重大发现，使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学术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而研讨会的确定，反过来又推动发掘资料的加紧整理和规划评审工作的加快进行。而汇集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研究成果的《桂林甑皮岩》的如期出版和保护利用工程的开工建设，又为甑皮岩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以圆满召开创造了条件。最后，学术研究、设施建设和会议召开取得了“三赢”，甑皮岩遗址因此而名闻学术界，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因此而面貌巨变，桂林文物事业因此而新增亮点，桂林这座有着三万多年人居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名城也因此而更加魅力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