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与婚姻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视为俄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他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等作品有着穿越时间的力量，影响了好几代人。鲁迅说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清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清白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总是能看见人性不堪的一面。屠格涅夫甚至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或许是常人并不能理解的，但是他的妻子安娜却认为他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人”。也正是因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几部作品。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斯尼特金娜的世界。（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作者 | 宗城

✎编辑 | 程迟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号称“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他与列夫·托尔斯泰一道，被认为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两座高峰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白夜》《地下室手记》，至今仍是毫不过时的文学经典。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分析浩如烟海，但在文学之外，这位作家也不乏丰富之处。这篇文章所谈论的，就是爱情与婚姻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这段故事，我们不妨从一个名字说起。

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简短而有力的文字写道：

献给:

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安娜是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译林出版社，2021-5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的对象相比，安娜不算是最漂亮的，家境也不算好，但她具备细心、耐心和慈悲的珍贵品质。在陀氏面临种种困难的时刻，是安娜的悉心陪伴，让陀氏不至于跌入人生的谷底。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临癫痫症、债务危机的违约风险。1865年夏，出版商斯捷尔洛夫斯基与陀氏签订合同，他仅仅以3000卢布的价格，就购得陀氏三卷本全集的版权。陀氏当时急需用钱，没有细看合同条款就签了下来，可是条款里有一条极为严苛的规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在1866年11月1日前交出一部长篇新作，否则将被追缴高额违约金。如到12月1日仍不能交稿，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将永久转归出版商所有。”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埋首于《罪与罚》的创作，《罪与罚》中译本有42万字，我们就可想而知它的俄文体量。一般这么长的作品，很多作家两三年都不见得能写完，但陀氏不但要写它，还要被迫在一年内写出另一部长篇小说，否则他的所有著作就会被出版商据为己有，甚至，他可能因为违约而面临牢狱之灾！

幸运的是，当时仅有十八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出手相助，答应无偿为陀氏担任速记员。

1866年10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仅耗时26天就在安娜的帮助下完成了小说《赌徒》。11月1日，书稿送至出版商家中，由当地警察署长签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躲过违约危机。此后十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持续而饱满的精力，创作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四部长篇：《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世上最纯粹的人”

1866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在认识不到半年后就决定结婚。11月3日，他第一次登门造访安娜和她的母亲。仅仅5天后，11月8日，他向安娜求婚。次年2月，他举办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婚礼。

安娜·斯尼特金娜出生于1846年8月30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一所属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房子里。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葬身的季赫文斯基墓园也在这里。从小，安娜就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她参加节日弥撒、聆听教堂钟声，为自己出生于修道院感到光荣。

安娜的母亲是一个俊美高挑的女人，她“身材修长、匀称，五官长得十分端正，女高音特别悦耳”。她生于1812年，19岁时曾和一位军官订婚，但后者在参加匈牙利战役时不幸战死，安娜的母亲悲痛万分，一度决定终身不嫁。几年后，当地喜欢说媒的妇女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聚会，有两个中意她的年轻人应邀而来，但当有人问起安娜的母亲对那两个小伙子是否欣赏时，她说：“我倒比较喜欢那个总是有说有笑的‘老头儿’。”她指的是安娜的父亲。

与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相似，她的母亲一眼看中的也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两人初次见面时，“小老头儿”已经42岁（他生于1799年）。他们本来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安娜的父亲并不是具有强烈目的性的男人，和别的男人相比，他少了很多攻击性、多了一些可爱和仁慈，他年过四十，面色依然红润、年轻，他们在相处后都不由自主地在意对方、偏爱对方。

多年以后，安娜与心目中认定的人相遇，宛如朝拜宗教一般献身爱情。在某些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德行良好的丈夫，他挥霍钱财，与人出轨，脾气说好听点叫真性情，说不好听就是难相处。

屠格涅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朋友曾抱怨：“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但安娜发自内心深爱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14年使我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上最纯粹的人。”

天使与恶魔的结合

当安娜在大教堂降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正连载在期刊《彼得堡文集》上。时任杂志社主编的涅克拉索夫对别林斯基兴奋地说道：“又一个果戈里出现了！”别林斯基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

他当时沉溺于研究西化思想，加入了激进的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年轻人视作反抗专制的勇士、俄国文学年青一代的表率。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革命活动而被捕，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沙皇宣布大赦，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才免于过早死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年少时有过两段仓促的感情，一次迅速分手，一次遭遇少女拒绝。

处女作《穷人》发表后，他在一次彼得堡评论家举办的文学聚会里迷上了评论家的妻子，此人名叫阿芙多季娅，在当时的陀氏眼中，“天下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阿芙多季娅貌美多姿，众人为之倾心，她虽然已婚，追求者倒是不少。与那些追求者相比，陀氏虽有才华，长相和性格却并不合她的心意。

《白夜 : <穷人>、<白夜>、<赌徒 > 》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在被阿芙多季娅拒绝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沉浸在失恋般的痛苦中。白天和夜晚，他都会想起那副美丽面孔，又为自己被拒绝的事而自卑和沮丧。直到有一天，他在酒馆认识了正处在一段不幸婚姻中的女人玛丽亚·伊萨耶娃。

玛丽亚的丈夫长期酗酒、对妻子施行冷暴力，身处压抑关系里的玛丽亚就像陷入阴冷地牢般渴望逃离又缺乏勇气。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见钟情、鸿雁传书，并屡次大胆地邀请后者到家中做客。然而，玛丽亚同时又是一个歇斯底里、和陀氏一样用情不专的人，在神经质这一点上，他们也颇为相似。于是，当陀氏在信中得知玛丽亚的丈夫去世而迫不及待地写信向她求婚时，玛丽亚却一口拒绝了他，坦承她在异地有了别人。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一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回想起被拒绝的时刻。可是几个月后，玛丽亚又写信对陀氏说：“自己最爱的人还是你。”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容易降智，哪怕是再成熟的人，恋爱也可以让他变成孩子。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顿涅斯克的一处教堂迎娶了伊萨耶娃，他希望能与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死去。但造化弄人，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在莫斯科去世。

除了伊萨耶娃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遇到安娜之前还有一段深刻的恋情。那是一段亨伯特与洛丽塔式的关系，天使和魔鬼的危险结合。

阿波利娜里娅·普罗科夫耶菲娃·苏斯洛娃，这是一位早熟的少女、一个令作家魂牵梦绕的名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她击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的感情始于1861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学演讲。演讲过后，女学生苏斯洛娃向作家寄去了一封诱引的求爱信。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刚满40岁，苏斯洛娃则只有22岁。一边是出了名喜欢年轻女孩的作家，另一边是迷恋深渊的性感少女。他们在聚会里故作正经，聚会结束便在夜里偷欢。他们拥抱、亲吻、享用彼此的身体，在暴雨中震颤，在危险中沉沦，少女犹如献给魔鬼的祭品，供他享用又被他凌辱。

在《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地下室人”之口说：“爱情嘛，乃是自愿赐予被爱者任意施虐的权利。”而他们的关系就是虐待与爱抚之间的反复纠缠，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讳言，自己在这种征服与施虐的关系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位在小说中屡次书写奴役的作家，自己却也享受奴役他人的感觉。而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既是暴露他人的恶，也是在解剖自己、展现自我的恶。

《双重人格 地下室手记》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译林出版社，2004-5

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于少女美好的身体，但后者越发难以容忍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她害怕作家对她只有性、没有爱，也厌倦了一次次充当性爱中被奴役的角色。此时，二人在观念上的差异也变得格外明显。当陀氏向保守疾步而去时，苏斯洛娃正在被革命的烈火所吸引，她厌恶陈旧的一切，渴望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愤怒一击。

1863年6月，苏斯洛娃公开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抗。她接受了西班牙籍医学院学生萨里瓦尔的身体诱引，以此作为对施虐主人的挑衅。她当然知道萨里瓦尔只是一个脑袋空空、只想做爱的萍水过客，但她享受这种逃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中产生快感。主人和奴隶，在这一刻产生反转。又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而他何尝不是跟许多人一样，一边享受背叛，一边又被背叛所伤。

1863年8月底的一天，苏斯洛娃对匆匆赶来巴黎的作家说：“你来得太晚了。”

多年以后，苏斯洛娃曾在日记里回忆道:“每当回忆起两年前的生活，我便开始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第一个扼杀我信念的人。”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苏斯洛娃扮演了不可动摇的重要角色，是他许多女性形象的现实来源。比如《白痴》里的娜斯塔霞、《群魔》里的丽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卡琳捷娜；《赌徒》的女主人公干脆就是作家对苏斯洛娃的称谓：波丽娜。

有趣的是，《赌徒》正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听作家口授速记的。她当然知道波丽娜的原型对丈夫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她在回忆录里对苏斯洛娃只字未提。

一个可疑的爱情神话

与安娜结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情生活终于安定，他的写作之路也在稳步向上。但积压在他面前的，还有赌瘾、敌人、供养家庭，和巨额债务。

在赌博这件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小说有多好、赌运就有多烂。再加上因为其他原因所欠下的债务，有一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俱疲，却还要维持专栏小说的连载。最拮据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典当家里的首饰和衣物，和妻子一起跑去欧洲，借度假的名义躲债。他在信件中感慨道:“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写作的条件恐怕会被吓死。”安娜在回忆录里透露了当时俄国几位著名作家的小说稿酬:

“当时，富裕的作家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知道他们的长篇小说将会被各杂志抢着刊登，因而他们可以拿到每印张五百卢布的稿费；可是穷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说他穷困，是因为他当时欠了一笔巨额债务）却得把自己的作品主动提供给各杂志，而主动提供作品的人总是吃亏的，同样这几家杂志给他的稿费就少得多。比如，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的稿费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少年》则为二百五十卢布；直到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才拿到每印张三百卢布。”

在这种处境下，《俄国导报》的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向他伸出了援手。卡特科夫曾经与陀氏主办的杂志发生过激烈论战，但这丝毫不影响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尊敬。他不计前嫌、慷慨大方，在陀氏还没有写下一部作品时，卡特科夫就慷慨地为他预支了1000卢布。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他从年轻时的西化自由主义者，逐步转向为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沙皇解放农奴的行为，令他对俄国的君主政体产生了臣服之心。在国外的生活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乃至极左派的厌恶，让他后半生坚定了“反虚无主义”和“反暴力革命”的思想底色。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虚无主义大行其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触到很多青年，都被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俘获。他恰恰是厌倦了这种局面，才在《罪与罚》里书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如何被无政府主义所害；又在《群魔》里塑造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狂欢与堕落。长篇小说《群魔》中，斯塔夫罗金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我渴望作恶，我同样也感到满足。”

《群魔》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译林出版社，2002-5

那时候，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松的就是和安娜在一起的时间了。安娜和他的年龄相差20岁，但他们甜蜜如同青春眷侣，陀氏对安娜直白地说:

“我有时会在春梦中梦见你，你会梦到我吗？……你说可能在出国之后我就会对其他女性展开追求，但是亲爱的，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还从未考虑过思念你之外的任何人……而且这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方面比得上我的安涅契卡……我希望你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这封信。”

在回忆录中，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了赞美之词。说起他们一起完成《赌徒》的经历，她说：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聪明、善良，但却遭到不幸、仿佛被大家遗弃的人。”

在这段忘年恋的关系里，安娜成为自愿牺牲的一方，她热情地说道:

“我一心想做他的生活伴侣，分担他的工作，改善他的生活，使他获得幸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我的上帝、我的偶像，我觉得自己乐意终身向他膜拜。”

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安娜整个生活的重心都在围绕作家打转。用今天的话说，她多少有一些“恋爱脑”，在认定一个人后，她具备献身的精神，哪怕为此委屈了自己。她屡次表达自己害怕被陀氏抛弃的念头，一旦他们发生口角，一些不安的想象就会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会胡思乱想，害怕作家先生不再爱她，甚至断定她是一个愚蠢而任性的女人。在一次吵架后，她暗自下定决心：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她抛弃，她无论如何也不回国，而是隐居在国外的某个小乡村里，终身为自己失去的幸福而痛哭。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严重的时候，他会在第一次发作后一个小时又重复一次，在已经苏醒过后，还会痛得大声叫喊两个多小时。而安娜对他悉心照顾，她在回忆录中说:

“在知道他的经济情况后，我对自己和他许下诺言一定要学会料理家务，我还笑着向他保证，要亲自为他做他极爱吃的馅饼。”

《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 》

[俄]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著

倪亮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对家务与其他琐事的操持，让安娜失去了很多自主创作的时间。每当家里来客人（此处指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她就“必须从早到晚‘款待’客人，给他们‘解闷儿’”，这种连续不断的周旋使她疲惫不堪。除此之外，她还需要料理家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焦虑或癫痫症发作的时候陪伴他，她就像是一个作家的“保姆”，照顾作家的衣食住行。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缺乏一定的反省意识，我们不得不看到，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的作家，在性别观念上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因为这种“付出”，安娜曾感慨道:

“（我）没有时间从事我喜爱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我沮丧地想到，整整一个月里我没有读过一本书。”

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性别议题吵起来。安娜对女性承受的苦难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她常常为家庭主妇和底层女性的境遇而感到难过，这种难过不只是道德上的怜悯，也是因为同是女性和劳动妇女而拥有的感同身受。因为“妇女”一词，安娜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过争论，而对于是否该同情俄国的女性虚无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也并不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别观念更加保守，他同情饱受苦难的妇女，但对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却并不特别理解，他对于暴力革命和左翼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抵触，也让他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主义运动不甚积极。

虽然，夫妇二人的性别观念乃至政治观念都并不一致，但他们仍相互扶持走过了14个年头。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安娜都是他最深爱的人，他也是安娜心中上帝赐予的礼物。他们经常斗嘴、磕磕绊绊，到头来还是重归于好、甜蜜如初。

安娜不但悉心处理家务，也跟丈夫一同筹措出版事业。在创作完长篇小说《群魔》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打算自产自销，自己出版这本书。他委托安娜假扮客人，打听不同出版商和印刷商的开销、折扣等计划，掌握与出版图书有关的种种细节。在准备就绪后，夫妇二人自行购买纸张，安排印刷和装订，一口气印了3500本《群魔》，为此还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安娜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

“ 这是 ‘我们合作出版活动的基石，即使在他过世以后，这个出版公司仍然维持了38年’ 。”

他们的尝试大功告成，《群魔》首版3500本售罄，二人从中赚得4000卢布。当时的1卢布约等于今天的100元人民币。

某种意义上，是安娜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专心写作，而不必为家务等事情烦心。尽管安娜在家务上的付出是出于自愿的心态，但这种自愿的背后，也跟社会潜移默化对男性和女性分工的偏见有关。

“男主外，女主内”的叙事，在俄国也同样流行，当我们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屠格涅夫的文学奇迹喝彩时，却罕有在其中看到女性的面貌，女性往往以作家的妻子、作家的情人、作家的红颜知己的面目出现，但那是一种男性作家中心本位的写法，女性自己的创作、她们跟男人无关的那些生活部分，在男性中心本位的叙事里被掩埋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诸如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爱情神话时，不妨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不乏作家妻子与情人的回忆，却很少看到心无旁骛从事创作的女性。即便勇敢如勃朗特三姐妹，实际上也要面对社会偏见的困扰，并常常处于在父权森林中单枪匹马的境地。

所以，安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神话固然美好，但我却希望在新的世代，这样的神话能越来越少，因为它无论是出于多么冠冕堂皇的辞令，本质上都是女性为男性事业所作出的牺牲，而整个社会在漫长的时期内一度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一个女性可以自愿选择打拼事业或成为家庭主妇，但这不等于女性牺牲是一种理所当然，女性的奉献也不是男性退出家务的合理豁免。

因此在今天，比起女性为男性作家奉献的爱情叙事，我更乐于看到男性为女性创作者分担事务；或者爱情与婚姻关系中，双方对生活事务出于平等的协商与分工。毕竟，追求理想不是男人的特权，做家务也不是女人生来就有的责任，一个当代的爱情神话，不该使一方失去追求内心所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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