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诈利，以利动

作者：弹痕

在国际政治中，军事手段似乎被很多人视作最有效，最立竿见影的手段。

俾斯麦的那句“真理永远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总是被无数次的引用，似乎国际纷争的解决之道只剩下了诉诸武力一条。

但那一段演讲中诸如“今日大国为什么要打仗，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一个执政者毫无理由的就要宣战，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战争的理由应当是在战后还能站的住脚的”等词句却几乎不被提及。

那篇他“铁血宰相”威名出处的演讲中，他着重强调的是军事实力对于国家意志得意实现的重要意，而这一强大的力量必须被慎用。

俾斯麦铁血宰相威名远播的背后，却是其长袖善舞的政策一再被将领们无尽的野心们裹挟的无奈：他试图把战争行为纳入他的政治构架之内，以国际局势和政治意图为依据划定战争的限度。

简而言之，他要为战争行为划定一个底线，而这个底线由政治目的决定，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让他的这一构想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普奥战争结束以后，他再一次发出疾呼：“武力的适用一定要慎重，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在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

同时，国家实力的使用要慎重，应当把国家拥有的强大实力与灵活的均势政策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与利益”。

但对于恪守普鲁士传统的将领而言，战争是获取利益和荣誉的唯一手段，战争的底线取决于国家和军队拥有的实力，由战争获得的利益在于战争胜利后能获得多少赔款，能分割敌国多少领土，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利益可言。

普奥战争后对奥地利“过分宽容”的讲和条件让容克贵族们一直耿耿于怀，到了普法战争胜利后，再也没有去管那位年迈的首相“不要过分刺激法国，不要施加羞辱性惩罚”的劝诫，赔款，割地一样不少，一时间德意志帝国风头无二，德意志帝国唯一的荣耀除了军队的尖顶盔外再无其他。1890年，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批准了俾斯麦的辞呈，这位“铁血宰相”走到了政治生命的尽头。

本来在俾斯麦的设想中，统一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应该以扫清统一的阻碍为底线，在获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不过多刺激欧陆其他强国，以免过早落入拿破仑曾经面对的四面楚歌的困境。但将领们对于胜利的渴望太迫切了，尤其是在曾经欧陆第一军事强国法国面前，德意志的军人们面对随手可取的桂冠，自然没有停手的道理。

但德国取代了法国欧陆第一强国桂冠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英国维系欧陆平衡头号大敌的风口浪尖上。在威廉二世和将领们看来，既然德国走上了强国之路，这一天就迟早会来到，根本不足为惧。

可统一之初的德国无论在工业生产总能、重炮产能还是造舰能力上，都和英国存在极大差距，德国既需要时间发展国力，也需要盟友分担压力。但高傲的容克们自信的认为，在德意志强大的军队面前，一切敌人都会被碾为齑粉，德国在20世纪初加紧了高调的扩军备战进程。在德国刺激之下所掀起的军备狂潮之中，德国虽然步步紧追，但始终无法将差距拉平。

1904年，俾斯麦生前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英法停止了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缔结了合约，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陷入了事实上的孤立。1907年英俄签订协约，旨在遏制德国的协约国阵营终于初步成形。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德国不仅没有攫取到当年所希冀的霸权和领土，反倒一次次损失国土，连东普鲁士也成了历史名词。不知道无数次引用俾斯麦那句“真理永远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名言的人们在回首这段往事时，能否读出那位孤独政治家的无奈，又是否能回忆起他对“慎用武力”的几度疾呼。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就指出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作为关系国家存亡，黎民生死的大事，军事手段的使用也就是战争必须有一个强烈而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孙武也给出了解答：利！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

所以，军队的使用，战争的起止，只能以合于利或者不合于利为评判的标准。即便很多人对战争赋予了诸如勇气、荣誉、忠诚等诸多浪漫主义的含义，但这些终究无法作为战争的指导原则，虽然战争的结果能让这些浪漫的设想或多或少得以实现或破灭，但这些终究与战争的主线无关。

战争作为国之大事，它考虑的只能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下，个人的荣辱、普遍的情绪、公众的诉求等等都是需要让路的。战争作为政治斗争一种特殊手段，虽然并不排斥情绪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但情绪始终无法成为战争的推动因素，决定战争的，永远只能是审慎理性的思考。

在一个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社会群体中，社会舆论总是会倾向于将国际争端付诸战争。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既然整体实力增长了，那么动用战争手段展示国力宣示国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道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这样，统一之后的德国是这样，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同样是这样。

处在上升期的社会群体通常有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普通民众短时间内很难从整体实力的飞速上升中感受到实际的利益，通过战争让自己能有一把“大国国民”的自豪感，就会成为最朴素的诉求。另一部分见证了社会巨大变迁的人群，会在强烈的自豪感中把国际争端与自身的荣辱等同，当国际争端出现时，通过惩戒性的战争让自己活得荣誉上的满足，也会是一种普遍性的心态。

但无论如何，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手段，只能服从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国家的政治利益。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中，是否使用战争手段只取决于是否符合当前及长期的政治利益，而与勇敢或怯懦、进取或保守等情感因素无关。

当然，在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怯懦、保守等情感因素确实会导致在应该使用战争手段的时候首鼠两端，但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社会群体，那么自然就只讨论正常的政治环境。如果非要有朋友问：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处在非正常政治环境下的上升期社会呢？那我只能回答，对不起，精神类疾病的认知恰好是我的认知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