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习如何写文章（之三）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9—150页 ）

　　设问，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也是作文一法，所谓“假设问答以寄意耳”。毛泽东善于设问作答，他常常在众人有疑问处设问，在最关键时设问，问在最要紧的地方。如此一问，听众精神一振，都会竖起耳朵等待他的答案。他不仅设问，而且作答，把自己的思考说出来，抒发胸中豪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精心设问作答。凡设问处，皆成名句，这是他文章的一大特色。

　　“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准备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什么叫独立？就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什么叫自由？自由也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自由，人家就要压迫你们。什么叫平等？没有军队，谁同你们讲平等。”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来。”

　　
这里再谈谈“用典”这个修辞手法。“用典”没有被列入8种常用修辞，但它却是毛泽东最喜欢最常用的修辞手法。毛泽东的文章之所以生动活泼，善于用典、旁征博引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此典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939年7月，毛泽东给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时引用了《封神演义》中的典故：“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引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种比兴手法，促使人们牢记“三大法宝”。
注重修辞和文法，是毛泽东文章的一大“秘诀”。
“反复修改，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
文章为什么要修改？诗人于坚说：“在汉语中，修改相当重要，汉语是一种迷宫，只有在修改中，你才逐步接近你真正要说的。”这个话很到位，不过说得有些玄乎。
文章为什么要修改？因为在已经完成稿中还没有达到你要达到的、主管你的人要求的那种样子。所以，你得修改。一般地说，对于文章高手来说，文章是越改越好的。当然，也有越改越差的，那是“二把刀”写手。《尤利西斯》的作者拿着校样进行修改，他坚持要修改五遍，经过他的修改，这本书的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七大上曾经说：文章是逼出来的，牛奶是挤出来的。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他说，他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都是逼出来的。（戴镜元：《一本珍贵难忘的纪念册》）在七大上，毛泽东还说：“大家都讲毛泽东怎么正确，毛泽东怎么正确呢？我头天写的文章，写好了我也要放在抽屉里过两天再改，然后再放抽屉里，然后再查再改。你正确，为什么还改呢？”（赵德尊：《记忆深刻的七大》）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拿洗脸来比喻修改文章：“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看看，这是何等的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毛泽东还引用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毛泽东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同国际友人长征、艾地谈话。艾地问：“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回答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
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道：“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284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前后历时差不多7个月，总共修改了一二十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毛泽东最后才讲：“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
写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时间近半年，倾注了大量心血。
毛泽东这种修改文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穆罕默德说：“用优美的语言宣传你们的教义。”翻开毛泽东的著作，遣词造句，驾虚游刃，行云流水，满纸流芳。作家梁衡说：“毛泽东恐怕是共产党公文中‘最后的贵族’。”毛泽东的文章以及毛泽东如何写文章的论述及亲身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全文完）
（作者胡松涛系作家、学者，著有《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辋·王维》《嚼雪录》等书）

　　

监制：皮钧终审：蔺玉红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实习编辑：周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