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上）

乾隆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他和康熙隔辈儿亲，言必称圣祖皇帝。在父亲雍正这位改革皇帝肃清吏治，匡正天下利税十四年后，他放松了一些政策，希望践行儒家理想当中的“德政”，“仁政”。年轻的皇帝追求内廷的琴瑟和谐，朝堂上的君臣际遇，对母亲的孝行也不断加深。

但是富察皇后的骤然去世，让乾隆性情大变。从此他下江南再不进济南城，所以根本不会有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在富察皇后守孝期间，不仅有皇子们因为不够悲伤而被褫夺身份，和乾隆有主仆关系的旗人也因为私下的娱乐活动掉了脑袋。乾隆十四年，鞍前马后多年的张廷玉，因为退休时没有亲自入宫谢恩，遭到了公开的羞辱。

甚至多年以后，乌拉那拉氏去世，乾隆没有以皇后之礼下葬，引发了汉族文官的上书。他们提到了两位皇后下葬的规格应当看齐，再次触及乾隆的伤疤，被流放到了苦寒之地的黑龙江。

这一阶段，文字狱，对于各级官员的苛责，对盐商的索求无度，都达到了高峰。但是头脑清醒的乾隆，深知满洲皇帝的权力来源，不是儒家经典中的“仁政”，“德政”，而是满洲八旗的骑射，以及充裕的中央财政。他的意识形态不断回归原教旨，对满汉之防也更加敏感。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

此时的乾隆，不仅刚刚送别了自己的母亲，而且25位活到成年的子女，十七八位都已经走在自己前面了。面对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景，老皇帝的心终于柔软下来了。

他念起张廷玉的好，多次赦免了李侍尧的罪，从自己的侍卫里面发现了和珅，并且在日后的岁月里愈加宠信。他还想起了给前朝翻案，不仅翻了父亲那一朝九龙夺嫡的案，甚至曾祖父那一朝多尔衮的案都翻了。

和敬公主生病，七十多岁的乾隆，拖着病体亲自探视，两位白发人四目相对，乾隆又触景生情，想起了和敬公主的母亲富察皇后。

他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同是1778年，欧洲的两位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和卢梭先后去世。他们对于清朝以及乾隆皇帝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们传回的资料和书画。伏尔泰曾经拿着乾隆的诗问腓特烈大帝，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可以写出如此优美而充满道德感的文字。

所以此时，欧洲的精英知识分子那里，乾隆的仍然是郎世宁笔下那位精明而强健的“哲学王”，中国仍然是马可波罗笔下充满机会和财富的地方。

这个幻想，直到十五年之后的马戛尔尼访华，彻底破灭了。使团传回欧洲的报告里，苍老的乾隆皇帝俨然变成了未开化的土酋，运河两岸的船夫面黄肌瘦，满洲八旗徒有其表，满汉大臣们，无论科举出身还是皇亲贵胄，都是一副欺上瞒下，不学无术的派头。

多年以后，不仅 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不屑一顾，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主流。 当中国的知识精英寻找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时，也总把这一事件当作决定性的。 把乾隆的态度视为是冥顽不灵，闭关锁国，自高自大，也因此自食其果。

但是实际上，乾隆是所有人中异常清醒的那一个，他已经从伊犁将军，驻藏大臣和广州商人们的奏折中读到了英国人在中亚印度和南洋的存在，所以他驳斥了马戛尔尼要求舟山群岛中转，要求常驻北京使团的要求。他对马戛尔尼展示的西方科技不屑一顾，对欧洲地理故作无知，只是为了在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当马戛尔尼悻悻南归的时候，他严令广州的文武官员，做好英国人寻衅滋事的准备。

之后，乾隆的政治遗产，不仅让这个政权摇摇晃晃走过了100多年，而且和其他受西方列强冲击的欧亚大帝国——沙皇俄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相比，拿到了一个不错的分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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