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国的郭嵩焘，只因评判西学，就被满清视为“汉奸贰臣”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城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咸丰四年至咸丰六年辅佐曾国藩，协助其创办“湘军”。同治元年被授苏松粮储道，后升迁为两淮盐运使。

同治二年任广东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同治五年罢官归乡，在长沙讲学。光绪元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复起授福建按察使，并进入总理衙门当差。

郭嵩焘是当时满清朝廷里为数不多正视西方列强的人，主张与西方展开贸易发展经济，并主动接触和学习西方社会的相关知识。他在广东巡抚任上就利用国际法从香港引渡回了太平军首领。也正是因为他对西方的态度让他在朝堂起起落落。

不过这些都不是郭嵩焘最重要的履历。光绪二年他成为自清以来中原皇朝第一位驻外使节，这在当时可谓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苏武那样的都不算，那是被扣押、囚禁）

（郭嵩焘像）

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历来只有“蛮夷”派人来天朝上贡。天朝虽然也不时的外派使节，但那都是代天朝皇帝向臣服的番邦宣恩赏赐。或者说“蛮夷”不臣服，连恭迎天朝使臣的资格都没有。

使节常驻也只可能发生在“蛮夷”身上，他们为表示对天朝的忠诚，常常派“要员”入天朝为质或者派人入京以待圣训。“蛮夷”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天朝派遣“人质”？

久而久之“天朝上国”就认为出使外邦如果不能居高临下就是有辱体统、是屈辱。这个情节在韩国的古装电视剧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虽然光绪二年时，满清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同时朝廷为了自强推行的洋务运动也运行十几年了。但是自负的满清上下却依然不肯正视己身的问题，反而继续视西方国家为没有开化的“蛮夷”。

对于自己的失败，满清朝廷并不认为是自身不如西方。他们觉得大清在国体、理法上还是比西方国家要强很多，只是这些西方国家掌握了一些“天朝上国”还没有搞懂的“奇技淫巧”罢了。

满清朝廷认为，一旦通过洋务运动学会了这些“奇技淫巧”，大清必然会再次迎来万国朝贺。基于这么一种观念，满清朝廷一直非常排斥与西方国家互派使节，建立现代外交关系。

说明：英国在互派使节这个问题上很“轴”，一直找各种机会要求互驻使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又因这个问题与满清僵持。沙俄趁机忽悠满清说居中调解，骗取满清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领土。后来在上海修约谈判，英国也拒绝了咸丰以豁免关税换取不在北京驻使节的条件。

1876年英国借“马嘉里事件”逼迫满清朝廷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其中的通商、赔款等条款对于满清政府都不是什么问题。让朝廷棘手的是下面这条：

俟此案结时，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应即由钦派出使大臣克期起程，前往英国。所有钦派大臣衔名及随带人员，均应先行知照威大臣，以便咨报本国。其所赍国书底稿，亦应由总理衙门先送威大臣阅看。

英国要求清政府正式派出使臣代表清政府赴英国赔礼道歉，并作为大清公使常驻。现在明白郭嵩焘为什么突然被朝廷起复了吧，说直白点就是别人都不愿意去，拉他出来背锅的。

郭嵩焘本人其实也不愿意去，因为被正式任命后，他都还没有出使，社会上的讥讽之声就已经不绝于耳，有人专门写了对联嘲讽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朝堂上也有官员公开地责骂郭嵩焘为“汉奸”、“贰臣”。如果不是君命难违，加上他本人心中尚有为国为君尽忠之心，我想他肯定会“宁死不从”。不过此时朝廷还是很理解郭嵩焘的难处，慈禧太后还数次召见郭嵩焘，加以勉励。

光绪二年（1876年）冬，在一片嘲讽和诋毁之声中，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

到达英国后，郭嵩焘按照总理衙门的规定，开始了他在异国的工作。收集整理情报，并寄回总理衙门。为此郭嵩焘走访了英国的很多城市，也参观了学校、教堂、图书馆、工厂、博物馆等许多设施。

最开始郭嵩焘被西方的工业技术所震撼。他亲眼看到农田上的百余种机器时，不由赞叹：“一部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复倍之。”当他看到电话、电报、留声机等最新科技时，一时难以理解其奥妙。以为传说中神仙才会的“千里眼”、“顺风耳”，竟然被一个“蛮夷”之邦变为现实。

郭嵩焘把这些见闻寄回国内，虽然又引起国内的一片嘲讽和斥骂。但是朝廷明白这是郭嵩焘的工作，以及朝廷现在确实也承认洋人在“奇技淫巧”上还是有些本事的。所以这些声音都被压制在一定范围内。

但是郭嵩焘在震撼之余，却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蛮夷”在这些方面比“天朝上国”做得更好？为了找到答案，他更加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和考察西方社会。

很快郭嵩焘就有了自己的答案，首先他发现洋人并不像当时国人认为的那样是不通事理的愚昧之徒，他们在聪明才智上并不弱于天朝人。随后他发现西方的国体更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也让社会更具有活力。

在郭嵩焘看来，议会制度和行政公开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满清朝廷的两大顽疾– 腐败和低效。

最终郭嵩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西方人不是蛮夷，他们完全可以做天朝的老师。为了让朝廷上下，知道现在东西方的真实差距，不再自欺欺人、固步自封，郭嵩焘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整理成册，并寄回国内出版-- 《使西纪程》。

但是这次出版却让他落入了万丈深渊。

和之前向国内汇报西方最近工业技术不同的时，郭嵩焘提及到了一个朝廷不愿意触及的问题，国体问题。在朝廷看来以及朝廷对臣民的教谕中，满清现在的国体就是史上最好的。

而郭嵩焘却将满清对西方国家的失败归咎于国体，岂不是要动摇满清统治的根本。所以这次朝廷也不再维护郭嵩焘了。

一时间群情汹汹。那些忧君忧国的志士们，纷纷指摘、诋毁郭嵩焘，说他“诚不知是何肺肝”，更有甚者说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卖国贼”。

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其故宅。他的朋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这差不多和他的老搭档曾国藩一样，快要被开除湘籍了。

说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被认为偏袒洋人，人们纷纷口诛笔伐，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朝中湖南籍官员纷纷以他为耻，他题写的“湖南会馆”的牌匾，也被摘下并捣毁。

和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守旧派副使刘锡鸿也趁机落井下石，向朝廷弹劾了郭嵩焘三项大罪：

1.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这都是什么罪？只能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者说平等看待洋夷，实则是蔑视天朝自身的恨国行为。国内朝臣纷纷应和，认为郭嵩焘“其心可诛”，比方说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 当时法国新闻配画）

在“群情激愤”下，朝廷先是下令将刊印的《使西纪程》收回禁毁，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8月下令将郭嵩焘调回，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此后的日子郭嵩焘就在地方官员、文人的耻笑、斥骂中度过。光绪九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郭嵩焘病逝。李鸿章曾上奏请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恩准。清廷上谕：“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郭嵩焘去职后，大清仿佛重回正位，洋务运动也蒸蒸日上，万邦来朝的盛世似乎是指日可待。但是郭嵩焘病逝三年后，大清于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十年后庚子国难，京师再次沦陷，“天朝上国”也彻底成为了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