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名门望族为何能延续千年、人才辈出？

　　江南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是杏花烟雨、小桥流水、粉黛人家，在那些至今犹存的古镇、青石铺就的古街上，总能看到一些古藤攀援、青苔铺地的老宅深院，历经岁月风霜的侵蚀却依旧闪亮于历史的长廊，这些便是当年的书香世家、缙绅望族。吴江郑氏，常熟翁氏，毗陵庄氏，宜兴蒋氏，锡山秦氏，甪直沈氏，胶山安氏、荡口华氏，宛山顾氏，村前胡氏……从前，这里的家塾总是飘出琅琅书声，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那许多江南才子，文坛巨擘，科技俊彦，清官廉吏，如星辰一般璀璨地闪烁在历史的星空。如果说，古街旧宅构成村镇的骨骼，不息流水是汩汩的血脉，那么，崇文尚学的家族文化才是造就这一切人文璀璨的根源。

　　被誉为“人文渊薮地，富贵鱼米乡”的江南，唐宋以来人口逐渐稠密，农耕经济日渐繁荣，并逐渐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优良民风，诗礼传家更是望族世家的文化传统。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士族群聚，文教昌明，家学鼎盛，从这些家族中不仅走出了许多影响历史发展的官员，还养育了许多文人俊彦，科技巨擘，文艺名家，成为推动江南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积淀、教育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历史中，这些世家望族子弟走出了无数进士、举人，创造了许多父子、祖孙、叔侄鼎甲、兄弟连元的传奇，如明代的王锡爵、王衡父子，清代的缪彤、缪曰藻父子，汪廷玙、汪学金父子均列科举鼎甲（前三名），庄存与、庄培因兄弟，翁同和、侄翁曾源叔侄，蔡启僔、蔡圣元叔侄，彭定求、彭启丰祖孙，均先后高中状元；而昆山徐氏三兄弟——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徐秉义（康熙十二年探花）更是“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见也”。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三年诞生的十四位状元，清一色是江南子弟。江南人在科场这个万众瞩目的大舞台上，可谓占尽风光。

　　东晋、唐代、北宋三次北民南迁，加上物华天宝、经济发展的孕育，使江南聚集了大量的著姓士族。历史上，无数豪门富族悄无声息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富不过三代”几乎成了家族更替轮回的谶语。那又是什么让这些世家望族历久不衰、才俊辈出？支撑这些家族绵延不衰的秘密又是什么？其实，秘密就醒目地镌刻在门楣上，悬挂在厅堂中。“耕读传家”“诗礼传家”的匾额，揭示了支撑家族绵延发展的真谛，而“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楹联，正是这些家族繁盛不衰最大的秘密。读书最大的益处是教人正心修德，“尊师重道以培书香，持廉立节以敦品行”，以确保家族后代不出庸才，不走歪路。才俊辈出的钱氏，家训更是明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世事沧桑，风云激荡，即便是偏安一隅的江南，也一样风起云涌、危机四伏，也并非没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然而江南的这些文化巨族“花繁柳密处，拨得开；风狂雨急时，立得定 ”，正是读书让人有根基，有定力，浓艳场上有淡泊之守，纷纭境界具镇定之操。

　　江南家族书香文化的兴盛，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首先，家族的聚集奠定了诗书化育的基础。相对战乱频仍的北方，江南远离政治中心，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民性聪慧敏学，加之家风的累世传承，为文教的昌明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宜居的环境也为家族发展、文化孕育提供了基本保障。江南地区自春申君理水之后，纾解了大面积水患问题，大片湖沼、滩地被改造为肥沃的可耕田。同时，江南山温水软，气候宜人，既无北方的高寒，也少酷暑干旱，农耕技术不断提高，唐宋时期已成为富庶之区，是朝廷最重要的税赋来源与经济支撑，故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韩愈《十九送陆歙州诗序》，见《新唐书·韩愈传》。]，“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八·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说。

　　无疑，在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模式的时代，江南必然成为家族繁衍生息的理想之选，也是北方士族避乱南徙的择居之地。相对北方铁马秋风的粗砺环境，杏花春雨的温润江南，吸引了无数北方士族的卜宅安居。明洪武时，有文描述“自大江以南，西浙之郡，号富庶者必称姑苏，次则无锡，盖其田畴丰腴，民物从聚，巨室大家棋布星列，非他州比焉。”[ 无锡州判王中立《华氏传芳集·序》。]不仅可见当时江南经济状况，也大致解释了太湖流域望族群集的原因。而清代康熙首巡江南后写下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诗句，也清晰道出江南经济、人才的繁盛。

　　安定的社会、发达的农耕促成了望族世家的汇聚，也为家族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家族繁衍，除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之外，生存质量的优劣还取决于社会环境和风气。社会安定，民生安稳，家族子弟才有良好的环境安心读书，才可能通过科举入仕来光耀门楣。正因此，偏安的江南不仅成为北民避乱的静土，更是宜居宜业的理想家园。因此，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几次大动乱之后，都有大批北方缙绅士族移居江南。此前，江南地区只有朱张顾陆吴等少量著姓巨族，晋室南渡之后多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江左袁氏、兰陵萧氏等北方巨族，“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又两度导致大批中原士族南迁，如无锡后来影响巨大的杨氏、钱氏、过氏、许氏等，皆为外埠迁入。著姓世族的迁入，不仅为江南输入大批人才，还有资金、文化和技术。同时，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推动了社会阶层构架的解体和重构，官僚社会逐渐形成。一些传统家族通过科举入仕提升家族地位，与成功转型的地主阶层和“由庶而贵”的新贵一起构成了江南密集的望族富户群落。

　　从这些家族的自身诉求看，尚读书、重教育的传统十分悠久，通过科举仕进荣宗耀祖，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既是内在的诉求，也是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要保证子弟拥有良好读书环境，就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温和的民性与尚学的世风，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唯有江南。“几家茅庐护疏篱，红树参差映碧溪。更有幽人读书处，夕阳深巷板桥西。”黄镇的这首《村游即景》描绘的正是江南民间村落一景。江南地区古来私学繁荣，不仅家塾、义学、书院遍布，世家望族更有“手未尝释卷，晚节尤好聚书”的家风，吴越王钱镠就强调“子孙虽愚，书不可不读”，此嘱为钱氏后人牢牢铭记，尚读书成为好家风，从而走出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伟长等众多文化大家科技巨擘。而近代“民族工商第一家”的荣氏，虽然以工商发家，却同样强调读书，认为“读书乃圣贤之根抵”。读书不仅可以陶冶人的气质性情，也是培育人才精英、提升家族地位的重要途径。

（钱锺书、钱学森、钱伟长）

　　江南士族尤其笃信“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无小害者，惟书”，笃信读书是人生最享受的事，是世间最大的清福。清嘉庆四年状元、吴兴人姚文田写下了“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副对联，在此后的两百多年中，不知被多少诗书相传的江南人家镌成楹联，挂上廊柱，奉为真理。正是在这种“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文化的影响下，读书始终被视为强宗望族的致远之路，从而成就了江南家族贤杰云集、家学繁荣的盛况，也由此涌现出不少科甲蝉联、朱紫盈门的科举世家。

　　敦风化俗，成风化人。在文化风气的浸润之下，崇文尚学已成为无数江南人家秉持的家风，书画柔翰，开卷有益，修身齐家，开阖从容。长期以来，民间创立的私学——族塾、家塾乃至书院，与“官学”交相辉映，名师才人开坛设帐，授徒解惑，述道讲学，义庄义塾遍布城乡，文化世家更是家学深厚，滋养品德，注重教化，办学育才成为江南家族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内容。对江南家训稍作耙梳，无一不是将诗书、耕读、教稼等作为中心内容。

（无锡东林书院）

　　《唐氏家训》曰：“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益，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钱塘《钱氏家训》曰：“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姑苏顾氏家谱的《训约八条》中，有“凡我同宗之人，务要遵守祖训，以教子为远图”之训，顾氏明清以降的人才辈出，皆与此有关。锡山秦氏盛于明清，学风浓郁，史上出过33位进士，有“辰未联科双鼎甲”“高玄接武十词林”的佳话。其家训曰：“立名立行只在修德读书”“惟木从绳则正，玉不斫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修德读书”无疑是家族才人兴盛的重要原因。锡山秦氏家谱载，寄畅园创始人秦金的父亲秦霖，教书乡里，手不释卷，精于史书，为人处世和光谦德，在其谆谆教诲之下，秦氏子嗣皆读书有成，其子秦金后来成为明代吏部、兵部尚书，暮年致仕返乡后仍以读书为乐，造福桑梓。明清时期秦氏家族还走出了秦燿、秦德藻、秦松龄、秦道然、秦蕙田等一系列翰苑名贤、文坛巨匠，至近代仍然名贤频出，秦毓鎏、秦邦宪、秦古柳等亦均为一代才俊。

（寄畅园）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韦应物），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名人大家之所以能登峰造极，成就辉煌，名耀千古，言及筚路蓝缕之功，非家学家风之昌盛莫属。这类文化家族强调读书目的，不止于学术器识的培植与教养，还关乎家族成员的道德涵养和义利观念的体认与践行，由此影响到家族的繁衍壮大，绵延恒久。因为，单纯的学识从来不可能单独存在，学识必须与品德修养相辅相成，才能促人正心修身、敦化成学，才能成为衍育成才、造化成家的正能量。

　　江南人深信，养心与读书，修德与尚学从来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江南社会也由此构建了一种向上向善、积极进取的价值共识和道德取向，并成为许多家族世代相继的珍贵人文传统。作家马伯庸曾说：“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就像是一件古董，历经许多代人呵护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地这传承如同古玩一样，会裹上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出古老的气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渗透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世事纷繁，造化弄人，若能胸怀信仰、案有诗书、气定神闲、心窍通透，不亦乐乎？

　　以崇文尚学为重要特征之一的江南家族文化，在立德修身、治家睦邻、尊规守约、教化敦伦、治学济世、廉洁自律等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之后，仍值得借鉴、吸纳与传承，其内涵精髓无论对个体品格意趣的培养，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乃至匡正当下的失范之风，推进社会道德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方志江苏公众号 庄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