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教授李凭：陇西李氏的根源其实在姑臧（武威民勤）

李凭，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前言：宗族发展三种类型

李延寿编撰的《北史》，虽然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却因采用家传体例而屡受学界诟病。然而，家传体例恰恰符合十六国、北朝至隋朝的社会形态，能够反映分布各地的华夏人民在战乱频仍的状况下结成家族与宗族而辗转迁徙的过程，其实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广泛表述各地的他姓宗族之后，李延寿特设《序传》于终卷，集中而翔实地表述自家祖先活动的踪迹，从而弘扬了陇西李氏的历史贡献。在那洋洋一万五千余字中，浸透着李延寿崇敬先贤、热爱故里的情怀，如今读来依旧令人感怀。

澳门大学

关于陇西李氏，早在20世纪中叶就因唐朝皇室的源流问题而引起讨论，其中的纠结已为众知，此处不复悉数。20世纪之末，陇西李氏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张书城教授广征博引，探索源流脉络；张金龙教授辨析真伪，获得真知灼见。21世纪之初，陇西李氏依旧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义康教授论述其两番兴盛亮点，刘可维教授择其一房支脉精确考证，均形成扎实成果。本文旨在借助上述研究成果，以陇西李氏为例而旧话重提，用以探索中古宗族发展的规律。

《北史》中记载的大量宗族，大多经受了社会长期动荡的历练。它们的发展经历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因武功强劲而崛起，因攻战失利而衰颓；其二，因政治发达而隆兴，因权势更替而败废；其三，因坚守学行而生生不息，因传承文化而繁衍成为世家。第一种类型为数众多，第二种类型数量不少，第三种类型难能可贵。当然，其间也不乏兼历两种或三种类型者，陇西李氏就是完全经历过上述三种发展类型的宗族。

由于陇西李氏名闻天下，有关其早期活动的文献相当丰富，除《北史》卷一百《序传》外，还有《魏书》卷九十九《私署凉王李暠传》、《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旧唐书》卷七十三《李延寿传》、《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表》及卷一百二《李延寿传》、《通志》卷二十八《氏族四》以及大量的碑铭等。在这些常见的资料中，都隐含着历史的规律。如《旧唐书·李延寿传》文字最为简洁，仅仅用“陇西著姓，世居相州”八个字，就概括了李氏宗族隆兴于西陲而兴盛于中原的煌煌历史。又如《北史·序传》，内容精详而条理清晰，所述李氏宗族的历史，既有武功的开拓，也有文治的进取，还有学行的追求；既有惨痛的悲剧，又有值得探讨的教训，还有应该坚持的经验。由此可见，李延寿特设《序传》以歌颂自家先祖，不仅仅出于私心，更因为李氏宗族确实是历尽风雨而成为文化世家的典范。

不过，陇西李氏枝繁叶茂，可以历数的头绪颇多。李弇的一系支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其间虽然经历曲折却又连贯承续的缘故。该系支脉的承续顺序为：01.李弇—李昶—李暠—李翻—李宝—李承（姑臧大房）—李虔—李晓—李超—李大师。02.李弇→李昶→李暠→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渊（古代官方文献能查到的只有查到十六国时期前凉武威郡李弇家族）。本质上，姑臧大房中的李大师和李渊乃是同辈。

唐朝李氏皇族始祖 李弇

以下为行文的方便，简称为李弇宗族或李氏宗族。李弇宗族历经反复的残酷战乱，却总能顽强发展，从河西走廊的南端跋涉至其北部的尽头，又从西域东来平城，再从雁北南下中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而不折不挠，毫不间断地生息十代后裔，勾画成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这条轨迹不仅与西晋十六国北朝相始终，而且隋唐以后继续繁衍。值得注意的是，李弇宗族迁徙的经历，既是本身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纵向的文化传承而接受精神的洗礼，从而获得升华；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通过横向的文化传播而扩大影响，进而为西部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作出历史贡献。

一、武装流民投奔凉州

李弇之祖李雍曾在兖州所辖济北和徐州所辖东莞任职太守，李弇之父李柔则转移到西部的雍州所辖北地郡任职太守，这番自东向西的大转移为李弇进入河西走廊埋下契机。《序传》中有关李弇的经历记载如下：“柔生弇，字季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晋末大乱，与从兄卓居相国晋王保下。卓位相国从事中郎。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于张寔，弇亦随焉，因仕于张氏，为骁骑左监。”李弇与从兄李卓生逢中原战乱之际，他们依附于时任西晋相国的司马保门下。司马保是西晋宗室，受封南阳王，曾任秦州刺史、大司马、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等职位，于建兴三年（315）二月进位为相国。所以，李卓任相国从事中郎的时间应该在建兴三年二月之后。司马保虽然位至相国，但是他的盘踞地在秦州，当时秦州的治所在天水郡的上邽县。

河西走廊三巨头：姑臧、神鸟、小张掖

东晋太兴二年（319），前赵刘曜定都长安，司马保遂自称晋王与之对抗。不幸，第二年即太兴三年（320）五月，上邽发生饥荒，晋王所属部众内讧，司马保被部将张春等人杀死。事变之后，司马保的部众溃散，一部分逃往位于上邽西北方向的凉州。对此，《晋书》卷八十六《张寔传》中有所记载：“会（司马）保薨，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此句与上引《序传》所言“（司马）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于张寔”之语可作互证，表明李卓、李弇兄弟从属于这批由司马保帐下投奔凉州的逃亡者，他们抵达的时间应该在太兴三年五月之后。其时凉州被张寔的前凉政权盘踞，治所在姑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卓投奔张寔并非个人行为，也非仅仅与李弇的联手，而是“率宗族”的集体举动。

司马保

宗族是构成古代汉族社会的基层组织，由若干家族组成，家族则由若干家庭组成。由于家庭以血缘相结合，因此家族乃至宗族也以血缘作为维系的纽带。从家庭经家族到宗族，虽然血缘关系呈现为渐次疏远的状态，但是与家族以及家庭相比，宗族组织在规模上具有优势。那些庞大的宗族往往由众多家庭组成，能够相对强劲地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所以，在战乱的年代，孤独的家庭和零星的家族往往处于不堪一击的弱势，而人多势众的宗族则不仅能够担负抵御外敌的责任，而且具有组织生产和联络社会的功能，于是宗族就成为人们避免流离失所和转尸沟壑的荫庇组织。

东汉末年灾患不断，引发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统一的社会局面遭到破坏，人们被迫转移到安定的地区，中原各地不时出现移民运动。西晋取代曹魏以后，社会短暂统一，人民稍获喘息机会。可是，他们刚刚返归旧庐，正待复兴家园，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招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族南下，在五胡骑兵的冲击之下，中原普遍出现较汉末规模更大、迁徙距离更远的移民运动。大量的汉族人民逃离家乡而成为流民，前往虽然偏远但却安定的边疆区域。为了在途中相互扶持和救济，流民群体大多以宗族为单元而转辗迁徙。从那个时期的正史记载来看，汉族流民的迁移路线有以下几个大的方向：南渡长江，前往下游的三吴、中游的湘鄂、上游的巴蜀；北出句注，经雁门，抵河套；东进太行，徙入燕山、辽河之间；西越陇山，沿河西走廊奔波，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远达西域。上述迁徙路线都伴随着长途跋涉的辛苦和不可预测的危险，其中西越陇山的路线是最遥远的，也是最艰难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序传》所言李卓的“率宗族”三个字看似简单，却含义丰富。首先，李卓所率的宗族正是西晋末年翻越陇山的一支流民。其次，李卓在司马保帐下能够获得相国从事中郎的职位，主要原因是他率领着自家的宗族，因为将这支宗族吸纳就能够增加司马保的实力。最后，应该注意到，李卓投奔前凉之后随即被任为骁骑左监；骁骑左监是典型的武职，这表明李卓率领的宗族不但具有相当数量的青壮年，而且还配有相应的武装。倘若上述推测不错，这支不容忽视的宗族，正是李氏此后能够在河西走廊立身发达的强劲支柱。

逃亡到姑臧之后，李氏宗族的力量获得持续稳定发展，这可以从继李卓之后李弇依旧受到前凉重视的事实看出。李弇原本在晋王司马保的帐下和前凉张寔政权之中均无职位，因为他的身份只是随从李卓的宗族成员。但是在张寔之子张骏当政之后，李弇便脱颖而出了。

张骏于东晋太宁二年（324）嗣位，至永和二年（346）去世。他统治前凉二十余年，不仅占据了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而且境内稳固安定。《晋书》卷八十六《张轨附张骏传》记载：“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前凉的国力能够达到全盛状态，与张骏善于引用人才分不开。因此，李弇有幸受到张骏的特别器重，《序传》记载：“弇本名良，妻姓梁氏。张骏谓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孙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启中兴之业，吾方赖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弇。历天水太守、卫将军，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赠武卫将军。”李弇被张骏看重，竟然将他比作东汉开国名将耿弇而寄予厚望，为其易名且委以方面大员的重任。史载李弇的任职是天水太守、卫将军，张骏的意图显然是让李弇经营他所熟悉的位于前凉东南部的上邽一带。李弇没有辜负张骏的期望，这可以从他生前受封安西亭侯和死后获赠武卫将军的现象看出。

如此事实，不仅证明李弇是治理一方的干才，也表明他依旧率领着一支强劲的武装队伍，而这支队伍的骨干仍应是长期随从李卓兄弟的宗族子孙们。换而言之，李弇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依赖流民武装的支持。

二、经营敦煌建国西凉

李弇的发迹为后裔的发展着了先鞭，不过宗族的隆兴则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其间尚有一番跌宕。

李弇之子名昶，《序传》称他“幼有名誉”，《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上》则记载他曾任太子侍讲。李昶本应是一位颇有希望成才的青年，可是不幸于十八岁时早逝。李昶死后留下遗腹而诞的儿子李暠，由其祖母梁氏亲加抚育。孤儿寡妇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然而李暠非但没有夭折，居然还茁壮成长起来，这当然与其背后有强劲的宗族荫庇与支持密切相关。

伴随李暠的成长，河西走廊的政治形势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前凉于东晋太元元年（376）被前秦败灭。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苻坚旧将吕光趁机攻占姑臧，于太元十一年（386）建立后凉政权。东晋隆安元年（397），吕光旧部段业背叛后凉，在张掖建立北凉政权。在此期间，李暠经历过多少世事的磨砺已难知晓，但是他的心中却潜藏着大志。《序传》记载：“凉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长生，简公昶之子也……常与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必有国土之分。家有騧黄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及吕光之末，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昭王为效谷令。”“位极人臣”之语虽然出自郭黁之口，其实正中李暠心怀。乱世是英雄辈出之际，机会终于降临到李暠头顶，他被北凉段业任用为效谷县令。效谷为自古通往西域的要隘，汉晋以降一直隶属于敦煌郡。效谷虽然是北凉领地，但是距离其中心张掖甚远，处于段业难以控制的状态。因此，出任效谷县令后，李暠客观上具有了自立的据点，而李氏宗族也有了扎根的土壤。

吕光建立鸠摩罗什寺

可以想见，此时李暠率领的宗族势力，已经不弱于李卓、李弇兄弟寄身晋王司马保和前凉张氏政权之时，但是其本质上依旧是一股握有武装的流民集团。这样的武装集团可以被封建军阀利用而逞强一时，却难以永久维持其实力。要想保持实力强劲，就必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汉族传统以农业生产为主业，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是土地，人们只有与土地密切结合，才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才能够生存和延续。简而言之，作为流民武装部伍的李氏宗族，只有依托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才能够繁衍壮大。而此时天赐良机，远在河西走廊西北的效谷具有大片适于耕作的良田，成为李暠发轫的根据之地。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敦煌郡”条下引师古注曰：“效谷，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可见，早在西汉统治时期，效谷就是农耕地区，且因居民“勤效得谷”而成为县级行政建制。西汉以后，从下文所引地志可以看出，效谷县的建制一直被保存下来，说明它在汉晋四百年间始终是宜于农垦的区域，经过漫长的岁月而未改变，这样的自然条件当然适合以种植谷物为主业的汉族流民移居。李暠出任县令以后，李氏宗族就自然获得植入效谷宝地的机会，终于能够摆脱疲于奔波的命运了。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的史料阙如，我们只能从作为李氏宗族代表的李暠后来在政治事业上的兴旺状态，以及他在手令诫诸子书中表述的满怀信心，推想其经济基础的积淀应该不薄。

李暠政治事业的隆兴，是从据有敦煌郡开始的，《序传》记载：“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中从事敦煌索仙等以昭王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昭王初难之。会宋繇仕于（段）业，告归，言于昭王曰：‘兄忘郭黁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昭王乃从之。寻进号冠军将军，称藩于业。业僭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构昭王于业。乃以嗣为敦煌太守，率骑而西。昭王命师击走之。”李暠被推为敦煌太守，表面原因是治理效谷县务“温毅有惠政”，实际上还是因为他掌控着一支强劲的宗族势力，这可以从李暠命师击走北凉右卫将军索嗣所率骑兵的事实看出。对于李暠击退索嗣骑兵的情节，《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的记载更加细致：“于是遣其二子士业、让与（张）邈、（宋）繇及司马尹建兴等逆战，破之，（索）嗣奔还张掖。”关于李暠派去击破索嗣的部伍之组成史乏纪录，但是率领这支部伍的将领却写得清楚。这支部伍的率领者，首先是李暠的次子李歆（字士业），其次是其第三子李让，则二人所率部伍的骨干无疑就是李氏宗族子弟。这支李姓子弟兵居然能够击败北凉派遣来交战的骑兵军队，可见实力不弱。依靠宗族的强劲，正是李暠的势力能够很快突破效谷一县之地而扩张至敦煌全境的根本原因。

关于敦煌的情况，《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莽曰敦德。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西汉武帝朝设立敦煌郡是为了安顿屯垦戍边的移民，所以当地居民基本上是汉族百姓。西汉时期敦煌郡下辖六县，这些县治其实就是那些屯垦户的聚居点，效谷在其中排列第三位。通过汉族移民及其后代的辛勤劳作与护卫，敦煌郡一直延续下来。王莽统治时期改称敦德，仍旧保持建制。东汉时期恢复敦煌旧名，《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五》记载：“敦煌郡，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该条之下注引《耆旧记》曰：“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东汉时期敦煌郡已经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界地区的“都会”，其下管辖仍为六县，效谷县依旧居中，排列第三位。西晋时期敦煌郡规模扩大，《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凉州”条记载：“敦煌郡，汉置。统县十二，户六千三百。”西晋敦煌郡统辖12座县邑，户数也较后汉时期大增。效谷县排列居中而靠前，位列第五。

虽然上述地志所载的户数和口数的精确度值得推敲，但其呈现上升的趋势应该可信。西晋时期敦煌郡户数的增长，与此前三国时期经营管理的加强密切相关。《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记载：“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太和中，迁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该传注引《魏略》曰：“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太守。初，燉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訾。故燉煌人以为隆刚断严毅不及于（仓）慈，至于勤恪爱惠，为下兴利，可以亚之。”由上述可知，通过管理得当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敦煌郡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良好环境。所以，后来出现西晋时期敦煌郡规模扩大和户数增加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西晋末年社会动乱，流民成群出现，于是中原人口锐减，边地户数更加增长。敦煌郡的移民也再次猛增。《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可见，就在李暠来到敦煌之前不久，曾有接近二万余户移民迁入敦煌郡。

利用良好的客观环境下，李暠在曹魏和西晋治理者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温毅”的“惠政”，因此受到敦煌护军郭谦、沙州治中索仙等当地势力的拥护，遂使敦煌郡成为李暠施展宏图的适宜平台，具体表现就是建立起汉族移民政权。这个政权史称为西凉国。《序传》记载：“于是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昭王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依窦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内，建元号庚子，追崇祖考，大开霸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备置僚宷。”建立政权之后，李暠继续开疆拓域，推行农垦，发展经济，以巩固新兴政权的统治。《序传》接着记载：“广辟土宇，屯玉门、阳关，大田积谷，为东讨之资……（庚子）五年改元为建初……是岁，乃自敦煌徙都酒泉……于时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昭王（李暠）以纬世之量为群雄所奉，兵无血刃遂启霸业，乃修敦煌旧塞。”巩固政权之后，李暠将国都迁徙到酒泉，形成向河西走廊中部拓展的态势。

凉州

西凉国统治下的基本群众是先后迁居其地的汉族移民；支持这个政权的骨干是李氏宗族以及下文将要述及的与李氏联姻的宗族，处于该政权顶层的是李暠宗室。与李暠的隆兴同步，李氏宗族不仅在效谷县的土地扎下根柢，后裔兴旺生息，进而繁衍至敦煌以及更加广袤的地区，形成诸多支族大房。《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上》记载：“暠字玄盛，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十子：谭、歆、让、愔、恂、翻、豫、宏、眺、亮。愔，镇远将军房始祖也。其曾孙系，平凉房始祖也。翻孙三人：曰丞，姑臧房始祖也；曰茂，敦煌房始祖也；曰冲，仆射房始祖也。曾孙曰成礼，绛郡房始祖也。豫玄孙曰刚，武陵房始祖也。”这里所列仅限于由李暠宗室衍生出来的大房，此外还应有众多其他李氏宗族的支族也在繁衍发展。

要之，在社会陷入长期战乱的情况下，由于宗族组织的规模较大，便于荫庇成员和率领迁徙，也利于在新的聚居地点组织生产和安顿生息，从而获得繁衍与发展，进而分蘖成更加旺盛的宗族。其中，具有经济实力和武装势力的宗族，就会成为地方茂族，或因枝繁叶茂而被称为大房。李弇这支宗族的发展历程正是这样的典型事例。所谓李氏“陇西著姓”，至李暠时期实至名归矣。

三、逃亡伊吾迁徙平城

在接近西域的河西走廊西北境，由汉族建立的西凉国传承了李暠及其二子李歆、李恂两代三主，坚持时间长达22年，最终于北魏泰常六年（421）被河西王沮渠蒙逊灭亡。考察西凉之国运，可以概括为，因李暠的开拓而兴盛，因其子李歆的杀伐而失败。关于此情，《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子士业传》中有所记载：“士业（李歆）闻（沮渠）蒙逊南伐秃发傉檀，命中外戒严，将攻张掖。尹氏固谏，不听。宋繇又固谏，士业并不从。繇退而叹曰：‘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士业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渎涧。蒙逊自浩亹来，距战于怀城，为蒙逊所败。左右劝士业还酒泉，士业曰：‘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蒙逊所害。”关于尹氏太后劝谏李歆的情况，在《晋书》卷九十六《列女·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学，清辩有志节……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业嗣位，尊为太后。士业将攻沮渠蒙逊，尹氏谓士业曰：‘汝新造之国，地狭人稀，靖以守之犹惧其失，云何轻举，窥冀非望！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吾观其数年已来有并兼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今国虽小，足以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且先王临薨，遗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战，俟时而动。言犹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彼若淫暴，人将归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师败，国亦将亡。’士业不从，果为蒙逊所灭。”李歆不自量力且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而穷兵黩武，最终断送了父辈辛勤创建的政权。这正应了本文前言所谓宗族发展类型中的第一种情况，因攻战失利而衰颓是其结果。

李家政权虽败，但李氏宗族犹在。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李氏宗族已经通过联姻、共事等方式与诸多他姓宗族结合起来，在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前文中出现的李弇夫人梁氏的外家、李暠之后尹氏的外家以及曾经推动李暠建立政权的晋昌太守唐瑶，就是与李氏宗族共命运的宗族。因此，李氏宗族犹有复兴的机会。《序传》记载：“宝字怀素，小字衍孙，晋昌太守翻（李暠第六子）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遇家难，为沮渠蒙逊囚于姑臧。岁余，与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众之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为之用，每希报雪。”国破家难之后，李暠之孙李宝等一度被囚系于北凉国都城姑臧。此后岁余，李宝得到机会，与舅氏唐契一同逃亡伊吾，从而臣服于柔然。

唐契的父亲是唐瑶。唐瑶就是当初“移檄六郡”拥护李暠的北凉晋昌太守。唐契之弟名和，在《魏书》卷四十三《唐和传》中有记载：“唐和，字稚起，晋昌冥安人也。父繇（瑶），以凉土丧乱，民无所归，推陇西李暠于敦煌，以宁一州。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北魏），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序传》与《唐和传》均记载，随从唐契、唐和兄弟与李宝逃亡伊吾的部众约为二千余家。此二千余家无疑是唐、李两姓宗族组成的联合集团。该联合集团投奔蠕蠕之后，唐契被委封为伊吾王，竟然未以原西凉王孙李宝为首脑。由此可以判断，在此联合集团中占居主体者已非李氏宗族，而是唐氏宗族，这或许是由于李氏人数较少的缘故。简言之，此时的李宝及其宗族处于依附他族的地位。不过，李氏宗族的苗裔毕竟被保存下来，而其命运之转机也还存在希望。

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河西王沮渠蒙逊之子沮渠无讳被北魏大军败降，太平真君三年西凉国的世仇沮渠氏势力被迫撤离敦煌，李宝趁机率众自伊吾南归。《序传》记载：“属太武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善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太武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已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返归敦煌之后，李宝一方面努力修葺旧都，试图复兴祖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派遣其弟李怀达向北魏太武帝奉表归诚以求庇护。太平真君五年（444），李宝抵北魏国都晋谒太武帝，被拜为外都大官，但结果他和家人均被留在平城。李宝家族被迫与生活在敦煌的李氏宗族分离，这显然出于北魏王朝拔除地方割据势力的策略。

李宝在敦煌重建西凉国的愿望彻底破灭，意味着李氏宗族的复兴必须另辟途径，而不能凭借武装流民重建政权的方式了。

四、身任梁栋德洽家门

幸而，迁徙平城的李宝及其子孙颇能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他们被移植到平城之后，经过一段韬光养晦，竟又发达起来。

李宝生有六子，除第五子公业早卒外，后来都在北魏王朝就任要职。长子李承，受赐爵位姑臧侯，官至龙骧将军、荥阳太守；次子李茂，袭父爵敦煌公，历任长安镇都将、西汾州刺史、光禄大夫等职；第三子李辅，解褐中书博士，历任司徒议曹掾、镇远将军、颍川太守等职；第四子李佐，历任常山太守、怀州刺史、相州刺史、荆州刺史、兼都官尚书等职。

从李家诸兄弟的任职，不难看出东迁之后李弇后裔从武职将领转向文职官员的趋向，这样的变化与北魏王朝中期的政治策略从征伐为主转向以文治居重的大形势是相应的。由于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李家兄弟渐渐成为在异族王朝突显的汉族新贵，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是李宝第六子李冲，他被史家誉为“身任梁栋，德洽家门”的“一时之秀”。李冲生逢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大力推行改制的太和年间（477—499）。太和改制是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场规模恢宏的变革，它广泛总结了五胡十六国至北魏中期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交融的成果，成为汉末以降在中国北方广阔范围内弘扬中华文化的运动。李冲抓住时代机遇，积极向拓跋统治者介绍汉族文化的精华，促进了北魏新制度的建立。例如，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的基层行政组织三长制，就是李冲依据经典文献提炼出来的。不仅如此，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大潮流推动下，孝文帝率领数十万各族军民于太和十八年（494）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深谙传统文化的李冲被孝文帝委以营构之任，担当起新都的规划者，为洛阳恢复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冲先后得到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宠幸，担任过中书令、尚书仆射等尊贵要职。李冲的女儿被孝文帝选为夫人，宠臣加外戚的身份使得李冲之家尤其显赫。可贵的是，在权势隆重的情况下李冲犹能够维护家族的相亲友爱，《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记载：“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颇相忿阋。及冲之贵，封禄恩赐，皆以共之，内外辑睦。父亡后，同居二十余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爱，久无间然，皆冲之德也。”不仅如此，李冲还能关心姻族和乡闾之中的贫困者，《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又记载：“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羇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

李冲“虚己接物”地对待亲属，热情关心族人的整体发展，对于和谐宗族是有益的举动。而且，李冲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将自家与北魏皇室及中原的世家大族联络起来，借以扩大李氏宗族的社会影响。于是，随着北魏政权的南迁，经过李冲这一辈人的努力，李氏宗族不仅在中原扎下根柢，并且发展成为显赫的门阀士族，跻身于一流的世家大族。

祸兮福所倚，李宝被迫东迁，虽然改变了李家将军门庭的风格，却给后辈提供了政治上发展的机遇，从而使其宗族重新兴盛。不过应该看到，李宝的后代能够顺应北魏形势，获得政治上的大发展，其获益的要领在于自李弇至李宝等前辈早就积累起武功加文治的素养。

如前所述，李弇本名良，前凉国主张骏命他改名为弇，理由之一是期待他仿效东汉名将耿弇以建功立业。在《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中，记有一段光武帝刘秀夸奖耿弇的话语，兹引述如下：“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耿弇曾在刘秀规划平定河北与齐地之前建言建策，又在剿灭彭宠、张丰、张步等割据势力之中建立功勋，因此受到刘秀的表彰。在这段表彰之语中，耿弇被比作西汉高祖刘邦手下开国功臣韩信。可见，在刘秀看来，耿弇是像韩信那样武勇与韬略兼具的将帅。由此也可见，在张骏的心目中，李弇并非平庸的武夫，而是具有谋略和志向的将领。李弇能够给张骏留下如此良好的印象，说明他平时已经表现出既勇且智的素养。

李弇智勇兼具的素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后裔。如果说，李弇展现的尚属武胜于文的素质，那么到他的孙子李暠这一辈就转向文武并行双修了。《序传》记载：“（李暠）遗腹而诞，祖母梁氏，亲加抚育。幼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长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李暠幼时就爱好传统文化，因此通晓经史，长于钻研文章的义理。李暠长大以后才学习武艺，不过他学习的武艺并不是单纯地练习功夫，还要诵读孙、吴兵法。孙、吴兵法虽是军事著述，但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文治韬略。可见，李暠后来能够成功地组建西凉政权，不是仅凭宗族武装势力，还依靠着由传统文化养成的施政韬略。

李暠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可以从他与河西著名大儒刘昞相处的事实看出来，《魏书》卷五十二《刘昞传》记载：“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皓（暠）私署，徵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皓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皓。皓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皓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化三略》，并行于世。”李暠不但“好尚文典”，而且爱护从事传统文化著述的专家；刘昞能够研习成为儒学大师，与李暠的热诚鼓励是分不开的。当然，这段记载同时也表明，李暠对于传统文化具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体验。

李暠遗腹而诞，由祖母梁氏抚育成人。他的良好文化素质的养成，与梁氏的悉心教育是分不开的。而这位梁氏，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李暠祖父李弇的妻子。当初，张骏命李弇改名之时，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他的名与妻的姓发音一样，这会对于此后亲家之间的交往有所妨碍。张骏是前凉国主，以他的身份而言，既知道李弇之妻的姓，又建议李弇改名以免忌讳，可见李弇的妻丈家必非平常小户，定是传统大家。所以，梁氏能够担负起孙子李暠的培养教育责任，使他自“幼好学”传统文化，就不足为奇了。

有梁氏这样的祖母，才会有李暠这样的孙子。有李暠这样的酷爱传统文化的祖辈，于是就有了李宝以及李承、李冲等传承文化的孙辈和重孙辈。如果说，生活在敦煌的李暠尚属于文武双修者，那么在平城和洛阳生活的李氏子孙们就大多转化成为修读经史的文职官员了。由此看来，虽然李宝及其后裔被迫迁离了河西，但是不幸之中却蕴藏着历史的契机，因为经此曲折途径，传统文化不但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而且形成回环式的交流。实际上，北魏太武帝取得河西走廊以后，大量河西士族与民众陆续东迁，他们背负着河西的财富与文化来到北魏国都，推动了在平城发生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交流。而李氏宗族成了积极参与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酌上引《刘昞传》可知，李暠“好尚”的文典，虽然当时保存于河西，其实本来是源自中原的儒学经史。可以想见，这些传统文献，经过刘昞等河西儒学家之手整理后，便有了两种前途：其一，继续在河西传承；其二，通过象李宝这样的家族而流传到平城，后来随着北魏国都南迁洛阳而返回中原。随着时代的发展，河西传统文献的两种前途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诚如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隋唐制度渊源有三，河西文化为其一源。不过，经过如此曲折传承的文化，虽然源自于中原，却已不同于原本；换而言之，它既是汉族传统文化，又不同于原先的汉族传统文化。因为，这样的文化，既已受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之熏染，又掺入了那些生活在边地的传承文化者的经验与体会、思索与理解。因此，当它再度与一直保存在中原的汉族传统文化相融汇时，就会影响和丰富旧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于新的政治形势、经济方式和社会环境。李氏宗族的杰出成员李冲，能够以汉魏典章作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并孕育出诸如三长制等行政制度，从而为太和改制运动推波助澜，就是典型的例证。

依仗权势的兴盛，李氏宗族不但显赫于北魏朝廷，而且很快融入中原社会，成为一流的士族。尤其是李冲，能够在北魏太和年间大有作为，与他受到北魏最高统治者的青睐是分不开的。然而，李冲政治地位的显赫也引起了李氏宗族成员的顾虑，甚至连他的二兄李茂都感到担忧。《序传》记载：“（李）茂性谦慎，以弟冲宠盛，惧于盈满，以疾求逊位。孝文不夺其志，听食大夫禄，还私第。因居中山，自是优游里舍，不入京师。卒年七十一，谥曰恭侯。”李茂的态度不是孤立的，李冲的长兄李承之子李韶也曾有过不安。《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记载：“始冲之见私宠也，兄子韶恒有忧色，虑致倾败。后荣名日显，稍乃自安。”李茂和李韶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只是由于孝文帝朝北魏政治比较稳定，他们的顾虑没有应验。不过，李氏兄弟之间却渐渐沿着政治与学行两个不同方向分道扬镳了。

北魏后期，灵太后当政，纷争四起，灾难终于降临到李冲的子孙。李冲的长子李延寔，在孝庄帝朝以元舅之尊居于高位，却也因为有此高贵身份而丧身。《魏书》卷八十三下《外戚·李延寔传》记载：“李延寔，字禧。陇西人，尚书仆射冲之长子。性温良，少为太子舍人。世宗初，袭父爵清泉县侯。累迁左将军、光州刺史。庄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阳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讳，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辞。徙封濮阳郡公，改授太傅。寻转司徒公，出为使持节、侍中、太傅、录尚书事、青州刺史。尔朱兆入洛，乘舆幽絷，以延寔外戚，见害于州馆。出帝初，归葬洛阳。”李延寔性情“温良”，且在朝廷能够虚心让爵，仍不免因身为外戚而遇害。

李延寔之长子李彧，尚孝庄帝姊丰亭公主，与皇家亲上加亲，自然尊贵无比，但也难避灾祸。《魏书》卷八十三下《外戚·李延寔附李彧传》接着记载：“（李）彧字子文，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封东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彧任侠交游，轻薄无行。尔朱荣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进。孝静初，以罪弃市。”李彧被杀，事出有因，但也与他“任侠交游，轻薄无行”而招忌相关。功名利禄来得太轻松，便忘记了祖宗创业的不易，不得善终成为必然。

这真是应了本文前言所谓的宗族发展的第二种类型，李宝后裔因政治发达而隆兴，也因权势更替而败废。

五、研考史学克成大典

活生生的事例促使李氏宗族中游离出一些头脑清醒的成员，他们并不期望政治地位的剧升，却热衷于避世“优游”。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这样的成员也逐渐增多。他们力避政治的态度，促使李氏宗族的门风转向于专注文化素养的修炼，李承的孙子李晓就是这样的典型，《序传》记载：“晓字仁略，太尉（李）虔之子也。少而简素，博涉经史，早有时誉，释褐员外散骑侍郎。尔朱荣之立孝庄，晓兄弟四人，与百僚俱将迎焉。其夜，晓衣冠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晓乃携诸犹子，微服潜行，避难东郡。”李晓生逢北魏末世，命运遂多乖蹇。武泰元年（528年），契胡首领尔朱荣乘乱攻入洛阳，随后在河阴肆意屠戮鲜卑王公与汉族官僚。李晓的三位兄长都死于河阴之变，李晓携诸子侄侥幸脱逃免灾。《序传》接着记载：“天平初迁都于邺，晓便寓居清河，依从母兄崔㥄乡宅。㥄给良田三十顷，晓遂筑室居焉。时豪右子弟，悉多骄恣，请托暴乱，州郡不能禁止。晓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时论以此多之。晓自河阴家祸之后，属王途未夷，无复宦情，备在名级而已。及迁都之后，因退私门，外兄范阳卢叔彪劝令出仕，前后数四，确然不从。”北魏在内耗与外争中分裂成东、西两魏。东魏立都于邺城，李晓随从东迁之后却未投靠朝廷，而是径直投奔清河大族母兄崔凌，借寓其家乡宅。此后，李晓有感于河阴之变造成的家祸，不但自己不去钻营政治，而且训勖子弟们将心思专用于学行。所谓学行，即体现文化素养的学术和德行。此后，因为李氏子弟大多“学行见称”，所以受到舆论的赞扬。通过倡导学行，李晓后裔虽然不能像李冲时代那样飞黄腾达，却能够获得长久平安。《旧唐书》与《新唐书》皆云李氏“世居相州”，所指就是从李晓延续下来的一支宗族。这表明李氏宗族凭借学行而在中原社会获得普遍认可，并因此发展成为文化世家。李晓后裔的经历符合本文前言所谓宗族发展的第三种类型，因坚守德行而生生不息，因传承文化而繁衍成为世家。

从长远看，个人、家庭乃至宗族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家道兴旺之时，理应凭借文化为社会作出贡献；家道衰落之后，更应放宽眼量，坚持文化修养，以维系亲族，共创新的前程。李氏由寄人篱下发展成为历代居住相州的世族，而且受到社会的尊重，靠的既不是武功强盛，也不是政治地位，而是文化素质优秀。可见，虽然武功可以迅速建功立业，政治能够顺势开拓进取，但是只有优秀的文化素质才是宗族继世长存的可靠保障。所谓优秀的文化素质，就是李晓倡导的“学行见称”，它不止于学术精进，更在于德行高尚。继承李晓倡导的学行，李氏后辈们不断身体力行，其中既具有德行高尚者，也不乏学术精进者。

李晓次子李超便是德行高尚之士。北齐末年，晋州白马城遭到北周大军围攻，此时任北齐晋州别驾的李超表现出坚贞的情操。《序传》记载：“及周师围晋州，外无救援，行台左丞侯子钦内图离贰，欲与仲举（李超之字）谋，惮其严正，将言而止者数四。仲举揣知其情，乃谓之曰：‘城危累卵，伏赖于公，今之所言，想无他事，欲言而还中止也？’子钦曰：‘告急官军，永无消息，势之危急，旦夕不谋，间欲不坐受夷戮，归命有道，于公何如？’仲举正色曰：‘仆于高氏恩德未深，公于皇家没齿非答。臣子之义，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钦惧泄，夜投周军。”侯子钦见李超秉性忠义，执意抵抗敌人，只得狼狈地连夜投奔北周军队。旋而，晋州终因守城兵力单薄而被攻破，李超成为俘虏。但由于李超品行坚贞，反而获得敌方的敬重，他便利用机会劝说敌将对残败之城施以“德泽”，以图保全受难之民。《序传》接着记载：“周将梁士彦素闻仲举名，引与言其议。士彦曰：‘百里、左车，不无前事，想亦得之。’见逼不已，仲举乃曰：‘今者官军远来，方申吊伐，当先德泽，远示威怀，明至圣之情，弘招纳之略，令所至之所，归诚有地，所谓王者之师，征而不战也。’士彦深以为然，益相知重。”危难当头，李超不失高风亮节，严厉斥责通敌行径；兵败之后，李超能顾全大局，曲意保全残破之城和落难百姓。如此高尚的德行，不仅在当时受到敌方的敬重，而且事后会成为教育后代的榜样。因为以文化治家而熏陶出来的高尚德行，是有益于宗族复兴的长远举措。

北齐灭亡之后，李超无意与北周合作，情愿归还乡里。隋朝取代周朝之后，李超又屡屡以消极的态度辞却官职。《序传》记载：“（李超）以琴书自娱，优游赏逸，视人世蔑如也。会朝廷举士，著作郎王劭又举以应诏。以前致推迁为责，除冀州清江令。未几，又以疾还。后以资使，授帅都督、洛阳令。彭城刘逸人谓仲举（李超之字）曰：‘君之才地，远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贻时论。具为武职，差若自安。’仲举曰：‘吾性本疏惰，少无宦情，岂以垂老之年，求一阶半级？所言武职，挂徐君墓树耳。’竟不起。终于洛阳永康里宅。时年六十三，当世名贤，莫不伤惜之。”就像父亲那样，李超是一位品性正派而不谋权势的士人，他一直无意于政治而乐意于琴书。李超的德行为子孙树立起正面榜样，但对于他们的仕途却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李超的子孙就只能以文史见长了。

李超的长子名大师。隋朝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之际，李大师在窦建德帐下任职。《序传》记载：“及窦建德据有山东，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师，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毕，还至绛州，而建德违约，又助世充抗王师于武牢。高祖（李渊）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寻平，遂以谴徙配西会州。”李大师曾为窦建德出使唐军，以求和解。不料事后窦建德却违反和约，李大师遂遭受李渊迁怒而受拘留，事后他被徙配西会州。

关于西会州，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灵州大都督府关内道”条有所记载：“会州上，隋会宁镇。武德二年讨平李轨，置西会州。天宝元年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复为会州。永泰元年升为上州。”该《地理志》该条下又记载：“鸣沙，隋县。武德二年，置西会州，以县属焉。贞观六年，废西会州……”综合这两条记载可知，唐朝于武德二年（619）设置西会州，州治位于隋朝的会宁镇，州下辖有鸣沙等县；贞观六年（632）废除西会州，将它一度改为会宁郡，此后又改名为会州。西会州接近凉州的治所姑臧。世间人事似乎真有缘分，李大师的先祖李弇逃亡凉州，曾被前凉国主张骏看中而在姑臧发迹；李弇的后裔李大师徙配凉州，竟然也被当时在姑臧主政凉州的杨恭仁召见而受到礼遇。《序传》记载：“大师既至会州，忽忽不乐，乃为《羇思赋》以见其事。侍中、观公杨恭仁时镇凉州，见赋异之，召至河西，深相礼重，日与游处。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至是无事，而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竟无所得。”当初，张骏器重李弇，是因为前凉政权需要军事人才；嗣后，杨恭仁看重李大师，则是受其文赋的感染。逃亡者李弇依靠武功，徙配者李大师凭借文才，二人竟然各遂所愿，前者得到官位，后者有了读书机会。原来，杨恭仁家中富于藏书，酷爱读书的李大师得到了“恣意”阅读的良机，真是不幸之中万幸。

李大师“披览”群书的目的，是要模拟《吴越春秋》，撰写一部囊括十六国、南北朝以及隋朝的历史著述。经过钻研，李大师逐渐构建起著述的框架；但也由于心怀著史的理想，他对于仕途再无兴趣了。《序传》记载：“居二年，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大师复还会州。武德九年，会赦，归至京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并与大师亲通，劝留不去，曰：‘时属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师曰：‘昔唐尧在上，下有箕山之节，虽以不才，请慕其义。’于是俶装东归。家本多书，因编缉前所修书。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可叹人生岁月有限，李大师未能如愿以偿。

幸亏李大师的第四子李延寿，以文史见长，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新唐书》卷一百二《李延寿传》记载：“李延寿者，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修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初，延寿父大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佗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上之。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新唐书》在盛赞《北史》“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的同时，颇因当时“不甚称其书”而为李延寿鸣不平。《旧唐书》史臣也对李延寿著史之功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其卷七十三《李延寿传》的文末称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诚如两部唐书所赞，李大师与李延寿的成就堪与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巨擘相比拟。他们父子相承，编撰成《北史》和《南史》，该著全面勾勒出十六国、南北朝以及隋朝之际的历史轨迹与众生之相。这两部史书都被后世列入中华传统二十四史之中，而李大师与李延寿也成为流芳千古的史学大家。

《北史》《南史》二书相比，前者又较后者更佳。这是因为，身经十六国、北朝至隋朝的李弇及其后裔几乎都在北方生活，特别是这两部书的策划者李大师与执笔者李延寿对于北方的社会世态体会得最为真切。在《北史》全篇之中，最精彩的篇章是李延寿为自家宗族撰写的《序传》，而《序传》之中更引人的部分则应数对于李弇宗族的描述。这是因为，李延寿不仅在该部分用力更勤，而且笔尖饱含着热爱亲人的深刻情意。

宗族是组成社会的单元，要理解某个时代的社会，就应该了解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宗族，以利从中总结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笔者特意选读《序传》，而且尤其中意于有关李弇宗族之内容，正因这个缘故。

结语：文化传承文明传播

李氏宗族枝繁叶茂，本文仅从《序传》中抽取从李弇传承十代至李延寿的一系支脉加以探讨。李弇宗族饱经漫长岁月洗礼，虽屡历颠沛却坚持不懈，终于从饱经历练的将军门庭脱胎成为学行儒雅的文化世家。李弇宗族的迁徙经历表明，坚持昌明的法宝，既不是武功，也不是权势，而是学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实在是治家治族的真理。

李弇宗族的历史中，有诸多值得探讨的内容，比如移民与迁居地的结合问题，又如宗族组织的社会作用问题，尤其是文化的传承与文明的传播问题。

晋末至唐初的三百年中，有数不胜数的流民在迁徙，李弇宗族是跋涉得最遥远的。这支宗族的成员曾经远抵古代西域的东端，在目睹边地的景致中体验过异族的文化。他们的血液中，浸透着华夏的传统文化，又在一代接一代纵向传承的过程中不断汲取着来自异地异族的新鲜文化。

晋末至唐初的三百年中，有数不胜数的移民扎根于边地新区，只有少数能够重新返回中原，李弇宗族则在历经曲折之后来到中原；再度返回中原的移民，大多沉寂世间，只有个别兴盛昌明，其中佼佼者就是李弇宗族。这支宗族的成员往中原带回了保存在河西走廊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文化，虽然本源于中原，却已饱含着移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周边各民族文化的体验。它在中原横向传播开来之后，就会促进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推开来看，正是自古以来众多宗族的迁徙活动，造成了如今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李弇宗族则是为此而着力推动的典型例证。

附言：本文是笔者于2018年10月11日在甘肃武威召开的《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陇西李氏名闻天下，武威旧地为十六国北朝时期陇西重镇姑臧，李氏在本地的名声更是老幼咸知，学界熟谂。这次到武威开会，以陇西李氏中的支系李弇宗族为题，试图从文化传承的角度重新审视它的历史意义，这样做颇有弄斧之嫌。不过，讨论“一带一路”涉及的历史问题，陇西李氏是避不开的重点，也正好可以作为向当地学者请教的好课题。于是，作此抛砖之举，期待诸位贤达多多指正。

本文原载于：李凭|李弇后裔的迁徙经历与文化传承——《北史•序传》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