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山雨——孙吴中后期的政争与嬗变：（六）虎子失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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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尚书小嘉字文可

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刚刚升任丞相的诸葛恪率领大军进入魏国淮南。诸葛恪相当重视这次出兵，为此特地联络蜀汉姜维响应齐攻。此时的蜀国朝堂中，屡屡掣肘姜维的大将军费祎方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身亡，姜维得知后欣然应允，领军数万围攻南安，尚未从东兴大败中走出来的曹魏，又面临了蜀吴全力夹击的险境。

[1]光荣《三国志13》中的老年姜维形象

诸葛恪初入淮南之时，本只想做一次武装强拆户，在当地掠夺人民资源回国，然而有人建议道：“丞相这次前来，可以先围困新城，与来支援的魏国大军交战。”诸葛恪对现在吴军的硬仗能力很是自信，立刻同意了这个围点打援的建议，直奔新城。

司马师对于这两方夹攻不敢怠慢，让自己的叔父司马孚也率领号称二十万的大军赶赴合肥。但让司马师苦恼的，是现在东兴新败，士气低落，魏军诸将不像之前一样摩拳擦掌打算立功，如果再进军交战，岂不是正好中了诸葛恪的圈套？

因此部下虞松建议说：“现在诸葛恪所想的，只是想让我们和他一战罢了，如果他攻城不下，自己的军势就会大为折损，现在诸将不愿意进军反而是有利的因素。至于姜维那一边，粮草难以运输不能持续进军，只要让西北关中的军队前往支援就一定可以退敌。”

司马师深以为然，按兵不动，不对新城支援一兵一卒。诸葛恪不但等不来司马师的大军，甚至连扬州都督毌丘俭的援军都看不见影子，只好假戏真做，猛攻合肥新城。合肥是孙吴进攻魏国的必经之地，而合肥新城更是曹魏名臣满宠开发的坚固要塞，虽然此时只有一个小将张特带领三千士兵防守，但诸葛恪的大军却急攻三个多月都难以攻下，反倒是吴军伤亡惨重。诸葛恪因此恼羞成怒，只觉得是部下给自己出了个馊主意才落到如此地步，再也不想听别人劝。

吴军毕竟势强兵多，张特眼见兵士伤亡过半，城墙工事也几乎全被吴军捣毁，只得出城向诸葛恪请降。诸葛恪也受够了拉锯攻城战，下令准降，不料张特派来的使者却讲起了条件：“按照我们魏国的法律，只要守城百天后投降，家属就可以不用受到牵连。现在城里还有半数不愿意投降，只要您肯同意宽限几日，我回去就可以说服另外一半，我家将军愿意送上自己的官印来表示诚意。”

实际上，准许守将守满规定日期再投降的，在三国里并非仅此一例。诸葛恪思前想后，还是同意了张特的请求，并且拒绝收下官印立刻撤围，以此来表示吴国的宽宏大度。张特眼见吴国撤军，趁夜里拆除城内房屋的建筑材料，火速修补城墙，等到第二天，诸葛恪来到城前准备受降的时候，张特却站在城墙上向着他大喊：“我只有拼死作战而已！”诸葛恪大怒，传令诸军再次攻城，可吴军眼见因为主帅的决策失误还要白白增加这么多的工作量，登时士气便去了一大半，第二波攻城效率可想而知。

诸葛恪虽然也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角色，但在有生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算无遗策，从来只有他耍别人的份，哪里禁得起这样的屈辱和失败？更绝望的是，天气已经进入了盛夏，不断有兵士中暑不说，出入都要和尸体（主要是吴军自家的）打交道的军营环境卫生条件极差，导致军中爆发了瘟疫，不断有士兵出现腹泻、浮肿等症状，所谓“二十万大军”，到了后来还能上阵的数量已经不足一半！

诸葛恪虽然以才名称，但是并不具备做一个领导乃至枭雄的必要素质，这个时候，他性格中刚愎自用、过度自负的特点，更酿成了足以致命的缺陷。再次失利的诸葛恪已经几近疯狂，为了自己“诸葛丞相”的威名，不惜把所有底牌都拉上这场关乎国运的生死赌博。听到有人议论各营瘟疫形势，诸葛恪立刻扬言要把危言耸听、祸乱军心的兵士处斩，而出身吴郡朱家的名将朱异对诸葛恪的作为提了点不同意见，诸葛恪就干脆强行夺了他的兵权把他遣送回国。

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标志，因为这意味着吴地本土家族内，已经有成员和诸葛恪之间的矛盾到了不可调节、不可合作的地步，吴军正面临着人心离散根本打不下去的崩盘形势。听说敌军如此，本还怯敌的魏军诸将纷纷请命出战。但司马师倒是仍然不敢轻视吴军曾经超水平发挥的野战能力，利用自己的权限压住了诸将出兵之议。

应该说，虞松当初的建议完全建立在“合肥新城能挡住吴军”的前提之上，然而实际上，这个前提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偶然因素才得以实现。倘若诸葛恪没有相信张特的诈降，那么合肥新城能否被顺利攻陷，继而成为三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大概永远也只是一个“如果”了。

进入秋天七月，诸葛恪终于放弃攻城，向着吴军领域撤退。司马师这时才派遣文钦追击败兵，吴军落到最后的基本都是无法跟上大部队的病号，看见魏军的追兵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在绝望中被魏军踏死、杀死的吴军不计其数。

即使勉强跟上了大部队，也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得到好运，吴军回国过程中，也一直有士兵在掉队、死亡，一路上随处可见倒地、呻吟、趴在地上等死的伤病吴国士兵，其状惨不忍睹，而魏军光是文钦上报的斩获数量就有一万余人（文钦虽然喜欢虚报战功，但是他也是魏军虚报战功的重点打压对象，这个数量可能相对接近真实）。就在吴军垂死挣扎之时，他们的主帅诸葛恪，却在前方泰然自若，视若无睹，仿佛走在建业街道上一般。这位诸葛丞相北伐曹魏的宏愿，最终成了一场带给自己国家的深痛浩劫。

未来的曹魏名将邓艾，对诸葛恪此败有着一番不容忽视的评论：“孙权死后，大臣尚未诚心归附，吴国的名家大族，都有自己的私兵，凭借武力和权势，足以盘踞一方。诸葛恪刚刚秉政，国内没有威望显著的人主，却热衷对外用兵，暴虐对待人民，把全国的兵力全都葬送在坚城之下，死者数目要用万来算，收获了无数祸患而归，这正是诸葛恪获罪的末日。当年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被当时的君主任用，君主死亡之后就马上失败。况且诸葛恪才能不如这四人，却不考虑大的祸患，他的灭亡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2]光荣《三国志13》的邓艾形象

应该说，邓艾对于诸葛恪的评价并不完全准确，要知道，诸葛恪获得执政机会和空前威望，都是孙权病重、死亡后才有机会的事情，不能说是孙权留下的老本。但即使是亲眼看见了诸葛恪不断在军事上犯下失误的邓艾，也仍然将这次失败归结在“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的大背景之下。这虽然不能成为给诸葛恪开脱的理由，但吴国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让敌国将领都如此印象深刻的地步，孙吴政权大族林立的政治副作用也从此可见一斑。

大败而归的诸葛恪不愿回到国都，反而带着残兵跑到小岛上又住了一个月。诸葛恪这样的作为让吴国君臣大为不安，皇帝孙亮反复下诏催促诸葛恪回京，诸葛恪这才不情不愿地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了建业。

诸葛恪回到建业以后，第一反应却是找下诏反复催促自己的人问罪。阎王开罪不起，那就从小鬼下手，诸葛恪把新中书令孙嘿召了过来大骂了一顿：“你们怎么敢如此僭越，数次对我下诏！”

孙嘿被骂得莫名其妙，我只是每天上班打卡，没有半点权限，这个事情怎么说也不该由我负责啊？被不明不白痛骂了一顿的孙嘿越想越怕，干脆称病回了老家，从此这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再也没出现在《吴书》之中。但正所谓打狗看主人，想必有一定实权的小皇帝孙亮听说，也会对诸葛恪如此骄狂厌恶至极。

关于接下来诸葛恪的作为，大多数人的解读都相当一致：骄矜的诸葛恪回京以后已经精神错乱，不知醒悟，居然还大肆在朝廷和禁军里任用私人，动不动就怪罪官员，因此理所当然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而在我看来，诸葛恪在政治上是很典型的政客思路，他这时的作为，其实未必是因为已经彻底癫狂的缘故，反而是在以一个政客的本能实施自救。

对威望下滑到谷点感觉恐惧的诸葛恪，也知道自己现在人心离散，甚至可能因为其过于自负的心态，感觉朝廷的各层官员已经几乎无人可信。因此，他试图采取任用亲信的方法来强行把控住局势，把自己的权位牢牢握在手中，并且还在计划通过再次出兵的方式东山再起。孙吴权臣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把控朝堂，并非是诸葛恪的专利，但此时诸葛恪的政治花呗，经过他的昂贵自救计划之后已经严重超支，各层人物对这位权臣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点。

[3]光荣《三国志12》中的诸葛恪形象

诸葛恪在宫禁以内裁员提拔，实际上是把手伸到了孙峻的盘子里，这让他对这个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合作伙伴感觉无比厌恶。于是孙峻干脆向孙亮建议，借由布下鸿门宴将诸葛恪强行诛杀。孙亮也对诸葛恪日渐跋扈的胡作非为感觉忍无可忍，便准许了孙峻实施计划，君臣合谋打算清除这个已经成为国内大患的权臣首相。

诸葛恪虽然自负，但无功受禄的慰劳宴会还是让久经政坛的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的味道。此时诸葛恪虽然看起来权势滔天，却也知道自己已经并非能够无视反对派而安坐大位，陛下有旨如果不去赴宴，岂不是代表着公开和皇帝作对？

诸葛恪在宴会约定前夕翻来覆去，彻夜不眠，最终还是决定前往宫城赴宴。孙峻怕事情泄露，亲自来皇宫门口迎接诸葛恪赴会，并表示如果丞相身体不适可以改日再办，诸葛恪也自然而然地表示婉拒。实际上，诸葛恪安插在宫内的亲信张约、朱恩已经起了作用，看孙峻和诸葛恪分开后，他们立刻秘密向诸葛恪递纸条通风报信，表示这场宴会风向可疑，不得不防。

[4]光荣《三国志12》孙亮形象

送诸葛恪入宫赴宴的，还有在北伐中负责后勤工作的二号人物滕胤。诸葛恪给滕胤看了字条后，他立刻大惊失色，劝诸葛恪罢会回家。诸葛恪此时还是不想给人放皇帝鸽子的口实，觉得宴会不能不去。或许也是想给自己打气，诸葛丞相颇为自负地说：“怕什么，这些人顶多在酒中下毒而已。”

滕胤目送“树旗”无数的诸葛恪带着两员亲军将领张约、朱恩走入了举办宴会的宫殿，始终放不下心来。事实上，滕胤也没有想错，这是包括他在内的吴国群臣见到诸葛恪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