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以个人视角讲中华史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刘一颖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历史长河缓缓流淌，定十二点坐标，勾勒出个人视角下的中华史版图。

继《南渡北归》之后，岳南携新作《岳南大中华史》归来。“从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东陵，12场考古大发现，见证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这是岳南新作《岳南大中华史》的封面推介，也是岳南“主讲”大中华史的“教学纲要”。

以己之名，命中华史。是勇气，也是豪气。“这是出版社帮我定的书名。《岳南写大中华史》《岳南谈大中华史》《岳南解读大中华史》这些书名，也考虑过。”但最后还是去掉了“写”“谈”“解读”字样。岳南说，文责自负，现在的书名没有什么不妥，“就它了”。

寒冬时节，刚从上海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岳南就与记者谈起了埋藏于书后的故事。

为与莫言李存葆“争雄”，

选择了纪实类题材

“我不是考古人，但我是作家，会写考古故事。”成名二十多年来，“考古纪实文学”无疑是岳南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1990年5月，刚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半年的岳南，欲见识一下北京郊外的风景，遂乘公共汽车来到北京昌平明十三陵一游。刚进景区，就被古树参天、灵气饱满的历史氛围所感染。随后，他参观了明定陵地下玄宫，如同进入远古恐怖现场，地宫散发出的神秘感瞬间激起他的好奇心。“我想，背后的发掘过程也一定有许多故事。”

“写一写，如果在报刊上发表了，还可以挣个喝酒钱。”岳南思忖着。这位年轻的作家正面临着“出名如何趁早”的烦恼。“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都没成大气候。”岳南直言，比自己高两级的学长莫言，已凭借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闻名遐迩、引起轰动。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早在济南军区当干事时就写了《高山下的花环》，其作品多次荣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路高歌猛进。

纠结再三，练习再三，岳南决定另辟蹊径。“我认为诗歌、散文、小说、编剧都不是我的强项，唯纪实类题材尚可一试，或可与同行争雄。”

很快，岳南发现，抱着起初“赚酒钱”的心态写作远远不够。考古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门道很多，不以“虔诚的心态”研究，就容易沦为“地摊文学”或“胡说八道”。在岳南看来，考古与文学，二者天生相同又不同。文史一家，但别有洞天。“它们中间有一道门，也许能打开，也许打不开，但不会相互妨碍、构成挑战，反而会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循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得到的线索，岳南联系上负责明十三陵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队长、时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先生，着手创作明定陵地下宫殿的发现、发掘，以及明代万历皇帝执政48年风雪交织的血泪故事。1991年，《风雪定陵》出版。

一次师出有名的小试牛刀，让岳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并在文坛初露锋芒。作为他的第一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全景式、多侧面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寝，翻开了中国考古颇为惨淡悲怆的一页。很快，该书被译成日、韩、英、德等国文字出版，荣获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时至今日，岳南一直以《风雪定陵》为傲。新作《岳南大中华史》第十一章《明朝那些事》的史料，就主要来自《风雪定陵》。“大中华史，是一个很庞大的题目。”岳南着重选择十二个重大、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与陵寝，连同数十个在学术上同样重要的小型遗址，按其相互关联的程序，组织、连接，重新构建，试图还原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浩如烟海的遗物、文献中，岳南选出的每个篇章分量都很重。以前，每一处遗址单独成篇，前后不连贯。《岳南大中华史》正是在此前几十年采访、写作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梳理，补充了大量材料。“通过一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成果，由远及近、由点成线地连接起来，以物证对应史籍，用出土的遗迹、遗物来推断和验证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来龙去脉。”岳南说，《岳南大中华史》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将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互相验证，“这样呈现出来的中华史就比较可信、有趣。”

抢救考古人不讲的故事

“我的采访对象中，有八成已不在人世。如果不写，很多故事会随着考古人的离世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这些故事正是最接地气，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所以，在岳南笔下，不仅有大量的考古、历史内容，还有鲜活的人物和故事。

岳南说，自己是用文学的方式抢救了一部分可能将会失去的资料、信息。“故事谁都会讲，只是有些考古学家不讲罢了。”

很多古墓，自被发现，便玄而又玄，不可思议。《岳南大中华史》中引用的十几处大型遗址、陵寝，发现情形就各不相同。比如，清东陵是被军阀用炸药炸开的；山东临沂出土《孙子兵法》等多种兵书战策汉简的银雀山汉墓，是民工施工盖房时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解放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搞战备时发现的；明定陵则是国家有组织、有计划、主动发掘的。

搜集马王堆汉墓材料时，岳南挖掘到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从多个切面还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世界级考古大发现。“说到离奇故事，马王堆汉墓必须得说说。成功发掘的背后，有艰辛与血泪！”岳南感慨。

在发掘马王堆汉墓两米多深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个盗洞，一个方，一个圆。按照经验，盗洞是古圆近方。当挖到五米左右深时，发现了一只上海牌解放鞋，这证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有盗墓贼进入。当深入墓坑二十多米、挖到离墓坑埋葬的棺椁还差半米的时候，盗洞突然消失了。“考古人员庆幸之余，倒吸一口凉气。如果盗墓贼再往前挖一点，这个大墓就完了，真是千钧一发。”这一生动情节被岳南捕捉到，从而记录下田野考古的神秘性与实际工作的不易。

众所周知，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主人辛追夫人的尸体历经两千多年仍面目如生，引发世人惊叹，其实背后还有不少趣事。比如，岳南了解到，开棺后，考古人员请来医生往这位宰相夫人的血管里注射药物，施以抢救。眼见药物顺着血管流动，但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不过，当时外人不知道真相，有了更离奇的谣传：老太太被抢救过来，并从棺材里坐起来，与考古人员说话。因为她说的是汉代长沙话，不是现代的普通话，考古人员听不懂——这还字字确凿地见载于日本一家小报，岳南通过关系，保存了一份小报样本。

另外，岳南解密：为解开保护马王堆汉墓女主死因以及尸体两千年不腐的黑科技之谜，考古人员决定解剖辛追夫人，结果在她胃里发现甜瓜籽。考古人员把甜瓜籽种在省博物馆，种子很快长出嫩芽，但长到一指多高时，因为浇水不当，死掉了。对此，考古人员十分后悔，说如果不浇死，就可吃到两千多年前的甜瓜了。

“考古工作中，类似遗憾不少。”而最令岳南遗憾、也是最不甘心的一件事，记录在《岳南大中华史》的《周口店：寻找“北京人”》一章中。

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博士和贾兰坡院士，在周口店相继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此化石在1941年神秘丢失，成为人类考古学历史上的“世界奇案”之一。20世纪末，贾兰坡启动“寻找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计划，岳南参与其中，先后找了10年。

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可能被藏匿的地方，岳南都走遍了。与此同时，他还采访了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胡承志先生，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条报》的记者，日本东京、京都几个大学的教授，其中包括当年参与此事的长谷部言人教授的学生，美国的十几位教授与略知线索者，但皆以失败告终。

如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已丢失80年。裴文中、贾兰坡等考古学家也已去世多年，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还是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多年后，岳南将这段经历写进书中，希望广大读者能参与这个计划，让丢失的国宝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完成先辈的夙愿。

“读完《周口店：寻找‘北京人’》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与失踪过程让人泪满襟，唏嘘不已。”一位名为“七十子322”的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把“过去的事”讲得有意思，

让“现在的人”喜欢读

“燕道诚转头望了望窗外，略作沉思，终于下定了决心。香火缭绕、灯光摇曳中，只见他两眼喷着欲望之火，将手臂往空中用力一挥，声音低沉略带沙哑地说了个重重的‘走’字……”岳南用“燕道诚同款音色”有感情地朗读着《岳南大中华史》中《三星堆传奇》一章，挖宝场景徐徐铺开。

故事性强，画面感强，是岳南作品的一大特色。“每一个考古遗址或陵寝陵墓的发掘，都充满了惊险传奇故事。”所以，岳南尽可能地加以调查、梳理、叙述，形成考古物证呈现、史料史籍结合、故事发掘三者融会贯通，从而引导读者进入古今同框、远古与现代交替的空间，能与祖先直接对视、对话，聆听他们的欢乐与苦难。“这种写法非常通俗，跟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报告不同，跟新闻报道也不同。”岳南提到，故事连故事，文物穿插在历史故事之中；以文物说历史，以历史事件来说文物。

岳南说，在采访中收获的故事可能有限，所以，要根据主题和情节去寻找故事。最近，他重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列作品，十分认可其提出的“所有细节服务主题”主张。“寻找故事，一是通过大量的采访。考古是团队合作，一人拒绝，我们再找另一个人，只要认准、坚持，总能找到愿意分享的人。”岳南说，到一个考古现场待几十天是家常便饭。考古人员、村民、亲历者，岳南的采访对象尽可能覆盖更多的群体。在长沙马王堆、广州南越王墓、陕西兵马俑、随州曾侯乙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等遗址，他采访遗址发掘人员，购买大量书籍、资料甚至仿制的陶器、铜器等，并带回北京反复研究；为全面了解龙山文化及工艺制造技术，他多次参观龙山镇城子崖博物馆，前往日照两城镇、诸城呈子遗址等龙山文化发源点追寻，并与黑陶工艺传承人、制作大师梁麒俊成为朋友，探讨黑陶艺术的巅峰之作——蛋壳陶工艺为何失传……

1991年正月初八，岳南踏着积雪来到西安，搜集有关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素材。“乘车到临潼后，我找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先生。袁先生很直接地告诉我，这些年，大约已有两万多名记者写过兵马俑了。你现在再写，写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岳南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来写，我也不怕，因为兵马俑是属于我的。”这份自信和豪气，得到袁仲一赞赏，并为岳南赢得深入采访机会。当年，岳南完成了35万字的纪实文学《复活的兵团》。

为还原“三星堆传奇”，岳南蹲点当地20多天，不仅采访了省、市考古工作人员以及燕家后人，还和多位村里年长的婆婆大爷“拉呱”。“他们讲的‘从小听说的故事’，有夸张成分，但也有几分真，能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岳南说，大量阅读史料，从故纸堆里淘出故事，也是常有的事。

“采访不难，找故事也不难，难的是素材摆布。”岳南说，把“过去的事”讲得有意思，让“现在的人”喜欢读，颇费心力。“我最头疼的就是‘文物发掘出来之后’，如何展现文物。一说起文物的前世今生，又要跑远了。”岳南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为例，欲讲明白人像的文化历史意义，必涉及巫文化。“巫文化丰富庞杂，讲什么，不讲什么，也是一番取舍。”

在不断的文学创作中，岳南寻到了解决“说不尽”的有效法宝——加注释。这就不得不提《南渡北归》，被网友调侃“注释的分量堪比正文”。有评论家认为，“多注释”是《南渡北归》的创新。

岳南说：“范晔的《后汉书》注释比正文还长，我就是从中找到了灵感。”《南渡北归》涉及人物众多，脉络交错，许多精彩的故事无法在文中一一展开，于是，岳南以“注释”的方式，把“停不下笔”的故事写了进去，用以扩充主题，让作品更加完整厚实。“增加有趣的小故事，不仅是锦上添花，甚至是画龙点睛，所以，通过注释的方式讲小故事，能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岳南得意地说，“我在作品的注释里还藏有许多‘心思’，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考古文学”之外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考古界丰收的一年，“三星堆上新”“汉文帝霸陵遗址确定”“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发现太平公主的‘豪宅’”……岳南说，震撼人心的重大考古发现和文化成就不仅频频“刷屏”，更惊艳世人、振奋人心。

天天与考古打交道，慨叹于灿烂文明，岳南对历史残酷的一面看得更加透彻。“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是我们国家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即使到今天，编钟也可以进行演奏，非常了不起。在那个时代，工艺到达这样的高度，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岳南说，与编钟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被殉葬的21名年轻女子，年龄最大的仅16岁。

精美的文物，沉睡于地下。“它不知道，重见天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考古工作人员，还是盗墓贼。”岳南说，越写考古纪实文学，越深刻感受到，文物保护刻不容缓。岳南在“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中多次提及，很多考古发现，在考古工作者进行抢救性发掘之前，已被盗掘。在发掘曾侯乙古墓时，考古队长谭维四说，发现了盗墓贼“作案”的痕迹。在墓中室的东北角，有一个直径90厘米的圆形盗洞，能够容一个人携带盗墓工具通过，此洞已深入墓底。岳南说，考古学家常年的辛勤劳作，使中国考古学在国内成为一门显学。也正是得益于这百年的考古成果，我们后人能清晰地回望过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精神力量，面向未来更有勇气与担当。

山东文物资源丰富多彩，岳南也时时把目光投向家乡。“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早在1928年，山东就成立了古物保护委员会，是继河南之后全国第二个成立古物保护委员会的省份。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坚守保护古物，充分说明山东人对文化的厚爱和尊重。”岳南建议，对地上与地下文物要以保护为主，发掘与宣传为辅，“这是万全之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人生在世，终归尘土。岳南告诫，不要只思考而不行动，要大胆去做。“《南渡北归》众多人物中，我最喜欢山东聊城的傅斯年先生。因为，他有大学问、大智慧，敢爱敢恨，爱憎分明。在家是孝子，为国是御史、是诤臣，是不世出的天才和民族栋梁。”说罢，岳南喝了一口茶，表情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