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 | 分无尽灯，破十方锁

分无尽灯，破十方锁

吕小康 | 文

图片来源：ortholive.com

信任何用？

我心惘然，

默念一句：

“为公分作无尽灯，

照破十方昏暗锁。”

——[宋]苏轼·《徐使君分新火》

课题组的文章《多重不确定风险及其应对——儿童血液病病房中的医患信任研究》是团队（署名作者：吕小康、王丛、汪新建、郭琴）多年合作的结果，也是导师汪新建老师主持的医患信任相关项目的结尾之作。论文由汪老师统筹指导，访谈资料整理和主体内容呈现多由王丛和郭琴进行，我和汪老师负责行文框架确定，并写作引言和余论；投稿后的修改过程主要由我和王丛负责。受《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邀请，这里代表团队，对文中的未尽思绪与潜在立场再做一些补充说明，以让读者更多了解我们在写作背后的“后台”想法和“试错”尝试，并可与论文本身交替阅读，从而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性检阅。这里的说明主要局限于写作过程本身，而不太多涉及医患信任与医患关系——关于后者，文中的表述更为严谨可控，这里不再“节外生枝”。

一、研究历程的整体回顾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所有已发表论文中发表周期最长的一个。论文主要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医患信任关系建设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15JZD030）的资助。从编号上即可看出，这是一个6年前的立项项目。立项申请书的写作源自2015年上半年，在当年秋季提交竞聘，于同年年底获得立项并进行开题；参与观察始于2016年7月，以团队方式进行，陆续退出于2017年底和2018年初（每个师生的最后一次退出时间并不统一）；2018年中，第二作者王丛和第四作者郭琴已经分别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最后合并成一个近3万字的文章，即为发表稿的初稿，并于2019年3月进行投稿；此后于2021年经多次修改后侥幸“面世”。整个历程从投稿起算有2年半的时间，从参与观察起算有5年的时间，从研究设计起算有6年的时间，是一次较长的团队协作过程。

在课题申请与执行过程中，在汪老师的统筹安排下，团队坚持了两件事，现在想来对写作与发表可能是有帮助的。具体有二：一是高度重视研究伦理，二是坚持定量与定性研究并重的研究路线。以下分别叙述，以供大家参考。

二、高度重视研究伦理

伦理问题在评审环节通常属于“一招致命”的问题，如果不重视提前申请与备案，就很难回应审稿人的提问。在涉及特殊病患的研究中，这一点应值得同行的高度重视。不仅医学，像心理学等基础性交叉学科的许多代表性刊物已经要求在投稿时提交伦理审核证明；在某些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评估中，伦理养成的培训也是重点考核内容。这种制度性机制虽未必能完全防范科研伦理问题，但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原则性的失误，可为后续研究的开展与论文的发表创造有利条件。

血液病作为特殊疾病，儿童作为特殊病患，对相关研究伦理的遵守是进行一切科研的最基本前提。郭琴在论文中引用了如下的伦理守则：“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我想我们已经尽力做到了这一点。这里还要由衷感谢A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党办主任、医务处主任等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B中心科室主任和所有团队成员的开放精神，让我们中的多数（除了致谢中的张曜）以毫无医学背景的旁观者身份进入现场进行参与观察。整体观察过程中，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拍照留存，偶尔有几张是B中心组织患儿及家属公开活动时的照片。即使是这种活动，照片中的儿童都佩戴口罩，兼有卫生防护和隐私保护的双重功能。在新冠疫情后，儿童戴口罩已不罕见，但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震撼的。

2016年冬摄，与文中病患无关

访谈纪录多是根据当天记忆转成文字，因为现场录音在这种治疗空间的参与观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B中心自身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对于患者隐私的保护行为，在医学研究者看来可能属于“常态化措施”，但对我们来讲仍然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论文投稿过程中，审稿人对于我们的伦理过程交待都表示认可，这一点尤其让我们欣慰。希望论文的发表也不会影响中心和医院的常规诊疗过程。

三、坚持定量与定性并重

的研究路线

团队向来坚持定量与定性并重的多元化研究路线。论文作者中的4人、包括致谢中的2人，全部具有跨学科背景，基本上是在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打圈”，另有一位（张曜）是从医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学。目前，除了郭琴在硕士毕业后从事公职外，剩余几人均在心理学相关单位任教。就我自己而言，虽不时体会到社会学与心理学两种学科风格的内在冲突，由此可能形成了某些潜在的“内分泌紊乱”暨“学科认同错乱”，但总体上仍能欣赏社会学研究在分析视角与文字使用上的沉稳大气，以及心理学研究在研究设计与结果表达上的精致简约，这都构成了各自学科的自在美感。因此，我们从一开始也期待同时在国内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代表性刊物上发表作品，以示“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双重学科属性。作为全本土的研究团队，国际化的“高大上”研究暂时遥不可及，还是定位在专注于研究国内问题、发些国内文章就好。

团队这几年的主要工作其实主要集中于问卷/量表调查和实验设计上。我们编制了医患社会心态问卷、医患信任量表，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测量，同时也做了多个小规模的现场操纵实验，这构成了目前已发表成果的主体。这也是多年来浸淫在心理学系而必然惯于使用的研究策略，我们也有幸先在国内心理学领域的代表性刊物《心理学报》发表了实验文章。但在心理学总体上秉持的自然科学化和定量化风格的主导下，我们自始至终仍觉得基于参与观察的个案式研究仍是一个重大课题必不可缺的部分。这可能得益于我们多人自身的社会学背景，以及南开心理学与南开社会学“剪不断理还乱”的水乳关系。王丛的博士论文是南开社会学博士点下完成的（法学博士，社会心理学方向），郭琴的硕士论文是在南开应用心理学硕士点下完成的（教育学硕士，应用心理学方向）；她们的论文都构成了最终发表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汪老师（在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荣休前）和我既在学院培养心理学本科生（理学学位）、学术硕士（教育学硕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MAP），也要指导社会学博士点下的社会心理学方向的博士生（法学博士学位），每年还有较大体量的同等学力心理学研究生，此外有时还指导所在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的研究生。对不同类型学生的指导过程也使我们有较多机会实质性地体会到不同学科的理论基础、能力导向和培养模式的明显区别——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养成更为包容、更具弹性、更加多元的思维方式。这里要由衷地感谢综合性大学和多学科学院提供的自由包容、交叉融合的氛围。从自己1999年本科入学时的南开法政学院到现在供职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虽然学科之间的范式冲突总会存在，总体上仍觉受益良多。

但说来有些惭愧，署名的四位作者中可能只有年龄最小的郭琴真正意义上做过一个不太成熟的质性研究。那是她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时的毕业论文，记得应当是关于其老家赣南某一地方戏的研究。剩余几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无成熟经验可言。但这并未妨碍我们坚定做质性研究的信心。但是，课题结项和学生毕业的周期有较强的约束性，不能完全以追求代表作为理由而刻意压制。为此，我们一边强行按捺着“速发表”的冲动，在将其他主题文章陆续发表以求顺利结项和满足毕业要求的同时，一边仍不断地重读访谈资料、加强文献阅读并寻找着合适的写作切入点以“攒代表作”。

王丛和郭琴同时于2018年夏季毕业，分获法学博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但为了实现发表质性研究代表作的目标，为项目组提供最多文字访谈资料和相关分析的王丛，即使在2018年中通过博士答辩后，仍将博士论文的所有内容“雪藏”而不发表任何相关成果，甚至在提交论文答辩终稿时就已经让她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删去七八万字（怕有些刊物不允许以博士论文的内容进行发表，或者是查重时出现“与自己重复”的情况）；在提交结项的最终书稿中，也只字未提参与观察部分的工作，因为怕万一著作出版在前就不好再做论文的发表。课题已于2021年上半年结项，而当时论文是否能发表还是未知数；我们也没有如何利用同一批访谈资料发表多个质性文章的经验，只是抱着“硬熬”的心态以求“发一篇”。王丛为课题组牺牲很多，在此要表示歉意与敬意；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也以不同形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四、质性论文写作是一种

有立场的学术表达

以上是对整体研究历程的回顾，以下就写作过程自身的一些隐含立场再做一交待。这里可能会有一些较强的个人姿态与“自由意志”，与文中努力追求的平实表述并不相同。我极认同杨善华老师的论断，这在论文中也已有引用，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社会学田野）研究者是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获得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的解释性理解，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社会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更简略一点，似可做如下概括：基于田野资料的写作是对社会现象重新赋予意义的解释过程。而意义总有主观性和立场性，不可能纯然“客观”“中立”，这就归结为本节的小标题：质性论文写作是一种有立场的学术表达。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培养体系的“爱戒者”，很少有人能不受到“研究应当价值中立”这一主张的方法论禁锢。尤其是作为心理学系的师生，很多时候都被要求去发现一个“科学事实”而不做过多意义解释。而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还很容易陷入“两头不靠”的尴尬境地：心理学背景的审稿人认为这一研究太主观、太生活化而不够“科学”，社会学背景的审稿人认为这一研究太脱离实际、太“去情景化”而不够“社会”。这在之前课题组的各种投稿过程中曾多有体会。两个学科的审稿火力攻击，很难不挫伤“学界打工人”那敏感而脆弱的学术自尊。但方法论最有效的作用或许并不在于准确地刻画事实，而是在于暂时停止无止境的反思并确定某种行动纲领，否则学术研究必将陷于追寻终极意义的虚无之网而无从挣脱。即便如此，个体研究者选择何种方法论立场却有充分的自由，这构成了学术突破、创新与争鸣的主要源泉。即使在量化研究中，对同一概念和现象的操作化方式与程度仍有诸多差别，由此构成了诸多“小范式”。在质性研究中，这种学术的自我建构性更为明确，使得几乎每一个质性研究都以其独特性而非普遍性，以对现象的意义解释和价值判断而非事实诊断而区别于其他研究，并由此获得同行评议的认可。

基于这种自我反思与自我辩解过程，我们认为：对医患互动过程的“如实”描述，若脱离对理想型医患信任的期待就无法获得基于比较过程的意义感。一如患者之所以求诊，是期待得到治疗，对于疗效总是抱有一定的期待。同样地，在研究医患信任时，我们亦抱有对理想型医患信任的期待。医与患的直接互动，以及旁观者对这一过程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共同构成了文中对医患信任过程的描述与解释。三方各自都持有对理想型医患信任的期待：患者期待医生能治愈或缓解病症，并获得尽可能好的就医体验；医生期待患者能够配合自己的治疗方案，遵守医院的管理、护理和康复规定，以达到最好的预后效果；我们则期待在医患之间达成真正信任的基础上归纳促成这种缔结过程的有效因素，从而为解释具体情境下的医患信任提供理论洞见和实践经验。

因此，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报告理想型的医患信任何以达成，并结合现代风险社会的视角与当下中国医疗的结构性背景来分析医患信任在人际层面的促成因素。某种程度上，体制影响构成了我们笔下的主要“风险因素”，而“人际因素”则突出了能动性和积极面。这其实反映出了文中的基本立场：“风险只能应对，而无法回避。”个人很难左右“体制”，更多的只是先保持积极心态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呼吁和谋求系统性变革。所以我在结尾处写道：“作为研究者本身也需要适时克制对现代风险社会的消极理论想象，在‘深描’社会风险语境的同时保持对未来的积极信心。”这正是一种立场表达。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以为许多现代性理论对于现代社会的想象过于消极和悲观。虽然“悲剧”不论在艺术上还是学术上总有种致命的吸引力，但对社会的存续和发展而言，多一些乐观的姿态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为此，我们乐于在文中表达并希望能进一步扩散这种对现代性之未来的朴素“善意”。

五、如何突出核心观点

是个难学的技术活

即使确定了论文基调，要准确地表达为文字，并与已有研究进行对话，仍非易事。论文初稿提交后，得到了两位外审专家的批判性意见。作者常陷于写作细节而无法自拔，纠结于访谈材料选取与理论视角引入而左右犹豫，确实需要一位或数位“不在此山中”的“旁观者清”的提点。在此非常感谢两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综合修改意见。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我们觉得是最有代表性的，指明了论文的主要问题和修改方向。在此引述如下：

问题1：全文的理论愿景和论证是不匹配的。在一个具体病房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具体的人际互动，作者没有把这种人际互动与宏观的制度背景有效地连接起来。

问题2：如何将抽象系统、薄弱的交叉点、医患策略以应对不确定性、医患关系与医患信任等一系列概念统摄于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之下？这需要更为清楚的表述。

问题3：不是因为作者是社会学专业的，就说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而是问题或者现象流本身具有演变的过程和社会学意涵，所以才去探讨所谓的社会因素或医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归结起来可能就是一句话：要突出论文的核心观点和逻辑主线。论文最终定为《多重不确定性及其应对》这一主标题，比初稿文题确实更能说明要义。同时，初稿中还有提及对康拉德（Peter Conrad）之“社会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观点的批评，在修改稿基本已经删去——在风险社会和人际信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再去引入一个理论观点，确实只会分散叙述主线，而不能起到聚焦主题的作用。相关论点糅合在“余论”部分，以“跳出‘权力之眼’与‘病患本位’看医患关系”为小标题进行概化表述，以提倡交互性而非医方或患方本位、以及国家或社会本位的分析立场。这样的处理是否妥当仍有讨论余地，读者可自行评判。论文在多次拉锯修改后，颇有“精力不逮”之感，论文首尾呼应未能做到严丝合缝，距成熟作品仍有不少差距。在此深感自身“心力”与“笔力”不足对学术创作水平的制约，还需要在以后不断地学习与打磨。

另想说明一点，论文写作是把杂乱的经验材料组织成一种自成逻辑的叙述过程。这一方面突出了论文的主线，方便读者提炼核心要旨；一方面又可能损失了部分真实的体验，使得论文变得“精致化”而失去“原始感”。这可能是发表过程中必然持有的遗憾，但愿在此手记中可约略弥补一二。自己读书较杂，《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是今年来读到的最有感触的著作，兰小欢老师第310页引用的凯恩斯在《论概率》中一段话，几可精准描绘写作论文及此手记时的心态：

写这样一本书，若想说清观点，作者有时必须装得成竹在胸一点。想让自己的论述站得稳，便不能甫一下笔就顾虑重重。论述这些问题实非易事，我有时轻描淡写，斩钉截铁，但其实心中始终有所疑虑，也许读者能够体谅。

大师尚且如此，也望读者能同时体察我等凡胎那表面的淡定与潜藏的疑虑。多说一句：手头未有凯恩斯的原文，在此只做转引，此段翻译我以为可打满分。

六、一点感悟：有时发表，

常常写作，总是思考

研究始于2015，见于2021，中间穿插着新冠疫情这一影响全球的大事件及若干只影响具体个人的诸多生活事件；署名作者中的4人加上致谢中的2人，彼时均可统一署名单位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今已“四分五裂”，仅剩自己独守原位；团队论文发表数量众多而代表之作寥寥，套用出处总有讹传的之“特鲁多墓志铭”，似可概括为。这可能是学术生涯的必然，需要不断磨炼自身的投稿心态（前述蓝色字体均可点击进行延伸阅读）。

而B中心那些接触过的患儿，有些失去联系，有些已永远逝去；有更多未接触过的患儿与家属，正在去往B中心或离开B中心的路上；对观察到的患儿、访谈或观察过的家属，回顾项目执行过程，重读访谈文字记录，仍有一种巨大的悲怆袭来，不知该说什么，“诚觉世事皆可原谅”（木心）。疫情以来，中国社会中的医患关系面貌，似有改善而风险仍存。自己虽近不惑，但胸中困顿依然，勉力在“分裂”中谋生存，在裂缝中寻找光——文章标题中的“分无尽灯，破十方锁”或可描绘此种心境。惟家中小女，岁从零至五，“今亦亭亭如盖矣”。

2021年夏摄于青岛

附录

徐使君分新火

[宋] 苏轼

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

沟中枯木应笑人，钻斫不然谁似我。

黄州使君怜久病，分我五更红一朵。

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

起携蜡炬绕空屋，欲事烹煎无一可。

为公分作无尽灯，照破十方昏暗锁。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