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图图大主教谈南非

12月26日，马尔代夫。收到南非朋友的一条短信：“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图图大主教去世了。”连忙找到能上网的地方，果然，一代伟人走了。那夜，仰望印度洋上无云的星空，似乎多了一颗最亮的星星。
2004年6月，我有幸在开普敦采访过图图大主教，与他相处了一个多小时。那次经历，至今难忘。我先生F早年曾经拍摄过关于图图大主教的纪录片，与他相熟，那次采访，由F录了像。可惜的是，在我刚刚整理好采访后，我们在约堡的家被盗，录像机和电脑及其他电器设备一起被偷，录像带还在录像机里面，一份珍贵的文献就这样丢失了。被盗的第二天，F的身份证、驾照被盗贼扔回我家花园的墙内，于是，我也一直希望着，盗贼会看看录像机中的那盘影带，如果看到是图图大主教的采访，会不会良心发现把它也扔回到我家的花园里？但终究，这一奇迹没有发生。
那次采访没有专门作为访谈发表，而是写成万字长文《南非的良心：无声者的声音》，发表在《万象》杂志上。
从马尔代夫回到伦敦，与南非的朋友家人互致圣诞新年问候，话题都会转向图图大主教，似乎每个人都与他有过这样那样的私人交往。这就是南非，图图大主教是属于大家的。曼德拉曾这样评价他：“常常叽叽喳喳，但又非常温柔，从来没有恐惧，总是充满幽默，图图的声音永远代表着那些无声的平民百姓的声音。”他是无声者的声音，他是南非的精神和良心。他人生的最后一笔，仍是人们的榜样：他要求“最最便宜的棺木”，他要求对自己的遗体采取更为环保的水葬。他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据说开普敦的桌山被灯光照成紫色，他本色松木的灵柩粗陋单薄，停放在圣乔治大教堂，人们排着长队与他告别，他的葬礼也很低调。从电视上看着不多的报道，让人觉得伦敦离南非距离之遥。重新找出十六年前的采访笔记，整理出这篇访谈，算是我对图图大主教的怀念。
那次采访地点是在图图基金会，开普敦北郊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区内，对面有一家小宾馆，周围给人一种正在开发的小城镇的感觉。开普敦山明水秀，这里只能远远看到桌山的影子。他的办公室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两张沙发，墙上挂着几幅画，书架上有几个雕塑和一些照片。有趣的是，他的办公室门后挂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还有一顶工人帽。图图大主教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声音笑容让人觉得很温暖快乐。采访前，他握着我们的手一起做了祈祷，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时不时咯咯大笑，手势也非常夸张，可爱得像一个老顽童，充满活力和能量。

恺蒂与图图大主教合影

图图大主教，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图图：对不起，这里的景色不怎么样。我原来的办公室在海滨，从窗子看出去，有山也有海。但这几年开普敦房价涨得太快，原来的房租加倍，我们就搬到了这里。
我注意到您门后挂了件中山装，还有一顶中国工人的帽子，您能给我说说么？
图图：1986年，我受邀去中国访问，结束离开时，他们送给我许多礼物，其中有一件灰色中山装，还是上海的裁缝做的。回到南非后，我每次与南非政府的要人见面，就穿上那件中山装去吓唬他们，让他们不舒服。时间久了，那件衣服穿旧了，我就请裁缝按照原样又做了一件，就是这件，我还常常穿呢。
中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里充满活力，中国人工作真努力。晚上工地到处灯火通明，修路的，造房子的，半夜还在工作，让我目瞪口呆。而且，我一辈子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自行车，到处都是自行车。还有，中国孩子太厉害了，我们去参观了几个学校，那么小的孩子，钢琴弹得那么好，小提琴拉得那么好，真了不得。
您今年七十四岁，仍然非常活跃，发表演讲，接受采访，什么人都敢批评。去年5月底，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四年来第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骂您是个“愤怒，邪恶，积怨太多的小主教”，您对他如何评价？
图图：我为他感到悲哀。他曾经是非洲极为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我曾经非常钦佩他。1980年他上台当政时，那么宽容大度，是非洲的楷模。但是，这几年来他把自己的国家搞得那么一团糟……津巴布韦原来是非洲的面包篮，现在正在闹饥荒。他们的经济一钱不值，他却还要宣称自己武力雄厚，花了多少钱购买武器。难道购买武器还值得吹嘘么？我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
您常常在争议的热点上。最近还和南非总统姆贝基打了场笔仗。是不是因为您年纪大了，更不甘寂寞？
图图：我什么时候不在最有争议的热点上？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能闭上我的大嘴有多好！我的妻子孩子们因为我的大嘴巴不知受了多少苦。许久以前，还是在种族隔离的日子里，当时南非的最高法官说，“图图主教最能惹麻烦的就是他话太多！”——当时我还不是大主教。我就回家问我的妻子列雅：“你是不是也想让我闭嘴不说话？”她回答说：“我宁可看到你高高兴兴地被关进罗本岛，也不愿意看到你痛苦地闭上嘴巴享受自由。”当时听了她那话，我真是高兴极了。有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我批评的罪恶了，希望这个世界一片太平，不再需要我出来说话，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幸而人们也还愿意听我说话。所以，我有话还得说。其实，我并不想出风头，也不是为了争议而有争议，我并不是早上起来时突然心血来潮，对自己说：“咳，德斯蒙，今天我们挑个谁来骂骂呢？”不是，每天早上我起床时，都祈祷这一天世界上没有值得我批评的东西。
您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5年成为约堡的第一位黑人大主教，次年被选为开普敦大主教，成为南非基督教会的最高首领。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一位黑人能够得到这个最高职位，让外人觉得不可置信。
图图：我从小是想当医生的。我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没受过教育，是一位佣人。家里当然没钱送我去学医，所以，我读的是师范学院。但1953年南非政府通过了《黑人教育法》，我觉得当教师不是好职业，就接受神职培训，成为牧师，我觉得更能“为人民服务”。 南非的教会一直比较开放，而且独立于政府之外，所以，黑人可以当主教，教会学校也让黑人白人的孩子们混杂读书，教堂可以说是许多人的避难所。但荒诞的是，我就任开普敦大主教时，主教寓所在白人区，当时的住宅区域法还很严格，所以，我和我的家人一直是“非法”住在主教寓所，当局一直要我申请特殊居住许可证，但我就是不申请，他们好几次告诉我，如果再不申请，他们就要将我绳之以法，但我不吃他们那一套，最后他们没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1995年，南非成立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您的老朋友曼德拉点名要您主持委员会的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图图：说实话，那个工作可不容易，在整个听审过程中，有无数次我问自己：我怎么会接受这个工作，我甚至不希望我最仇恨的敌人接受这一工作，是不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当时我已经六十三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我和老伴列雅都盼望着我退休后的生活。一开始，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有两百多位，最后选出十七位，来自各行各业，我也是其中之一。名单被送到曼德拉总统那里，他点名要我主持整个工作。曼德拉一声令下，谁敢不服？我期待已久的退休生活化为烟云，我只得回家向老伴道歉。那以后三年的工作可以说让人痛苦震惊，但同时也让人振奋。一方面是作恶者最可怕的故事，那种让人难以想象的对人性的折磨和凌辱，另一方面却是受害者无与伦比的宽容和慈悲，让人感动。能亲身经历这样的真相与和解的过程，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特权，现在，我很感激曼德拉让我有这么个机会。
究竟用什么模式来处理南非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积怨和愤怒，有很多争论。有人提到纽伦堡模式，也有人提出实行大赦。但南非最终选择了“真相与和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图图：纽伦堡模式只是胜利者的正义，战胜国的暴行无人追究。这种模式没有办法治愈南非。纽伦堡审判后大家各自拍拍手回家，而南非不同肤色的人还得共同生活下去。普遍大赦意味着让整个民族失去记忆，这也不行——忘却过去，一切罪恶都可能重演。所以，南非选择了“真相与和解”，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所有的罪行，真诚悔过并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我希望通过委员会的工作，来打开并清洗伤口，防止伤口化脓溃烂。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因为它们不会轻易过去，总有一天会回来折磨我们。真相与和解不容易，因为它的基础是宽恕，宽恕是昂贵的。宽恕又要以悔悟为前提，悔悟的基础是承认所做过的错事，公布真相，你无法宽恕你所不知道的事。
但也有人指责“真相与和解”并没有真正做到伸张正义。
图图：“真相与和解”要达到的，是更为强大的正义，它的目标是医治那些破碎的心灵，使被损坏的关系回归平衡，给犯罪者和受难者同样恢复的机会。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只能形成恶性循环，被伤害者如果变得和对手一样，那将带来自我仇恨、自我作贱。长久以来，南非的命运就一直在自我残害。只有通过宽恕，受难者自己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我自己也是一再受到伤害的。
我记得您曾举过这么个例子：有三位老兵站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一个问：“你是否已经宽恕那些曾经把你擒为战俘的人？”被问者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说：“那你仍然是他们的囚徒。”
图图：宽恕不是忘却，正相反，记忆对宽恕很重要，宽恕并不是认可恶行，而是把那根可能会扩展到全身的毒刺从记忆里取出来。
是不是可以说“真相与和解”的基础，是非洲的传统Ubuntu？
图图：Ubuntu是一种非洲哲学，你称赞某人时，说这个人很有Ubuntu，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慷慨，好客，有同情心，与他人分享一切。Ubuntu也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不是个体。非洲的一些国家放弃了Ubuntu，他们遭受的战乱和灾难惨不忍睹。例如刚刚独立时的肯尼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比属刚果、九十年代的卢旺达，都发生了惨烈的大屠杀。再如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后，有超过十万名屠杀嫌疑犯被关押在十九个监狱中待审，卢旺达国内司法系统无法应付，在事态平息后的两年里，在监狱中死亡的人比受到审判的人还多。以报复的方式伸张正义只会引发更多的种族冲突，杀人偿命的原则只会让死去的人越来越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法庭，它是一个舞台，给受难者述说苦痛的机会。 现在，许多国家都想学习这一模式，可能也是想沾一点我们的运气。

曼德拉的前妻温妮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审了三年，你们审问的，不仅是白人作恶者，也有黑人，包括国大党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曼德拉的前妻温妮。她手下的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在索韦托耀武扬威，并被指责谋杀了一位十四岁的黑人少年，但她一直不承认她有责任。所以，对温妮的听审，是不是特别棘手？
图图：是的，到了最后一天，我对她说：你是我所挚爱的人，我也深爱着你的一家。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我们都在等待着你，等你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我求你，我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你，我还没有对所发生的一切得出一个结论。我现在是以一个与你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人的身份，对你说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会如何让你更有尊严、更加伟大。所以，最终她向受难者的母亲道了歉。
您现在与她是不是还常有联系？
图图：我现在仍然对她持有好感。上星期我听说她将要开庭受审，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她，她看上去身体很不好，脸都有些浮肿。对有关她的整个事件，我仍然很伤感，曼德拉曾经深深地爱着她，在她面前，曼德拉就像一条温顺的小狗。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年月里她相当了不起，是一位超乎寻常的杰出人物。曼德拉被捕入狱时她还很年轻，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她被隔离，被监禁，被流放，当时的政府千方百计想打压她的士气都没有成功。我们曾经非常亲近，我们两家都住在索韦托，离得不远，算是邻居，我们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她的两个女儿都叫我叔叔。她被监禁在布来福德时，我正在莱索托当主教，我常常去看望她，与她一起祈祷，也为她祈祷。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时，他们手拉手一起从监狱里走出来，那是一个完美的童话故事，大家都觉得他们就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她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第一夫人，她太有个人魅力了。但可惜的是，她变了。现在，我们不再有什么联系，但是每次想到她，我总是觉得很悲哀。

1990年2月11日，南非开普敦，坐了二十七年牢的曼德拉在妻子温妮的陪伴下走出监狱，重获自由。

在三年的调查工作中，委员会见了两万多个证人，每天听着那么多残酷的故事，大家的心理压力一定非常大。您很容易动感情，第一次听审就流了眼泪。记得有报纸发表漫画挖苦您，画面上一个小孩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大哭大闹，妈妈千方百计逗他不哭，爸爸则说：“让他哭吧，他正在练习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任呢。”
图图：其实，我只哭过一次，以后就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不再流泪。每次开审前，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要静坐祈祷几分钟，调整自己的心情。委员会专门有一个心理医生，他告诉委员们应该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应该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千万不要把听到的一切憋在心里，不要多胡思乱想，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的苦。倾听别人痛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洗碗机，洗干净餐具之后不留一点渣滓；另一种是吸尘器，灰尘吸进去了以后都藏在里面。当时，我们尽量做洗碗机，而不是吸尘器。就像耶稣，他就是个洗碗机。
前两年您出版了《上帝有个梦》，书中说您相信世界上虽然有这么多灾难，但是善良和正义最终仍能取胜。但对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来说，上帝既然这么有力量，为什么不立即消除所有罪恶？
图图：我不是上帝，因为如果我是上帝的话，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我肯定没有耐心，我肯定把他们一下子赶尽杀绝了之。但是，上帝有耐心。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人，但是所有的人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例如当时南非的局势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但是灾难最终变成了最让人欣喜的胜利，上帝就是这样通过人类自身来完成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