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敢再笑话广州人了

作者 |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

一个中午，和一位重庆籍朋友走在广州的街头，她突然说了一句话：“找工作的话，我再也不会离开广州，太喜欢广州了。”

她在好几个一线城市都有短期工作的经历，对比之下，在广州，“我不用穿得花里胡哨来表明我不是社会底层，广州人不在乎这个，他们尊重每一个人。”

这算是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一线城市我也都很熟悉，有的还生活了好几年。广州有千般好，最好的就是广州人从不把阶层地位当成一个重要的东西。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一种温暖的感受，对能够进行抽象思维的人来说，这就叫平等。

(下雨的广州也是温暖的【陈忧子 摄】）

真诚的平等意识，是这座城市精神内核“道”之所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生成令人舒适的规则，营造温暖、融洽的社区生态，催生高效而谦和的政府，支持开放、交流的城市风气。

最难得的是，广州人的平等意识不是短期人为创造的，而是在数千年历史里一以贯之的，它根深叶茂。正因如此，同时生长着的，还有常居者的热爱，和路过者的不舍。

读懂这座城市，你就会爱上她。

普通话

前几天，我们有位记者写了关于河北邢台女孩萌萌被姐夫投毒的报道，我让她最后打电话去确认一个细节。

半天后，她愁眉苦脸地说，打了好几个电话，对面的人也愿意说话，但是都不说普通话，根本听不懂。

我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的经历更典型，但毕竟已经是9年前了。

2012年冬天，我去山东高密采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感觉自己就像到了外国。

从高密出发，先要问怎么坐车，一路上问了路边五六个人，大家都朴实而热情，但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摸到了车站，找到了车，在路上问车里的乘客到莫言家要在哪一站下车，大爷大妈们一样“热心到飞起”，但同样的，什么也没听懂。幸好路边挂着“莫言旧居”的指示牌，我迅速要求下车，照着方向进了村，一路问莫言家的院子在哪里，结果还是一样，听不懂，只能三步一问，跟着手指的方向走。

莫言先生的老父亲在家，老人很热情的给我倒了杯热水，我提了几个问题，他都来者不拒，问题还是同一个——听不懂，用广州话说就叫“鸡同鸭讲”。尴尬了一阵子，只好起身告辞。

有没有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事情好像搞反了对不对？

本来应该是北方人担心来了广州听不懂广州话，甚至也听不懂广州人的普通话，但形势早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广州人有最简单的快乐【郭嘉亮 摄】）

20年前，广州人的普通话确实很差劲，经常有综艺节目，会故意模仿广州人说普通话，有一点喜剧效果，也有讽刺的意思。

新世纪初在北京上大学，有同学拿着一张纸，向我“请教”广州话（也叫粤语）的读法，我把上面的字读了一遍，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上面写的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念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刚下完蛋的母鸡，同学随后哈哈大笑：“我母鸡啦！”

他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好玩。

但讽刺也罢，开玩笑也罢，人们都没有再往深一点想：为什么是广州人，乃至广东人，普通话口音总是被讽刺，或者被用来开玩笑？

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开口说普通话。倘若像上面的情形一样，坚持说方言，死活不说普通话，又怎么会落下话柄？

（最现代的广州保持着最坚韧的传统【陈忧子 摄】）

广州人那时也知道自己的普通话不好，电视台有专门学普通话的节目。片头先出来一个“444”，有人同时在念“细百细席细”，然后一阵哄堂大笑，再出来一个“666”，有人在念“楼百楼席楼”，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这个节目以自嘲作为开头，目的却是鞭策。20年前的广州人说不好普通话，和今天一些北方城市不说普通话，有着本质的区别。

广州人学普通话的难度，显然比北方人学普通话要大得多，前者是系统性的陌生，而后者常常就是一个音调扭转的问题。但现在，用普通话在广州绝对畅通无阻，广州人无论老幼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反而到了许多北方城市，普通话根本不管用。

说不好和不肯说，区别在于态度，而态度反映的是文化。广州的文化，一直就是拿来主义的，“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走在街头，处处都是轻松与信任【陈忧子 摄】）

倒不是说北方人就没有拿来主义的精神，而是很多地方还不需要。这种需要，是由社会发展提出来的，对于广州而言，就是开放、交流。

广州历来就是万商云集之地，最大的需求就是畅达的交流。改革开放之后，普通话就成了畅达交流的必备工具，广州人就迅速接受并学好了普通话。

一开始是说不好，但架不住他们反复地说呀。说着说着，就没人敢再笑话广州人了。

“鸟语花香”

“鸟语花香”，是其它省份的人们形容广州时常用的词，带着戏谑成分。戏谑也无妨，但不能仅仅一笑了之，还应该了解它的来路。

“鸟语”是对广州话的戏称，因为它在外人听来太过难懂，易中天就说这是中国第二难懂的方言，第一位是闽南语。

然而之所以说难懂，是从以普通话作为好懂100分的角度说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部人口流动性很小，内贸规模也很小，日常里真正需要讲普通话的地方不多，各说各的，互不相干。所谓“好懂”的方言，只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像普通话。比如东北话，以普通话为标准来衡量，显然就很好懂。

（无处不在的笑容，叫醒广州每个角落【陈忧子 摄】）

对于广州而言，国内贸易难度更大，因为北部横亘着南岭，交通受阻。相互交流很少，就意味着彼此对普通话的需求都不大。

广州以及珠三角平原各城市，一直是外向型的，它们有点像柏拉图在《斐多篇》里比喻的那样，各城市就像是围绕着池塘的一个个青蛙。人们因为地理决定，而向海求生，对外贸易一直是这个区域的历史特点。

近代史上，因为贸易往来、劳务输出乃至被贩卖出国（“卖猪仔”的由来），在国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散布着数量庞大的广东籍华侨。这些人，作为不显眼的背景，却曾经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背靠的就是无数广东籍华侨老乡；改革开放广东成为最前沿，设立特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与海外有大量的乡情联系，可以以此吸引投资。相当长时间里，星星般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主要通行广州话。

在这种情况下，广州话足以应付需求了。

（工作或许繁忙，城市气质令人放松【陈忧子 摄】）

虽然说是一个区域，但在近代以前，珠三角的经济、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城。珠江西岸的佛山、珠海、中山、江门，华侨众多，全都属于广州统领之下的广府文化区域。

广州话，最早其实是秦朝大将任嚣率兵抵达岭南之后，中原话、百越语以及其它一些外来方言结合的产物。

秦朝太短命，任嚣出征不久，它就亡国了，任嚣随后在岭南病死，50万将士再无归期，就在副帅赵佗领导下定居下来，决心以此为家，努力与当地百越人融合，于是便形成可以沟通的语言——最早的广州话。

因此所谓“鸟语”，正是追求畅达交流的产物。它的特点不是难懂，而恰恰是好懂，易懂难懂，只看以什么为准绳。

对畅达交流的向往，始终是广州最重要的文化特质之一。而之所以向往畅达的交流，原因又在于这座城市从来不是静态的，总是有新的外来元素不断地闯入。

自汉朝以来，广州就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的贸易通达波斯湾、东非和欧洲，航路全长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与此相应，世界各地的商人也频繁活动在广州城，“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这座城市里就不但南腔北调，而且还“东腔西调”了。唐代长安，繁华成一时之盛，各国使节、商人、学者、学生云集上国首都，而在广州，外商往来则是历史常态。

在近代以前，商业没有成为殖民主义炮舰的前驱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比较单纯、善意、平等的交流。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彼此怎样表达善意呢？送上一捧鲜花，就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善意。

这就是所谓“花香”。

广州人爱花是全国有名的，但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这里气候适宜，四季有花，更在于花对广州人而言有特殊的功能——它是一种普世性的、无声的语言。

（无花不广州【何易成 摄】）

一般情况下，越是常见的东西，就越不会自觉地喜欢，比如只有城市里的人们才会向往田园阡陌之美，身在其中的农民对此根本毫无知觉。没有丝毫贬低之意，只是客观地举例，云南更适宜鲜花生长，也有更多种类的花，但在国内市场连通之前，当地的鲜花主要是用来做菜的，因为它不承担其它的功能。

而在广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要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共生共处，必须借助各种最容易理解的符号，来传达话语和情感。鲜花就是一种最简洁的、最大公约数的符号，花是人类共同的审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语言功能，成为一种交流的媒介。

（平等与善意，不依赖语言【卢文 摄】）

广州人的鲜花是用来表达的，用来欣赏的，像一种礼器，也像一种文玩，而不是生活实用器。

由此观之，则“鸟语花香”，并没什么不好。

一口通商的繁华

我大学时的班级，是由每个省市各两名同学组成的，分布均匀，天南地北，所以同学们对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历史文化都饶有兴致。

一位同学对我说，你们广东，历史上就是蛮荒之地。我当然不能苟同，讲了秦朝建立任嚣城（广州），以及汉唐宋元贸易之盛，但他不相信，也没有兴趣听。

这也难怪。

历史上，南岭阻隔的不仅仅是商贸通路，它还阻隔了其它两种重要的东西。

一是阻隔了政治与战争。

政治中心权力的争斗与变幻，中原腹地的逐鹿与杀伐，很少波及岭南地区，而历史总是倾向于浓墨重彩地记载政治与战争的。

（中原的逐鹿与杀伐，只存在于棋盘上【陈忧子 摄】）

二是阻隔了岭南士子的求学进阶之路。

因为参加考试非常艰难，而岭南贸易繁荣又提供了科举之外的替代性出路，岭南就形成了一种远儒传统，而中国的正史，是以儒家精神为核心书写的。

岭南与国家政治文化中心联系不易，最经常发生的往来，就是一些贬谪的士人、流放的囚徒，悲悲切切地南来，写下一些担心自己水土不服、愁病而死的诗文。

这些悲观失意者，是有条件向中原讲述岭南情状的人，因为其中很多人最后还要回去。然而身在广东的时候，不是贬谪之人，就是戴罪之身，心情糟糕至极，自然不会把岭南写得春光明媚，一派欣欣向荣，而是动辄蛇虫遍布、烟瘴横生。说白了就是身在异乡，环境不熟，水土不服，否则岭南人民，怎么世代生存下来呢？

但这些诗文，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对岭南的印象，人们也并不多加思考。

（常居者的热爱【陈忧子 摄】）

一如历史记载的不重视一样，这些情况对于我那位同学而言也不重要。他只承认清朝乾隆以来，广州一口通商之后，造就了独特的贸易繁荣，广东才摆脱了蛮荒处境。

那我又问，为什么当时朝廷指定一口通商的的是广州，而不是你的家乡？

他的家乡在长江中游，江边的一个地级市。

“那怎么能比呢？你们广州一向以来就是对外通商的。”

（鲜花勾勒的广州【卢文 摄】）

这就对了，问题又绕回来了：正是因为有基础，有传统，有历史。

汉代，广州已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唐代，已是世界著名商埠，与50多国有经济文化往来；宋时，广州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到了元代，已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广州通海夷道”，自古“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一口通商，其实正是繁华的结果，而不是繁华的原因。

“南风窗”

一口通商确实也造成了新的事实，那就是，近代史聚焦到了广州，一贯被正史所忽视的岭南地区，顺势闯入了近代历史的中心。

从那以后，岭南、广州就再也无法被写历史的人忽视。事情是这样的：

英国工业以纺织业起家，它的棉衣、毛衣在岭南湿热之地卖不出去，年年逆差，就向中国输入鸦片来平衡贸易，鸦片荼毒生灵，于是便有了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到广东，组织禁烟，英国便发动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界，近代史的开端。

广州人虽然重视商业，为各国商人创造了最好的生意环境，为了商业往来甚至创造了“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洋泾浜英语（又叫广东英语），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也绝不含糊。广州人最早挺身而起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三元里抗英，震惊中外。而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为了抗拒英国人入城，从1843年到1849年，广州人民坚持了7年的战斗，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

第一次鸦片战争实现了英国人的目的，那就是把贸易前沿往北推进，好把毛衣棉衣卖出去，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些良港，都按照条约要求开放。上海从一个县城，变成了开放的中心，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十里洋场，亚洲第一大城市。

而这时的广州，已经开始承担起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架桥的历史，藏着一座城的故事。图为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广州海珠桥【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黄鉴秋摄】）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就是因为来到广州，看到国家落后的实情，编写了《四洲志》，后来又把资料交给魏源，嘱咐后者编写了著名的《海国图志》。

洪秀全从这里出发，接触基督教，进行反清起义的思想准备。

康有为在此讲学，蓄积声望，收下弟子梁启超，其后一起北上，维新变法。

孙中山以此为起点，拉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以此为大本营，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公开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因为这里是当时唯一可以“合法革命”地方，随后，革命先辈们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浪潮。

（2021年6月20日，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西方封锁，仍然几乎年年不辍地在广州举办广交会。

改革开放，广州同样是前锋，体制改革过五关斩六将，而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文化，也在广州发端。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从综合地位上看，依然举足轻重。

贸易的往来，海外情谊的联系，新观念、新知识的输入，在广州话里被形容为“南风窗”。

（高塔瞭望，熏风南来【黎建锋 摄】）

广州，就一直是中国的“南风窗”。有这扇窗，就总有意外的惊喜。

90后画家西茜是我的朋友，去年11月的某天，她说年底要来广州。“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吃地道的粤菜？广州的东西很好吃。”

我说：“可以啊，广州可远远不止东西好吃呢。”

编辑 | 煎妮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