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大哲学课的黑帮头领和他的挚爱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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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姚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老残病犯监区洗脸间，当时我穿过站在洗脸间里一堆在抽烟的犯人上厕所，上完后我也在烟雾的边缘点上支烟，透过烟雾看见一个人正在看我，十秒钟后他把烟蒂摁灭扔在垃圾桶里扭身向外走，犯人们纷纷侧身让开一条道。

姚先生从我身前走过时目光温和但却泛着金属的光泽，其他人跟在姚先生的身后，洗脸间只剩下了我还有烟雾。

那时我并不知道姚先生是江湖上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那近似美男子的面孔有着岁月刀斧削砍过的痕迹，身材消瘦挺拔，有欧洲人那样宽而平的肩部，但他却是个瘸子，一条腿的膝盖不能打弯儿，僵硬地迈着步子。可我还是注意到他穿的一身灰色囚服干净笔挺，囚服领口处露出了白色衬衣的领子，而且胡子刮得十分干净。

第二次再见到姚先生是星期天早晨，他身着监狱配发的白色汗衫在院子里的水池边洗衣服，当时我正在洗床单。那一阵下过一场暴雨，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很浑浊，负责往三楼洗脸间挑水的哑巴从伙房挑来两桶水让姚先生用。姚先生洗衣服时目光几次扫过我的胳膊，我的胳膊上纵横交错有几十道刀疤。

姚先生见我用浑浊的水漂洗床单，他说：「你先用桶里的干净水，不够让哑巴再去挑。」这是姚先生在监狱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洗完衣服晾好，我和姚先生坐在院子里花坛的水泥台上，我拿出烟递给他，姚先生笑着说：「你也是个瘸子。」我俩都笑了，他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姚先生看着挑水的哑巴对我说：「你知道掩耳盗铃的成语吧，这个哑巴领着另外三个从聋哑学校跑出来的哑巴偷了个保险箱，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到树林里。你猜他们怎么干的？打不开保险箱就用锤子砸，这几个又聋又哑的家伙听不见，可附近的人都听见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以后我经常看到哑巴拿着一个两寸宽的小本子向姚先生请教，姚先生拿笔在小本子上又写又画还用手打着哑语，在哑巴用心看完姚先生写的东西后，姚先生才把小本子上写了字的几页扯下来，再仔细地撕成纸屑让哑巴扔到厕所里去。直到两年后哑巴要出狱了临走跪下给姚先生磕头，我才知道姚先生教给了哑巴一些绝技。

那时我已知道了姚先生是曾经轰动整个中国的电视剧《南下支队》中的首犯黄瘸子的师傅。黄瘸子为首的几十个东北扒窃高手，从哈尔滨蹬上火车一路向南作案，在公安部指挥下多省警方联合围堵，终将南下支队大部人马缉捕归案。

二

我不知道犯人们为什么称他为姚先生，直到春节放假时，所有犯人都在打扑克下棋玩得天昏地暗时，我和姚先生坐在花坛边上晒太阳并天南地北谈了三天，才隐约知道了「姚先生」这一称呼的因由。

聊天的起因是大年初一我正坐在花坛后边看从监区图书室里翻出来的伏尼契写的《牛虻》，姚先生也夹了本《译林》走过来。

出乎我的意料，姚先生说他上大学时几乎就是年轻时期的亚瑟，白纸一张。我上大学时也有人这样说我。

姚先生坐在阳光下很健谈，告诉我他是哈尔滨人，二十岁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我问他后来转校了？他说退学了。姚先生的回答令我不解，他说在读到大二时运动来了。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们又抽了三根烟他才说：「文革开始了。」

姚先生出生于父母都是留苏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母亲还有俄罗斯血统。姚先生告诉我那时他的父母在被几次批斗后互相抱着从楼上跳下去了，而他只能退学从北京回到哈尔滨。

我看着亚瑟变成了烧碳党人，想到了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被批斗以及在湖南乡下我姥姥被游街的场景。

他苍白修长的手指玩着香烟说：「家里突然没有了人，只剩一座别墅，楼上楼下都是空荡荡的，猫儿在一楼走我在楼上都能听到它的脚步。」

他说：「按大人们的说法，这孩子肯定是从那时学坏的。嗯，差不多吧。有一天我发疯一般地从二楼窗户上跳下去，摔断了一条腿，奇怪的是我没觉得有多疼，趴在地上心里反而平静了。我就趴在地上有两、三个小时，在那几个小时里我听到了火车从远处驶过的震动，甚至还能听到厚而宽大的树叶落地的声音。」

我一直在静静地听他说，想像着一个张开嘴露出洁白牙齿并像羚羊一样瞪着眼睛的亚瑟趴在地上微微地呼吸。

「我的腿不是那次跳楼造成的，十二年前我在烟台逃跑，被追了我三天三夜的警察给了一枪。」姚先生摇摇头笑着说。

过了春节不久，姚先生被调到三监区去了。又过了一年姚先生再次调回老残病犯监区，不久他十五年刑期服满出狱了。

姚先生出狱后的第二年曾到监狱来看我一次，但因他不是直系亲属我们未能见面，他给我留下三千块钱和二十条「三五」烟。

两年后我也被调至另一个监区干「三课」学习管理员，那期间在报纸上看到姚先生在洛阳组织召开了首届江湖代表大会、以及他策划了潜入韩国使馆窃取几百本护照一案的报道。

二

十年后我获得假释出狱，在第一个月底去派出所交思想汇报回家时，在楼门口看到一个身穿大衣的中年女性站在寒风中像是在找什么。她手拿一张纸条极有礼貌地问我：「请问黑叶住在这里吗？」

我定睛看着她有些疲倦的神情，脑子里飞快地搜索她会是谁，说「我就是。」

她露出了笑容，问我：「你还记得姚先生吗？」

「记得，我们在一个监狱里呆过几年。」看着她的目光，我想到了姚先生多次提到过的一个女性。

在确认我就是要找的人后，她手捂着胸口长长吁了口气。她说：「姚先生经常提到你和他在一起的往事，他给我留下一封信，告诉我如果实在想知道什么就来找你。」

我抱歉地告诉她，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可能会打扰他们，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

我和她坐在上岛咖啡一个便于谈话的雅座里，当她脱下大衣和围巾后，显得很漂亮和优稚。我想问她姚先生出狱后的情况，但想到我在监狱看到的有关姚先生的消息，又担心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愿听到的。

但出于礼貌我还是问了她从哪儿来等等。她告诉我从哈尔滨来专门找我，想了解一些纯属私人的问题。

她语气平静地说：「姚先生在四年前走了。」

我低下了头，我知道姚先生不会寿终正寝，但我也知道他犹如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向坡下冲去的原因。

接下来她告诉了我许多姚先生的往事，有些事姚先生并未对我提起过，但却令我思绪翻腾。

她告诉我，当初和姚先生一起考上大学的还有一个女孩，她与姚先生是同一个大院里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只是她在北京的另一所大学，那时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俩以后会结婚。

就在姚先生的家庭发生变故后，他的恋人也被校门口一辆受惊的马车撞倒不治身亡。她说，那天姚先生头发蓬乱、拖着在尘土里的帆布包走进大院时，她就站在一棵大树下，看着他摇晃着身体、步履蹒跚地走过来。

我疑惑地问：「你是？」

「我是姚先生恋人的妹妹。」

她说回到哈尔滨的姚先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半年，「我的父母曾几次去探望姚先生，但他拒不开门。我非常担心和可怜他，经常在天黑后跑到姚先生家不远处张望，有时会看到屋里的灯亮了，偶尔能看到他在玻璃后走动的身影。那时我正在上初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姚先生家有一些年轻人进出，窗子也经常透出了灯光，甚至是通宵亮着，她心里有了一丝安慰，知道他活过来了。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看到姚先生和几个青年戴着手铐被一群警察押着向外走，他看到我吃惊地站在路边，还笑着朝我挤了下眼睛。后来听居委会阿姨说姚先生他们一群年轻人不但经常打架，还偷东西。」

她告诉我，姚先生被警察抓走后被教养三年。三年后姚先生从教养院出来后搬到道里去住，她那时已高中毕业，跑到道里语气坚定地告诉姚先生要和他在一起。

三

经历过三年教养生活的姚先生迷恋上了扒窃，他认为扒窃不仅能让自己体验随时被发现的刺激，还包含了如何才能不让被窃者觉察的艺术。为此他在住地经常把自己那一圈子人召集起来开研讨会，从技术、心理到反侦察以及被抓后如何抗审都作了课题性讨论，而且有大量的模拟对比。

他认为传统的扒窃就是地道的小偷，一旦被发现就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他提出了「事前迷惑，事中果断，事后掩护」的战术策略。

「事前迷惑」即目标确定后有专人做心理干扰，如故意争吵、制造拥挤等等。

「事中果断」即出手迅速不犹豫，动作必须在一秒内完成。

「事后掩护」即在得手后转移脏物或以阻挡、撞击防止被窃人或他人追抓。

姚先生强调所有人员均须剪理成大众发式，作业时必须穿戴普通衣帽，且容貌整洁干净，神情淡然，必要时伪装突然犯病或者残疾人。

他做出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即不准对女性和老人下手。他说女性心理脆弱，丢一次钱会难过一生；老人身体不良，丢钱后可能猝死。

他甚至把实践课放在具体作案现场，有一次居然把实践放在火车上，从哈尔滨到大连一个往返现场操练。在回到哈尔滨下火车时列车长竟提出要给姚先生送表扬信，对他们在火车上扶老携幼又扫地擦地板感动不已。

据说，在东北姚先生这一帮人在作案当场被抓获的极少。

她说，当时在东北长春有一个在江湖上非常出名的年轻女贼孙丽英以取中腰擅长，她因倾慕姚先生跑到哈尔滨加入了圈子，经常扮演姚先生的恋人依偎在姚先生胸前观察动静并打掩护，有时还顺势捞一把。

为使姚先生不依赖于孙丽英，她多次向姚先生提出自己来配合，但姚先生均严厉拒绝并警告她不准越界参与任何行动。所以她和姚先生在一起三十多年，无论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事故，警方从没注意到她。甚至有几年她还参加了街道文艺宣传队，在唱歌跳舞中留心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动向。

为使她不陷于危险中，姚先生还到街道工厂做起了临时工，他还规定所有圈子里的人必须经常找点临时工作干，到姚先生这里来商讨事情时每个人或挎工具包，或在网兜里装个饭盒拎着，让能看到他们的街坊邻居以为他们是辛勤工作的工人。

那时姚先生就已经把他归纳总结的抗审理论告诉了她：如果警察或其他人问你话，你一定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不回答，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干了什么，也就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她听了后心里砰砰乱跳，她知道自己死也不会说出姚先生是贼，但又知道早晚有一天要面临警察的询问。

她一方面随时准备为自己爱幕的人付出一切，又常常紧张不安；每当她依偎在姚先生身旁就幻想着给姚先生生个女儿，她认为女儿会令他感到温暖，甚至能让他回头。

四

从教养院出来多年的姚先生在将扒窃一行推向专业化作业后，他感到生活中的刺激强度日益减弱，尽管他已把作业现场的风险降至最低，但无风险也就没有了趣味，他决定搞一次大动作。他在监狱里对我说过，推动社会向前有三个因素：暴力、财富、知识。

他认为自己在微观上具备了这三个因素，要实验性地把扒窃这一行在江湖中再提高。上大学所具有的思维能力让姚先生成为对社会有潜在危险的人，如果几年前他的家庭没有发生变故，姚先生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官员。但此时，他已是一个逆行者。

「有一阵儿我发现到姚先生这里来的人多了，他们通宵达旦在讨论什么，这种时候姚先生从不让我进屋，甚至送茶送咖啡都不行，我感觉他们又要干大票了。」

姚先生确实在策划一个大行动，他非常认真地和在场的人讨论一个计划，并凝视每个提出问题或建议的人。他时而从桌子和椅子之间走过，时而又搭着腿坐在桌边，敏捷地抓住每一个含有危险的问题分析下去。姚先生说过自己喜欢危险甚至喜欢疼痛，但他不能让危险扩大到任何人被抓，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有人提出这么大的行动同时在几条线上展开，报案的突然集中，警方必然注意，一旦警方认真了扑过来怎么办？

姚先生认为，第一，我们先在小轮（公交及长途客运）动手，把警方注意力引过去，之后再上大轮（火车）；第二，警方警力主要集中在城市，他们必然注意小轮，而大轮流动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警力稀疏，我们可选择在偏僻小站上下车，避开警方；第三，大轮速度快，一夜之间几百公里出去了，而且是在几条线上行动，警方反应慢难以在短时形成判断，更别说大面积围堵了。

他说，每个人对大轮都十分熟悉，都有车门钥匙，必要时就拉紧急制动闸。他反复强调的是：要敏感，要能及时嗅到危险并做出判断。当判断出危险时，拉闸跳车是首选，但必须是在火车到达城市之前。

姚先生和那帮人讨论了两个月并确定了行动日期，在这两个月中他有空就趴在桌子上看地图研究火车车次及运行时间。姚先生还多次召集人分析、选择参加人员，再让团伙骨干回去分片开小会。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姚先生洗了澡，理了发并精心地刮了胡子，换上干净的衣服，带着我到饭店吃西餐、去电影院，还去公园划船。」她眼里闪烁着柔光告诉我。

姚先生用两个月精心第划的一次在扒窃史上从未有过的集群行动，就是后来的电视剧《南下支队》。但在警方成功围剿了「南下支队」并结案后，并不知道姚先生是主谋。

十年后我和姚先生在监狱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姚先生在评论完一些发生在江湖上的著名事件后说，「英国有个老头帕斯卡说过，人的头脑既对发现宇宙有益，但也对发现宇宙有害。」

他经常提起这句话，认为人在发现和认识宇宙的过程中，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都是贡献。

五

秋天到了，在东北已呈现出了秋风扫落叶之势，按计划一场史无例的集团扒窃犯罪也随之开始。

就在蹬小轮作业的那一队人如期行动后，很快警方就有了反应。警方对东北的扒窃犯罪有成熟的应对方案，因此在接到逐渐增多的报案后马上将反扒大队的人员全部派出，欲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冒出头的扒窃犯罪打下去。然而警方收获甚微，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声东击西的行动。

在姚先生计划的第一阶段，规定在小轮上作业的一队人「干一休二」，即偷一天休息两天，既要让案件频发，报案不断，引起警方注意，又要让警方劳而无功抓不到人。

在第二阶段蹬大轮的动即将开始作业时，姚先生却因急性阑尾炎入院手术。这一意外使他不能进入现场进行观察指挥，令警方的围堵成功，也让他躲过了一劫。

入院手术的姚先生在病房发出指示第二阶段按计划行事，他之所以这么放心是因为第一他认为东北扒窃界最有富实战经验的高手都投入其中，他们身经百战能应付最复杂的情况；第二他自觉阑尾这种小手术几天后一拆线即能活动，自己可以再赶上去；第三他认为警方反应不会快，他判断有可能在大队人马出了山海关和大连后，虽然信息增多，但警方尚难清晰思路，会认为是往常一样的流窜扒窃团伙作案。

但姚先生不知道第二阶段的行动计划已有一小部分被警方知道了。

姚先生的骨干朋友圈有个参与行动讨论的朋友，他有个小舅子刚入扒窃行，那孩子知道姐夫和一帮人准备干大票，就拉了几个尚无经验的小贼要尾随捞一把。但在他们买好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上火车的头天，其中一人扒窃时炸了，在派出所把他听说的事全倒出来了，正巧审他的派出所长是反扒大队调来的，他的职业反应让他意识到不对劲，便把情况上报局里。

随之警方接到的两轮失窃报案突然增多，判断是集团作案，这种集团作案从未出现过。于是上报了省厅，接着是公安部。

警方决定多省联网打击，不能让犯罪危害扩大，同时认为这是一个全歼东北扒窃骨干的大好时机。

姚先生并不知道已出现了致命的漏洞，他在等待术口拆线。在一周后术口拆线时又莫名发起了高烧，令姚先生不得不在床上又躺了几天。就在这时有消息反馈，似乎苗头不好：铁路沿线便衣增多，市内旅馆普遍严查，有人已被警方抓走。姚先生立即意识到警方的反应说明计划泄露了。

在此危情下若是其他人首先是中止计划，撤退人马，然后自己隐蔽起来。但姚先生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有一丝体验危险的刺激，决定立即出发，声东击西扰乱警方判断。

姚先生带了八个人赶往山海关，出了山海关后立即大肆作案，让警方以为大队人马已向天津方向移动，从而将围堵重点放在河北，给尚在吉林和辽宁之间的人马减少压力。

姚先生估计警方的围堵防线应在天津和北京之间，怕他们入京。同时也是为避开危险，他们八个人改道进入山东，一路作案到达烟台。他要让警方误以为从哈尔滨南下的人马已过了渤海到达胶东，尽可能松散警方对吉林和辽宁的围堵。

六

姚先生带的八个人到达烟台后立即分成三人一组，他们分别在烟台市区、黄县及蓬莱开始作案。为促使报案增多诱导警方视线，他们疯狂作案，每天每人窃得现金上万元。这一特征符合东北扒窃流窜作案习性，使警方认为情况异常，符合情报判断，便从辽宁围堵的警力中抽调力量与烟台警方协力围堵抓捕。

此时的姚先生内心还有一点愧疚，他自认如果不是因病入院，他就能随大队人马南下，也就能坐镇观敌瞭阵，或许还能随机应变冲出围堵。因此他为吸引警方竟动用了菜刀、斧头恐吓群众，意图让群众恐慌而扩大流言。最终警方抽调了更多警力投入到烟台市区、黄县和蓬莱。

半个月后警方终于发现了分散于三地的八个人并抓捕到七个，剩下姚先生一人在形迹暴露逃跑到第十五个小时后，身疲力竭倒在树丛中喘息时，一路追捕的警察愤怒地向他腿上开了一枪。

她对我讲述的这些事，姚先生在监狱时只对我讲了零碎的片断，此刻我可以把所有的事连接起来了。我想，姚先生不想让我知道他从上学到入狱之间的全部生活，是怕在讲述中触及细节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怕碰到一个根本问题：他失败了。

她告诉我，在姚先生入狱的十五年中，她首先不顾父母反对搬进了他的家，她把姚先生出生并长大的房子彻底地搜索了一遍，只是想找到更多关于姚先生以往的生活痕迹和物品，包括她的姐姐写给姚先生的所有信件及照片。

她说，那时空荡荡若大一座房子只有她自己和姐姐、姚先生以及他父母的照片令屋子里有人间气息，但同时也充满了无望。她经常无法控制地看着眼前这些照片哭泣，即使是在睡梦中也流泪、惊叫，但是她无法离开这里，她感到姐姐和姚先生就在这座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两年后她脸色苍白地走出了屋子又走入了教堂并接受了洗礼。

「罪恶由哪儿而生，又毁灭了什么？」这哈姆雷特样的疑问也同样令我自己疑惑。

我告诉她姚先生出狱后就再没他的消息了，中间他到监狱来看我，但我们并未见面。她说那次姚先生是从哈尔滨经长春到大连，再坐船到了烟台，想重走一遍十五年前他曾精心设计的路线。他没有让在那次南下中逃脱的朋友们陪伴，只有她陪着姚先生过海到了烟台。

「他说监狱里还有个朋友，去看他」。她告诉我。

当我听到她说姚先生沿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再过海到烟台后，我立即想到姚先生又在酝酿什么事了。

七

我和她坐在上岛咖啡一直谈到深夜，但她并未问我有关私人问题。

我说在监狱里曾在报纸上看到姚先生在陕西洛阳搞了次全国江湖代表大会，我请她再告诉一些有关细节。

姚先生到监狱来看我未果回到哈尔滨之后，她陪着姚先生住在市郊一处房子里，那个住处是姚先生在入狱前买下的，他没告诉任何人，甚至连她也不知道。

她和姚先生在郊处悠闲地生活了一年，在那一年里姚先生没通知任何朋友，只是陪着她听音乐、读书、看电影，甚至他还养了十几只鸽子，唯一让她意外的是姚先生竟陪她走进了教堂，并且在不是礼拜日的时候也经常去教堂坐着沉思。

她说，「那时我十分惊喜，认为他向上帝靠近一点就离他原来的路远一点」。

更让她安慰的是，姚先生选择了一处有松林环绕和阳光普照的山坡，请工人修建了他父母和她姐姐的墓地。他在墓地周围种植了大片的花草，晚上姚先生会静静地坐在墓地前沉默不语，她以为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有一天姚先生在卧室里指着墙上一幅画让她记住，墙里边有一笔钱，在她需要时就取出来。她当时很感动。

然而，当一年宁静的日子将要向下延伸时，姚先生却回到了他父母留下的别墅，并且他以前的朋友又陆续出现。

重新又和朋友们见面的姚先生很轻松，他和朋友们聊天、喝酒、弹着吉它唱歌，不知还从哪儿搞来一台放映机看电影，这样的生活又过了一年。

一天早晨在吃早餐时姚先生和她说起了洛阳，告诉她洛阳是一个古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六个帝王在那儿建都，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油田。姚先生对古城洛阳的讲述引起了她的兴致，她表示期待姚先生带她去洛阳一游，让她走入古城的遥远历史。姚先生笑着把两张火车票举在她面前，告诉她把一切都扔下，穿上衣服现在就走。

姚先生在洛阳带着她到处走，还就近去了西安玩儿。在宾馆姚先生让她一个人继续留在西安玩下去，一周后会来接她。如果届时他没来，她就赶快离开西安回他们在哈尔滨郊区的房子去住。

她知道了姚先生突然带自己来洛阳玩的原因，想到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一年里肯定又策划了什么事。她不想一个人留在西安避开危险，她决心要与姚先生同生死。于是她尾随姚先生蹬上火车，再次进入洛阳。

此前洛阳市区不同地段的多家宾馆已陆续入住了许多客人，姚先生在两个月前即对这些客人提出过要求：衣着容貌应与普通人一样，且在洛阳期间严禁有任何作业。

这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男人和女人来自中国东西南北，他们在这里召开了在中国江湖史上绝无仅有的江湖大会，而姚先生正是发起人。

她告诉我，她化妆后尾随姚先生去了会场。开会的地方在一个公园里的餐厅，姚先生事先派人把餐厅包下了。

会开了三天，但每天的会场都不在同一地方，有在宾馆的会议室，还有在电影院一间大屋子里。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这次洛阳江湖大会的消息，但没有详尽的描述，重点内容是在大会结束的当天，各路人马纷纷大显身手，市民报案空前增多，据统计被窃金额达百万元之巨。

就在姚先生准备离开宾馆去火车站时，在宾馆大厅里她出现在姚先生面前。她说，「姚先生一点没有吃惊，反而伸手替我理了理头发，说我这几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卖核桃的大嫂挺像的，就是走路像舞蹈演员。我小时候跳过芭蕾舞。」

八

从洛阳回到哈尔滨后，姚先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间咖啡厅，设在一家宾馆二楼的咖啡厅实际是宾馆餐厅的一部分。她认为姚先生去开咖啡厅的主要原因是她跟踪了姚先生，令姚先生可能不安。这一不安并不是姚先生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完全是担心她的好奇心已变成了探究，一旦跨过界线会给她带来致命的危险。

姚先生自开了咖啡厅后就经常不回家，渐渐的固定在每隔一周回来一次，而姚先生每次回家都拿出两张火车票带她出去玩儿，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等城市都去过了，但去北京的次数最多，而且有一次在北京玩了长达一个月。那一个月他俩没像以往去住宾馆，是住在一栋居民楼里，姚先生告诉她是朋友租的房子，隔一条街就是有名的使馆区。

又过了一年，春节过后姚先生有十几天没回家，她去咖啡厅找姚先生，经理说姚先生去广州看货了，可能过几天就回来了。

她非常不安，觉得姚先生不像是去广州看货，感觉姚先生可能是去了北京，在最后那次去北京时，在姚先生朋友的饭桌上曾出现一个漂亮妖娆的女性，那个眼冒冷光又善百变的女人让她印象深刻。她跑到市郊的那座房子，在卧室的床上看到姚先生留给她的一封信。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信纸上只有十几个字：丫头，哥去广州一趟，很快就回来。

又过去了十天，一天晚上她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打开门一看是几个熟悉的派出所警察。她问警察半夜敲门有什么事，回答是查户口。一个警察问了她一些简单的问题，问姚先生怎么不在家等等，另外几个警察则像是进了博物馆那样好奇地把楼上楼下的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

待警察走后，她关掉屋子里的灯隔着窗户玻璃向外看，看见几个警察正在敲邻居家的门，她捂住心口松了一大口气。

第二天上午她去秋林商场买姚先生爱吃的食品，她认为姚先生随时会出现在家门口。就在她走进商场门口时，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塞给她一个纸条，让她到人少的地方再看。她上了二楼走到卖衣服的的地方挑了两件衣服进了试衣间，她打开纸条一看，是姚先生的笔迹，让她先买点东西再回家，到家一个小时后再出门，什么也不要带，只拿上储藏室门后纸箱里的鞋盒就行了。

她按姚先生的嘱咐抱上沉甸甸的鞋盒走到胜利路坐上电车，下车后走到公园北门左角站好，一会过来了辆出租车，司机打开门让她上车直接开到火车站。她买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票，在候车室坐了十几分钟又出了车站，蹬上公交车到了长途汽车站下车，走到售票处买了张去平新镇的车票，上车到平新后去火车站再买了到大连的车票。

到大连后她住进了一家宾馆，第二天中午坐在苏联红军广场西侧的椅子上，姚先生出现了。

姚先生扮装成一个老头，坐在她身旁指着怀里的鞋盒说，盒子里装有二十万块钱。她听了浑身一哆嗦，以为是警察跟上了，站起身抱着鞋盒就要跑，她怕姚先生过来被警察抓住。

九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姚先生策划的盗窃韩国使馆护照的报道，内容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两个窃贼以电工检查线路的名义进入韩国使馆踩点，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窃贼将一架长梯放置于两楼之间，通过长梯进入韩国使馆，窃贼打开使馆密室偷走近三百本签证护照。

可以想象这件窃案的严重程度，公安部直接派出专家与北京警方一同破案。很快，警方即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姚先生同样知道闯入外国使馆盗窃的严重性，尽管行动成功，但有一名知情人被抓，他知道这次将会是一劫，很难脱逃。

姚先生带她去一家金壁辉煌的饭店吃饭，要了一桌都是她爱吃的菜，并告诉她当晚就坐船去青岛她姨妈家，他说警方一定会问她离开家去了哪儿。

她告诉姚先生自己不怕坐牢不怕死，坚决要陪伴着姚先生浪迹天漄，哪怕是下煤窑也不在乎。

吃饭中姚先生说要去洗手间，在等了有十分钟后姚先生还没回来，她知道他走了。

她坐在我对面的灯光下，叹了口气说，「那次南下失败后，姚先生一直内疚，他认为如果自己不是因病未能随人马南下，就不会有那么多兄弟被抓，以致他策划了进入韩国使馆偷护照，就是为让追随他的兄弟们去韩国重新开始生活」。

姚先生在大连与她见面又消遁后，在南京、上海、长沙、成都、昆明等地不断露出行踪以吸引警方视线，他要尽可能为兄弟们争取时间，以让他们安顿好自己的事情。

三个月后姚先生在广州被捕，半年后被判处死刑。她以家属的身份去给姚先生收尸，把他的骨灰与他的父母和我姐姐安葬在一起。她说自己死后也会和他们相伴。

她告诉我姚先生给她留下一大笔钱以及两处房子，她把屋里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姚先生一家及她姐姐的照片和书信重新整理，并委托设计机构设计，她要印制出相册以怀念逝去的亲人们。

她安顿完姚先生以后，重又回到自己的家去照顾已年迈的父母，她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很开明，原谅并接纳了她。

漫漫长夜过去了，天已露出微白，她和我之间的谈话似乎进行了一个世纪，我不知道自己面对姚先生的未亡人该说哪些安慰的话，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句。

她抬起头看着我问，「姚先生和你在一起时谈起过我吗？」

「当然，姚先生不仅很多次谈到你，还为你的以后忧虑。他说你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你怎么办？这是他在监狱里最深感不安的一件事。」

可能这就是她要问我的私人问题，当我告诉了姚先生对她的担心后，她趴在桌子上无声的哭泣，身体在哭泣中不停地剧烈起伏，仿佛是狂风再一次掀起了她藏在内心深处的波涛。

三个小时后她抬起头把围巾包在脸上擦干泪水，站起身穿上大衣对我说她要坐中午去大连的船回哈尔滨，要把一些话写进等待印刷的相册中去。

2015 年我去哈尔滨看过她，她头发已灰白，皱纹已刻在了额头与眼角。几年前她的父母相继去逝，她把父母的骨灰和姚先生一家安放在一起，重新修墡了墓地并给自己留好了墓穴。她说自己时刻等待着回家。

一个月前她的一个教友给我发来一个邮件，说是受她生前所托告诉我她已回家了。她说告别这个世界奔向所爱的人和天堂是多么幸福，那里有挚爱的目光和低吟浅唱以及摆脱罪与恶的默想。

此刻我正在另一个国家的深山里，和其他国际志愿者协助无国界医生们一起救助困境中的儿童，对那个曾经的年轻亚瑟和他挚爱并担忧的女友归于洁净致以微笑，并写下这样一个故事以怀念：因为他们曾经都是单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