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应向何处去？在国际社会日益深陷全球化困境的2021年，一个直觉而不一定知觉的回应是：政治思想探究必须和政治生活诸相一般——“全球化”。然而，一系列问题又接踵而至：“全球化”是社会思想像水分子渗透一样的扩散过程，还是受意识形态规训，有意为之的改造工程？有待“被全球化”的是文本语言、时间跨度、地理范围，还是用于建构叙述的术语、用于考察思想的路径，亦或是研究者个人的时下关怀和文化视域？而全球化的“期待值”是凸显政治语境的具象性，还是普遍性和关联性？政治思想史家处理的是全球性这一人类状态，还是以不同利益规则运行的全球化计划？在形态各异的全球化视野下，看似大相径庭的政治问题应当被划归彼此相对的“思想传统”，还是叠合进更宏阔的认识体系、社会构造和经济秩序？凡此种种“全球化”，是否可能、有益、甚至必要？言必谈“全球”之风，究竟是不言而喻，还是大势所趋？
反思这些问题正是2021年夏秋之际全球政治思想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Global Political Thought）成立的初衷。时值岁杪，反思学会成立以来的六次研讨：从加勒比到南亚，从英王眼中的万民法到意属利比亚的食物史，大可呈现出这一年全球政治思想研究现状的温度、厚度和限度。
2020年，东南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改变宪制，于11月30日宣布“脱英”成立共和，2021年1月19日再行选举。我在波多黎各乘坐螺旋机飞越加勒比海，望见群岛交错，记起今年在哈佛教“当代发展中国家”时，一位研究巴巴多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硕士生曾在作业中写道：“巴巴多斯作为一个加勒比岛屿，免不了‘岛国心态’……”批改此文时，我援引了马提尼克裔作家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笔下那“变幻着、脆弱着，流动着”的加勒比海：它不是一个“美洲湖”，而是“美洲之间的江口”。中南美洲世界的“共同空间”具有三种文化地形：延续着印第安文化的安第斯山脉高峰、加速“克里奥化”的高原和平原，还有环岛相隐相现的加勒比海域。柏拉图想象大洪水之后的“最初社会”，也具有这三种地形：山脉、平原和海岸，这些生态系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法律规范和哲学问题。若说这一地理渊源是希腊政治哲学的空间维度，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加勒比空间的统一性和多元性？
马提尼克裔法国诗人、散文家和哲学家格里桑（1928-2011）
从左至右：西尔维娅·温特（1928-）、奥兰多·帕特森（1940-）、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
1966年拉斯塔法里崇拜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牙买加
加勒比群岛和国家
美国画家威廉·沃尔卡特（William Walcutt）绘《1776年7月9日在鲍林格林拉倒了乔治三世雕像》 (1854)、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讽刺画：乔治将拿破仑放在手中端详（1803）、 英国画像师、雕塑师亨利·麦耶（Henry Meyer）描绘乔治晚期景况。
索金斯（James Gay Sawkins）绘卡美哈梅哈一世着羽披肖像（1850）
阿布·阿拉·莫杜迪（1903-1979）
从左至右：哈萨克斯坦纸币上的法拉比形象、伊朗邮票上的阿维西纳形象、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阿维罗形象
从左至右：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保罗·克劳斯（1904-1944）、穆欣·马赫迪（1926-2007）
从左至右：亚历山大·马克思（1878-1953）和路易斯·芬克尔斯坦（1895-1991）
从左至右：意大利记者、政治家贝维昂内（1879-1976）、意大利作家、记者和民族主义活动家科拉迪尼（1865-1931）、意大利记者、政治家弗拉卡罗里（1882-1956）
贝维昂内：《我们如何来到的黎波里》（Come siamo andati Tripoli, 1912）和1938年的意属利比亚地图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想象中食物富足的安乐乡库卡尼亚（拉丁文：Cucaniensis、中古英文：Cokaygne、中古法语：pays de cocaigne、意大利文，如上图：Paese della Cuccagna）
伊克巴尔（1877-1938）和包括巴基斯坦建国倡导者乔杜里·拉赫玛特·阿里（1897-1951）在内的穆斯林政治运动家合影
“全球”既确切存在，也是一种隐喻。与更平面的“国际”相比，“全球”无疑是一个更立体的范畴，但正因如此，它必须由多维度的平面作用形成，而非拒绝“国家”和“国际”概念的二维性。如今盛行全球的“全球”来自英文的法语借词global(e)，在几何意义上与globulaire（球状）近义。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球状”获取了mondial（世界）的意涵。入门拉丁文的中学生都应背诵过西塞罗《反喀提林》疾呼不朽的众神，怒斥喀提林“密谋毁灭我们的城邦，乃至众壤之环（全世界）”（de huius urbis atque adeo de orbis terrarum exitio cogitent）。可见即便在共和主义的源头，公民生活也置于全球之中，甚至从中汲取理论意涵。如果研究政治思想史只是一种启发性的阐释学，而反观时下，这种启发性的阐释学又只是一种想象化的政治介入，那么何必再为想象戴上铐链枷锁？政治思想史不问佛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只问“小世界”。梵文另有一词सहलोकधातु，意指人类“共同聚居之世界”。从希腊文的“宇宙”（κόσμος）、“人间”（οἰκουμένη）到拉丁文的“众壤之环”，向无定界。泛读之，广思之，由城邦和帝国延展至埃及，从迦太基到漫游中亚的塞族，甚至是遥在东方的印度人和“丝人”，而“众壤之环”一词经历中世纪，又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进入了近代早期的“世界舞台”（Theatrum Orbis Terrarum）。俱往矣，世界舞台究竟是何模样？我们共同聚居的世界如何运转？我们比任意时期的前人都更明了，但我们似乎又比任意时期的前人更畏惧想象。全球政治思想史学会若能为学者壮一壮胆，重新恢复这种政治想象的能力，拾前人牙慧之余也能拓展前人的想象空间，那么便完全实现了它的使命，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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