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拽姐”宋智雅？

“拽姐”可复制，正是我们所要警惕的。

作者 | 李哩哩

编辑 | 月见

岁末年初，一位名叫宋智雅的韩国网红，凭借在恋爱综艺《单身即地狱》中的“清醒言论”火爆全网。而随着热度越来越高，有网友扒出宋智雅疑似穿假货，1月17号，宋智雅在ins上承认《单身即地狱》中所穿的部分衣物确实为假货，并发出了手写道歉信。一边在节目内外营造富家千金人设，一边又对“创作权和著作权的无知”道歉，“恋综天菜”宋智雅还没来得及发表更多“撩男语录”，就要面临人设崩塌的危险。

《鱿鱼游戏》之后，这档由Netflix操刀的韩国本土化恋爱综艺节目《单身即地狱》再一次引起收视狂潮。而这次的流量密码除了Netflix购买的高概念节目形式，就是成功打造了可爱又性感的“拽姐”宋智雅。

节目初始的五位男嘉宾，有三位都在第一天晚上将她视为心仪对象，一句“欧巴”让男嘉宾立刻嘴角上扬。九天八晚的录制时间，她三次组队成功，获得乘坐直升飞机从“地狱岛”前往“天堂岛”享受总统套房的待遇，在不能重复选择的规则下，成为成功次数最多的嘉宾。

素人群像节目容易使观众陷入“分不清脸”的观看体验，所以恋综节目的解说普遍以女一、男一、绿茶姐、健身哥等标签命名，而宋智雅则成了为数不多的在解说中也能拥有“名字”的嘉宾。

在她的洒脱下，一开始获得好感的姜素妍成了“反面教材”，有异性缘的申芝燕第一晚投票一票未得，拽姐宋智雅在节目中游刃有余地大杀四方。在节目外，美妆博主研究她的妆容，时尚博主复刻她的穿搭，更多情感大师搜集她的语录汇总成“撩男攻略”，新一代“拽姐”冉冉升起。

一场资本与时代的阳谋迅速上场。宋智雅停更八个月的微博账号，在第一期节目播出五天后宣布回归。随后12月28日，宋智雅在B站账号更新了一期Vlog。29日，宋智雅入驻小红书，不到24小时圈粉60万。1月13日，入驻抖音，迄今为止发布了一条视频，粉丝量达到154.8万。短短一个月内，仅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宋智雅累计涨粉五百多万。更有媒体爆出，宋智雅小红书的一条广告报价60万，品牌代言费上涨到200万—250万之间。

争议和追捧相伴而来，剧本、营销、雌竞……除了营销与反营销的激烈对抗，围绕在宋智雅身上的话题也从节目本身宿命般地上升到两性关系的探讨。这样一位深谙营销门道、野心勃勃的“大网红家”恰好踩中了如今东亚文化圈稀缺的女性价值，虽然不值得一比一效仿，但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思。

假设这种追捧是营销，那么资本和市场已经把拽姐人设当成了新一轮的流量密码；假设这场狂欢中真的存在大量“自来水”，说明的问题只多不少：不少人认可了这种雌竞环境中的优胜劣汰。

归根结底，当我们在讨论宋智雅的独立自由时，真的跳出了男性凝视了吗？

拽姐们又回来了

男性凝视的讨论在影视创作中由来已久，并且通常伴随着“物化女性”“父权社会”等对立明显的语境。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宋智雅似乎打破了固化思维，她似乎拥有独立审美，撩一撩头发坦荡说出“这里没有我喜欢的类型”，并且这种拽姐形象还不是个例，在近期的国产影视剧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国产影视剧《小敏家》中秦海璐饰演的李萍，事业有成的中年富婆，关心女儿成长，八卦前夫恋情，在丈夫背叛、公司破产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带着丈夫的私生子重新再来，这个多少会被骂“圣母心泛滥”的举动，在秦海璐的演绎下轻而易举的获得了观众的谅解，也塑造了一个复杂多面的“拽姐”，或者说“拽妈”。

同样更符合“拽姐”定义的还有《爱很美味》中王菊扮演的夏梦，帮闺蜜在离婚现场怼小三，在专业领域吐槽剧本老套，遇到喜欢的男孩表白询问“现在亲你会不会……”时直接说“不会，亲！”，还会在剧中自黑“现在连女团都开始演戏了”。这部30+都市女性群像戏，工作、恋爱、生活什么都没耽误，在豆瓣开出了8.4的高分。

再往前推，《司藤》里智商和武力值都在线的司藤，不谈恋爱能活得风生水起，谈了恋爱也没有人设崩塌；《突如其来的假期里》不按常理出牌的榴莲，将母亲的骨灰暂放在花盆里当养料；越来越多的非典型女性人物出现，影评自媒体切片计划对近几年的女性形象曾这样总结道：“一种人性的复杂，一种对女人身上不同社会属性的呈现，才是一个好的女性角色所应该具备的。”

从这一点出发，反观宋智雅身上的矛盾感便不难理解。相比而言，宋智雅受争议的点就在于女性的高光时刻出现在一档恋爱综艺里，也就是这场追捧的吊诡之处：女性价值的体现仍然没有逃离两性关系的设定。这或许是“拽姐”形象最容易建立的战场，却不是有意义的参考答案。

来自男性的欲望凝视也并非完全全然是贬义，港片中夺人心魄的美大多出自男性导演之手，《花样年华》中张曼玉32套旗袍的曼妙之美、《赌圣2》中邱淑贞烈焰红唇的浓烈之美、《胭脂扣》中梅艳芳孤冷清绝的绮丽之美……在王家卫、王晶、关锦鹏等一众导演的镜头下，成就了港片的黄金时代。

但现在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女性模板，“拽姐形象”也需要更广阔的定义空间。电影《兔子暴力》中，万茜饰演的曲婷，年轻时是不良少女，生下女儿后远走他乡，在阴郁的色调里穿着黄色连衣裙风姿绰约，她拥有在为人母之外纯粹的女性之美，虽然故事讲得支离破碎，但并不妨碍意义的表达，更何况影片故事取材于真实案件。

电影《爱情神话》的最后，围绕一个男人产生联系的三个女人，新欢、前妻、闺蜜，在失去好友后的恍惚与惋惜中，窝在沙发里看那场牵绊好友一生的讲述古罗马时代的荒诞电影。当凡尔赛的片头曲《Outro》响起时，恢弘壮大的背景音乐闯入了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没人关心晦涩难懂的剧情，三个女人在分享一支从屈臣氏购买的护手霜。谁又能说这不是拽姐当道最好的注脚。

由林心如主演并担任制作人的台剧《华灯初上》也交上了不错的答卷，或许悬疑色彩弱化了竞争的氛围，从第一季的找死者到第二季的找凶手，《华灯初上》没有苦心孤诣的恶女形象和千人一面的冗长叙事，却刻画了千姿百态的“美女”。在最易产生绮丽情色的酒吧场景里，抽丝剥茧地暴露了少数女性群体的生存现状。从“女性制作者充分介入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华灯初上》无疑是成功的。

“大女主”是个伪命题

像宋智雅那样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得游刃有余，至多只是拽姐人设的一面而已，有探讨意义的拽姐形象在国内影视剧历史上并不稀缺。

刘晓庆主演的国内早期电视剧《武则天》、江姗主演的第一部国产偶像剧《过把瘾》等经典女主都走出了探讨女性社会属性的第一步。三十年时尚轮回，如今的拽姐形象还在长相、妆容、身体语言等外在条件上兜兜转转，画皮不画骨的创作比比皆是，经典如《甄嬛传》也得用上挑的眼线强调王者归来的事实。

尽管如此，这些大女主形象还是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枷锁松绑，在想象力朝着丰富和匮乏两个极端无限延伸时，如今的大女主剧本陷入越来越深的固定套路：必须有缠绵悱恻的恋情主线、打怪升级的副本衬托，从章子怡的《上阳赋》到周冬雨的《千古玦尘》，三金影后的魅力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得用三个男人同时爱她才能得以表现。反而不刻意强调“大女主”形象的《山海情》，有了真正的“大女主”意味。

拿着“大女主”剧本的宋智雅，在节目中表演了一整季拿捏男人的技巧，Vlog小课堂里讲的还是“什么样的女生最讨男人喜欢”，跟风的一众潮人执着两性关系的明火又探讨了什么呢？八字眉和上挑眼线的搭配？还是宋智雅偶然提及的同款宣纸饺子？延续这一思路，“智雅风”刮到影视剧创作上，带来的或许是影视审美的退化。

我们当然警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僵化，讨论女性价值从来没有将情绪意义拒之门外，我们追求的女性独立，也不是战战兢兢地绕开每一个男性喜好彰显姿态，诗人余秀华说，“女性主义怎么了？女性主义难道就不能让我为了一个男人而哭泣了吗？”

也许从一开始“大女主”或者“拽姐”的意义就不纯粹。在“大女主”的语境下，女性价值的讨论权看似回归到了女性本身，实则是在主流风向里进行了名为“独立自由”的包装后被精准投放了。北大教授戴锦华更是直言：所谓“大女主”只是一场复刻男性逻辑的幻梦。

黄蜀芹在谈到《人·鬼·情》的创作时说，女性电影就像是在一个习惯了坐南朝北的建筑里开了东西向的窗。《人·鬼·情》是黄蜀芹1987年出品的剧情片。二十多年过去，当代影视剧探讨的主题发生变化了吗？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影评人毛尖在采访中提到：“回头看国产影视，一些社会主义时期并不特别强调女性主义的电影反而特别了不起，比如《李双双》《女理发师》《万紫千红总是春》，尽管女性问题仍然在家庭和男女关系之间展开，但绝不会在小情小爱上盘旋。每个女性角色都既是自己的主人公，也是别人的弹幕，她们彼此隐喻、彼此加持。每个人都没有特别强调个性，她们有令人愉悦的群体风格和形式。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一些女性影视作品，实在有些美学倒退。”

从左至右：《李双双》《女理发师》《万紫千红总是春》

警惕新一轮收割

另外需要警惕的是，宋智雅们不是没有人设翻车的风险。在真正有作品、有实力的大咖面前，靠身材、容貌、氛围感等营销出来拽姐们剩下的只有华丽的表象。

拽姐风的次生效应无处不在，收割女性情绪价值的镰刀已经悄然举起。纯欲、甜酷包括拽姐人设频出的背后，是市场挖掘了更多女性独特的闪光点，也是资本找到的另一种消费主义输出渠道。

与其说这是女性意识的深度觉醒，不如说是找到了耽改被叫停之后影视综艺新一轮的财富密码。

比起宋智雅，另一个颇受国内影评人喜爱的韩国女演员金敏喜显然更加丰富立体。韩国的舆论环境中，她多次与合作过的男演员恋爱，全民嘲弄男神“恋丑”；她高调宣布与已婚导演热恋，即使柏林影后加身也被追着骂。我们不主张有道德瑕疵的感情观，但我们需要有弹性的讨论空间。无论是宋智雅还是金敏喜，无论是韩流还是国潮，需要共同抵制的是以此做文章的人或群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影视剧市场上同样适用。观影人群中女性地位提高是扭转市场导向的因素之一。作为一个消费者，女性话语权在整个流行文化工业当中有着明显提升，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流行文化产品迎合这种趋势被创造出来，大女主、耽美、甜宠剧都在这个框架内。但这种由消费能力所支撑，为了消费目的而生产的东西，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女性现实？

打着第一部聚焦独居女性安全问题的翻拍电影《门锁》，更像是贩卖女性独居恐惧，女主在面对未知危险不反抗、不报警的一系列操作被网友冠以“降智行为”，试图从电影中共情的女性观众，眼睁睁看着后半段朝着越来越不现实的方向发展。包贝尔执导的《阳光姐妹淘》，一出为身患绝症的好友寻回青春回忆的剧情片，在“抄作业”式的翻拍中，没有“girls help girls”的感动，只有烂俗的撒狗血套路。

打破这种以女性电影为名且由来已久的偏见，甚至比跳出男性凝视更加重要。戴锦华教授认为，电影行业在形成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极端男权的产业，从产业结构、商业构造、劳动力结构意义上来说，成为一种结构意义上的父权产业。（这种结构）一直在松动，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向好的因素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中，女性工作者的全方位介入。

这与毛尖教授“真正的、来日方长”的女性主义不谋而合：女性创作者获得掌镜权，中年女演员获得银幕份额。这是与“大女主爽剧”的饱和式供给完全不同的逻辑，也是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影视剧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文娱市场最通透的工作者或许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有些“形而上”的东西可以一点点想象，就像毛尖教授在演讲中所说：“我们的国产剧有自己的山、自己的海、自己的情感政策和自己的宽阔弹性，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