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韩登安的检讨书

1947年 张大千 唐醉石 王福庵 韩登安等合影

笔述/韩登安

整理/王佩智

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这些话，确确实实是千真万确的。

现在大家要我讲讲西泠印社的事，我知道的，经历的都说说。

韩登安在西泠印社营业部柜台前留影

Ⅰ.

筹备

1956年5月间，我因为自1954年冬季起患肺结核和气管扩张重症经常咯血，有时甚至奔腾而出，卧病奄奄。我的大儿子也患肺结核病，咯血卧床，女儿、小儿子在读书，我的爱人在市交公司工作（1958年退职），一家五口，两个重病卧床，医治无力，真是贫病交迫，对外根本没有什么往来。突然间接到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办公室送来一封信和人民币30元。信上写道：

“韩登安先生：政府对你的生活情况，非常关怀，经提出本馆五月九日馆务会议研究，并报准领导同意，决定为照顾生活起见，每月先行致送30元。特此录案通知并附致五月份生活费30元，望查收见受。此致敬礼。”

在我当时处境下，获蒙党和政府这样大的恩佑，我两老夫妇和睡在床上的病子感激得热泪夺眶而出。我想：唯有努力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有所任务，尽力以赴，以期图报于万一耳。

西泠印社的恢复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始的，我做了点具体的事，可能因我以前知道和联系的社友多些。1956年夏间，黄源以中共省委文教部长兼省文化局长的身份叫杭州大学教授夏承焘介绍我去谈过几次话；1957年六七月，省文化局又派了四位干部来我家联系。都是谈西泠印社以前的情形以及今后恢复印社营业部门的问题，怎样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解放后，各省各地来信询问求教，求购的很多），对外文化起一定的作用（供应外宾一些书画文具），为金石书画家们打开出路。

△高枕笑浮生湖海早知身汗曼，清尊留夜语光阴须得酒消磨。

恢复印社营业部是件好事，但我当时思想上还是有顾虑。一则以惧，惧的是我虽然被政府聘为省文史馆员，但我的历史成份不好，政府宽大我，照顾我，但我的自卑感一直很严重，解放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政府的政策方向不明确，怕做不好。一则以喜，喜的是有上级来领导，我能够学以致用，篆刻艺术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作贡献了。同时又想到西泠印社新的营业部分已空无所有，要从无到有做起，如何着手？

我将这一思想向省文化局干部李自新同志汇报了。李同志说不要想那么多，先找人。我说还是省局派人为好，李同志说印社是“公助民办”，要自己找。我自劳改后，交游已绝，后来想到了开会认识的省文联画室干事吴洪，看样子还能干，而且能画山水的，征得李同志同意后便找来协助我们筹办。

韩登安刻双面印 味印亭

西泠印社藏

我自觉能力薄弱，单力难撑，和李同志商量组织一个人数不多的筹委会，人选主要是在杭搞艺术、做学问的人员。有张宗祥（省图书馆长）、陈泊衡（老社员，省文史馆）、潘天寿（美术学院）、诸乐三（老社员，美术学院）、沙孟海（老社员，省文管会）、阮性三（老社员，省文史馆）、韩登安（老社员，省文史馆）、吴洪（省文联），分别同他们商量，也都愿意出来为印社做，然后由李自新同志报告省局，基本上没费周折就同意了。

这年的11月17日，在张宗祥家里开第一次筹备会议。11月29日，李自新同志通知明日去省局领款。我们根本不知道省局会这么快就拨款来恢复营业部，大家很高兴，我马上约了会计阮吉人同去省局领到5000元支票一张，省局经办的同志说，“这是政府给印社的借款，以后如何归还，你们商定一个计划送来。”这时，才大概知道一点“公助民办”的含义。

Ⅱ.

复社

11月26日起，我们借用中山中路省文联画室开始全日办理筹备工作，全部橱柜桌椅都要置办起来。当时木材紧张，我们同园管局商量，借给木材八段，其余自己采办，雇工在印社开工制造并装潢。原计划1958年元旦开幕，工作节奏蛮紧张。这一阶段，我记得全部材料除八段木材以外，共计一千余元，此外办了两千元左右的商品。

△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

12月20日左右许钦文副局长指示说，省博筹办的吴昌硕纪念室25日要开幕，到时将举行一个开幕仪式，你们这个营业部如果来得及可以先行展出，不做生意，以配合吴昌硕纪念室的开幕，只供来宾参观，先造点影响。我们表示保证办到，所以连天加夜地加紧筹备。

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过生意，有些东西不太弄得懂。李自新同志多次与商业局联系始终未能办成营业许可证和发票，他们说没有“公助民办”形式的法令可以依据，经多方沟通、解释，才同意给办。原计划元旦开幕只好往后推了。1月19日正式开幕，请首长、各方面人士来参观，仪式是在凉堂举行的，我们几个人忙着接待、招呼。许钦文副局长来参加并讲了话，我记得他的讲话大意是三点意思：1.继承吴昌硕先生的在艺术上刻苦钻研精神，2.生产质量只许提高，不许下降，3.严格遵守政府法令。

开幕以后业务并不兴盛，每愁收支不能平衡。李自新同志一再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任务重于业务，不要愁开支。我们也努力想办法，争取增加收入。在通过大跃进学习以后，我们要求增加业务项目如画集、西画颜料、文具，以适应美术学院的需要，并与美院联系好，每星期二、五送货上门，还可预订货物。大约做了几个月，因美院自办经营服务部而停止。如是经营，每月开支约一百三四十元，纯盈余每季度约为三四十元，可还借款一二十元。

这年4月4日，朱德委员长来社参观，朱委员长对同志们讲了几句满意和鼓励的话。我当时不在，因我那天要住医院开大刀做切胃手术。以后又由有关单位派员通知我们接待过一个日本书道代表团，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代表团。

韩登安刻双面印 缶龛

西泠印社藏

Ⅲ.

下放

1959年春末，李自新同志向我们传达说：“西泠印社下放市文化局领导，你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我不再来了。”9月份市文化局来了一个文件，派王树勋同志为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西泠印社工作。印社有人专门领导，我们都感到兴奋愉快。

文化局的幽建坤科长来印社说要将业务加以扩充，叫我们陪同他山上山下看房子，幽科长认为孤山西泠印社原有建筑实在无法扩展了，准备扩展到湖滨去。

王主任到任后不几天，在印社宣布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印社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金石书画展览会，让我们想想办法。当时印社已无一件藏品，上级要求又高，颇费思考。王主任和我开始与杭州各单位及藏家进行联系。又到上海去向张鲁庵了解一些上海藏家的情况与线索，马不停蹄地搜集展品。同时幽科长又叫我参加湖滨书画社的筹办工作，说是要国庆节开幕。时间紧迫，两边跑，我真正为难至极。书画社的物品采办终于在9月25日如期完成，我如释重负，马上回到到印社加紧筹备展览会。展览会如期展出，顺利结束，影响很大，参观的人很多。

1960年9月，我住在地的武林街道叫我去开会，动员我们响应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参加农场工作。要走的前一天，我去书画社向邹书记辞行，我的家庭生活困难，要求他照顾维持每月10元的津贴，邹书记鼓励有加，答应我请示上级。25日下午出发到余杭义桥，后到仙宅，积极愉快地劳动，队长照顾也很周到，分配我做插树根等轻便劳动。不料才出工七天我突然倒在工地上吐血不止，又是队长和同志们热情照顾，把我抬回来，治疗休息。病情稍稍痊复，我主动要求参加轻便劳动，谁知又告复发，只能在农场休养。1961年2月间农场开会，领导同志宣布说场委决定请你们回原单位工作，并且说：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哪都是一样的。并将户口迁移证及介绍信交给了我们。

去农场之前，我以为参加文化系统农场农业劳动以后，可能要安家落户，今后也不准备回来了，所以将全部自刻印存及参考、工具书籍等二百余册送印社作寄售品，没有人要就由印社处理。心里也舍不得的。没想到在农场呆了几个月就回来了。王树勋主任写条来叫我到印社去认领那些寄售品，他很理解我的心情，两次派人来，向我说了两遍，我总觉得送去了再取回来，不太好意思，结果还是承吴振华同志陆续帮我带来。

韩登安刻楚石、莱石二方
印文：1.履谦堂；2.山阴敝庐；
边款：1.拟完白浑穆一路，癸巳冬登安。2.味辛仁兄正之，己丑十一月登安刻。
出版：《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P178“履谦堂”，重庆出版社。刊载：日本《墨》第165期P21“履谦堂”。

Ⅳ.

捐献

这事的开始是1959年印社开展览会向上海借展品时，王主任和我去上海张鲁庵家问哪家有东西，张鲁庵谈到印社30周年纪念会时陈列过一件“邓王”，说你们要吗？王同志问我什么叫“邓王”，我说：“是皖派篆刻的创始者邓石如的书法中艺术性最高的一副草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王同志说：“好嘛。”张说去联系联系看，如果联系得上，弄了来就算了（意思是说不用花代价的，印社30周年纪念会时，听说这副对联价值很高的）。

韩登安刻 观乐楼

西泠印社藏

第二次到上海去时，张鲁庵说下次可去拿，藏者是魏廷荣，已答应捐献了，不受奖的。到展览会结束送展品到上海去还时，王主任叫我以西泠印社名义刻了一方石章，备了一盒印泥带去。张鲁庵说要备一封印社的信去，因为杭州书画社是企业，不能接受人民捐献的，结果王主任叫我临时在张家刻了印社图章，写了一封信盖了章，由张鲁庵陪同王主任和我到魏家去取来，我们送了魏廷荣一封信和印章印泥。这副对联的确是精品，立即带回杭州交书画社保管。

过了两天我到书画社去，看见有几位同志很紧张，女营业员林桂芬在哭，怪了！王主任告诉我：“上海拿回来的那副对联，林桂芬借出去，去大华饭店讨了三次讨不回来，一直惊动了市政府，也讨不回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来的东西，首长爱它，总是说明这是件好东西了。”王主任问我意见怎样，我就建议不要声张，以免影响今后吸收捐献之件。这是西泠印社解放后接受捐献的第一件作品，自此开始以西泠社名义接受捐献之件。从这件事后，就接受了教训，派专人保管捐献物品，并建立管理制度，每一个捐献者专设一张卡片，记上时间数量，就是怕再借不还。

Ⅴ.

刻印

我的艺术水平有限，承蒙大家看得起，一直以来找我刻印和求印作的不少，除了平时在书画社和西泠印社应酬客人名章外，中央、省里的首长印章我也刻过。从解放后到现在，断断续续刻了不少。

记得1950年刚解放不久，省里派人来请我带了刻字刀去，在省主席会客室里，工作人员叫我刻了两方角章，一方是“谭震林”三字，一方是“张劲夫”三字，我刻成后交给他们，觉得满意，就付我刻资，我推辞，他们一定要我收下，就返回了，这事让我觉得挺荣幸。

北京张西帆部长先托印社夏惠明同志转向我要一本《毛主席诗词印谱》，以后张部长带来其他两位同志到我家来看我，道谢。有一次他到杭州来休养，叫人带信来叫我去见他，在西泠印社观乐楼会面，谈了谈他对篆刻艺术的看法，他告诉我将我刻的《毛主席诗词印谱》改装成幅，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店里展览过几天，而且他还向喜欢篆刻艺术的人和书画社推介《毛主席诗词印谱》，鼓励我将毛主席诗词刻印多做几十本印谱寄去销售，很有人喜欢。并说，以篆刻艺术形式来宣传毛主席思想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形式。同时，张部长向我脸上和身上看看说：“能够销售出去，这样对你的健康和生活，也有帮助。”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真使我感动得手指发颤。张部长极其内行的，遗憾的是我实在没有这一经济力量来做印谱，只是衷心地感谢张部长对我的好意。

韩登安多字印

Ⅵ.

经历

我个人的经历，说起来挺伤心的。在旧社会，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资产，没有背景，身体又孱弱的穷小子，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我父亲是穷书生，在机关里做做抄写工作，平日喜好书画金石，我也受了他的影响。我16岁到铁工厂做学徒工，生了一场重病不能继续。回家以后，常常想自己今后靠什么生活，认为一个人至少要有一技之长，才能生存。家里穷，只有个人奋斗，发奋自学，专心刻苦地埋头钻研文字学、书法、绘画、篆刻。

17岁时，父亲看我的篆刻还像样子，就将我的印样送文具、印刷店去张贴接件，收取工资。19岁那年春季，我父亲的朋友扬学浚看我写的大字还行，介绍我到省议会做临时书记，协助他为议长、议员代字应酬的联对，还为我介绍刻印，倒是副业重于正业。后来转到省政府秘书处工作，因为工作没有保障，仍以篆刻为副业，预备一旦失业，仍可以书刻为生活。

二十五六岁时，我父亲的学生陈简文从上海来杭州看我们，他说：“靠自学是不行的，学习书法篆刻应该去上海，向你父亲的小学同学王福厂老伯伯（编者注：即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禔）请教请教。”不久他就来信说已和王福厂谈妥并汇来旅费10元，我即去上海。陈简文陪我去见王福厂，见是老同学的儿子来，王福厂格外的热情和关心，欣然同意收我做学生。他的书法、篆刻风格对我以后的影响很大。我与王福厂有师生之情，但没有举办拜师仪式。因为拜师要花一笔礼品的钱，王福厂知道我穷，没有计较这些。可见他重视与我父亲的情谊，为人品格的高尚。

1933年秋季，西泠印社举行30周年纪念展览会，王福厂来杭州，叫我到印社去见他，对我说：“印社十年进一次社友，要5个社友介绍，我已联系了几个社友，给你弄好了，你来吧。”他又说：“做社友没有权利义务的，无非是多认识几个朋友互相讨教讨教而已。”当时觉得挺荣耀，能有机会多向他们学习。当时还听说，有一位XXX托人向创办人要求加入为社友，创办人说：“他为什么要托人来说，如果大家都说他刻得好，自然会去请他的，他现在想在外面招摇吗？不要他。”说明创办人吸收社友是很看重篆刻水平的。

（摘自韩登安在历次运动中的检讨书）

谁是韩登安

文/韩斌

前导弹连长、炮兵营长王佩智，后半生成为研究西泠印史的专家，这个转变，是从邂逅“韩登安”这个名字开始的。

韩登安，西泠印社老会员，一个很有造诣的篆刻艺术家。柳浪闻莺公园内“日中不再战”的碑文，就是他写的。

解放前，韩登安被社员称为西泠印社的“总干事”。这不是一个官方职称，是社员对他在印社地位和作用的公认。沙孟海先生多次说过：“过去西泠印社是马叔平的社长，韩登安的总干事，但负责的，还是韩先生。”

韩登安最大的功劳，是在1959年恢复西泠印社时，担起复社重任，成为最积极、最勇敢的急先锋。虽然，那也是他因“历史问题”，遭遇最艰难之际。

当年是想有一技傍身，韩登安在篆刻书法上都下了工夫。因为写得一手好字，遂被介绍到省政府秘书科做抄写工作。这项经历，成了他在新社会的“历史污点”，接受劳动改造，沦为社会边缘人。尽管恢复西泠印社他劳苦功高，但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是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人物。

直到1999年夏天，王佩智“找”到了他。

韩登安篆书 毛主席诗词

西泠印社藏

1990年，正营级军人王佩智转业到杭州市文化局，1996年，调入西泠印社任职。只是出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内心其实并不甘愿——彼时印社是个亏损单位。

浸染其中，对西泠印社的历史了解越多，才惊觉面对的是一个深邃的大海。他被深深吸引了。

那一天，时任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的王佩智走进湖滨书画社。湖滨书画社，位于一公园附近一幢骑楼式建筑内，从前，称得上是西湖边的标志性建筑。现在是湖滨国际名品街的一部分，一处休闲美食的时尚场所。

1999年，它还很朴素，很安静，仿佛是明信片上凝滞的时光。时代的节拍已稠，明信片上的日子也到了尾声的时候。王佩智走上书画社二楼，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管繁弦急的景象：工作人员忙着将一柜子的废旧资料卖给收破烂的。“等等，让我翻翻有没有可用的。”王佩智随口说着，一脚跨进尘埃里，就此与故纸堆里的宝藏撞了个满怀。挖掘出西泠印社一段珍贵的历史，发掘出一个闪亮的旧式人物。

从收破烂的手中截下的“宝藏”，正是韩登安在历次运动中写的检讨书。四五篇左右，均用蓝色圆珠笔书写，大部分已霉变风化，纸张发脆，字迹已相当难认。

有一个时期，西泠印社曾并入书画社，韩登安就在书画社二楼帮着抄写标签卡片，贴补家用。

在那个酷热的夏天，王佩智借助高倍放大镜，抢救性地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过去，尽最大限度地把依稀可辨的文字确认后誊抄出来。即使这样，仍有相当部分永远无法抢救，成为永远封存的秘密。

即便如此，韩登安这个人的脾气品格，已力透纸背。

一湖南籍朋友回乡前，请韩登安代为保管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朋友迟迟不归，这件来自“旧社会”的遗物成了韩登安的心病。扔掉对不起朋友，收着就像一枚定时炸弹。藏来藏去，把它藏到了屋顶的瓦爿底下。想想不放心，再爬上去拿下来，好了，怎么样也找不到了。这下更加纠结，寝食难安。

就是如此谨小慎微之人，听说要复社，胆子大得不得了——他在座谈会上鸣放：“领导不要只管戏曲，一花独放”，希望复社的步子再大一点。他自告奋勇地将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一个个寻来：张宗祥、沙孟海、诸乐三、阮性三，成立起筹备会。扛着一无场地二无设施的困难，他唱主角，订计划，联系货源，采办物件，极短时间里，就把印社营业部的框架搭建成形。到了论功劳的时候，他又默默退回到阴影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由不得他出头。

“这个人太伟大了，文化萧条时，真正挑肩格的人是他。”王佩智一读再读韩登安留下的文字资料，内心无比尊敬。虽然生活困顿，环境压抑，韩登安的字里行间没有怨天尤人的悲吟。虽步步艰辛，却字字真情，连收支账单读来都让人眼亮。即使身处逆境，对那些受命不得不说的往事，也是就事论事，努力不牵累别人。在连《西泠印社章程》都要批评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真令人肃然起敬。

1976年，71岁的韩登安悄然去世。虽然历次运动他都脱不了干系，一遍遍地交代“历史问题”，但后来倒没有受到更多的冲击——据王佩智的分析，这是因为他没有单位之故。这真应了“塞翁失马”的古老寓言。

他留下的那叠厚厚的检查，却成了一份宝贵的史料，王佩智将之整理、收录在自己的著作：《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里，为韩登安隆重正名。王佩智认为，韩登安是一个值得传记的火种传递者，主事于战乱时期，复社于困难时期，功绩不亚于创社四君子。

△新燕旧蛩相应龢，春花秋叶几飘零。

书中收录了韩登安的一幅老照片，符合我想像中他的模样：身材瘦高面容清癯，神情厚道而不失精明。照片摄于印社营业部柜台前，他着中山装，蹬蚌壳布鞋，口衔烟斗，一手凭栏，笑容舒展——正是复社初成，他的笑容，有掩饰不住的风发意气。

即使在动乱年代，韩登安仍然没有放弃刻印。他最为人称道的创意，是将《毛主席诗词》入印。《沁园春·雪》108个字，竟然被他刻在一方印章上，堪称创举。

有人说，西泠印社为什么绵延百年而不绝？因为它的学问和生命力，都在民间。

△国宝家珍天际马，权奇特达人中龙。

△素馨蕊倚银屏笑，红藕花深画舫沾。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新燕旧蛩相应龢，春花秋叶几飘零。

△一楼耸翠生秋冥，千步长虹跨碧流。

△永言配命求多福，长乐无疆祝大年。

△海棠庭院红药栏干，朱户笙箫画楼帘幕。

好汉留步！留个言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