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薪火的承扬

2500多年前，孔子与四位“身通六艺”的弟子有一次“谈理想”的对话，《论语·先进》篇中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生动地记录了这次“主题班会”的讨论情形。这次对话不仅激发了弟子们经国济民、盟祀典礼等服务国事的理想表达，更引发了“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卓尔不群的理想描绘。全文只有315个字，却体现了《论语》蕴藉含蓄、简淡不厌的语言特色，先贤论志的平易中展现的浓郁文学色彩，映现了社会政治理想与道不远人的思想瞬间。

翻开厚重的中华学术文明史，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课堂，知识与思想的迭代相承，如层层累积而成的金字塔，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演进。每一代伟大的思想者都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峰，尽管他们已经走入历史深处，但是薪未尽火犹传。时代变迁，学术发展须继之往者，开以来者。今日之学人更有责任肩负起继志述事的使命，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增其大业、光广其声。

学以弘道 代代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现代学术史而言，100年的中国考古学无疑是年轻的，然而，正是在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百年努力下，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与脉络得以逐渐清晰。在以文明赓续为使命、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中国考古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学脉传承的精神风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12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纪元，自殷墟甲骨进一步重见天日，百年来地下考古资料不断被发掘发现，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于省吾、徐中舒、唐兰、商承祚、胡厚宣、陈梦家……这些载入甲骨学史的前辈学者，充分利用新史料，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从如同天书的古文字世界破解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密码，丰富了人们对殷商时期历史的认知。2019年1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的博士学位论文《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高徒出自名师，严志斌坦言自己走上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研究之路，得益于两位导师治学方法的指导和治学精神的师范。硕士导师林沄在古文字、先秦史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享誉学界；博士业师刘一曼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甲骨的历次重要发掘，特别是被誉为“甲骨学第三次重大发现”的1991年花园东地甲骨发掘。正是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严志斌的这篇论文又一次对商代青铜器铭文进行全面整理，建立了商代青铜器铭文的时间框架，深化了商史研究。正如2009年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总序”中所说，“‘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学术志业来不得半点功利。”这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承略从授业先师身上感受到的最大教益。他先后师从王绍曾、董治安两位文献学大家，而王、董二师又皆曾受教于古典学术大师高亨。由高亨等老一辈学人培养传承的优秀人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数次大规模中国古典文献整理工程中的生力军。“《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王先生最有成就之作，第一次真正对清人著述的大清理；主编整理《两汉全书》是董先生的最大贡献。王先生在高龄仍矻矻以求于学术，除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说明；董先生为整理先师文集投入的精力无以估量，除了学术传承和笃于师谊，亦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在这样的师承下，王承略主编整理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续刊》，推动典籍文化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完成了前辈学者的夙愿。

2020年，纪念已故哲学家叶秀山的文集《一生只为哲学想》出版。在文集的“序言”中，曾师从叶先生多年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写道：“叶先生之纯粹哲学实乃自由之哲学。”尤其可贵之处是，叶秀山始终在第一哲学的高度上，展开与历史上和同时代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哲学对他来说，不只是专业性与技术性的工作，同时是思想性的事业。“纯粹与自由”不仅构成了叶氏哲学的理论趣味，也折射出这位哲学家超脱于一切功利目的的学术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很难安心做学术，尤其难安心做哲学。”黄裕生说。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学以弘道，师以传道。弘道与传道兼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师者。

江山代有才人出，学术中国唯有薪火相传才能弦歌不辍，唯有开枝散叶才会踵事增华。 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青蓝相继，实现后继有人且人才辈出是根本大计，王绍曾、董治安两位先生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时隔三十多年，王承略仍珍藏着先师们为其修改的论文，上面保留着他们密密麻麻的批改笔迹。 王绍曾参考当年他的老师钱基博的做法，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将培养学生的经验概括为： “重视熏陶，寓育于教； 严格要求，勤于检查； 相互讨论，启发思考； 多读多写，稳步提高。 ”在作文章方面，董治安常要求学生，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简明凝练，表述圆通。 他本人的文章更是自我要求严格，言必有据，论必精深，被学界同仁称为“干货”。 文献学是一门需要经验积累的真功夫。 让学生们在项目中、实践中成长，学得第一手本领，为以后科研独当一面做好准备，是两位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功经验。 如今，王承略也成为老师，不仅继承光大先师们的学问，也传承了他们的教学之道。 “看着学生一天天成长，做出成绩，我体会到了导师们当年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

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 林沄善于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和兴趣调整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注重训练学生知识结构中的弱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敏锐性、观察问题的深刻性，以及“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学术精神。 他的这种训练意识亦承自其师于省吾。 于省吾是罗振玉之后识甲骨文字最多的甲骨学家，但于老并不只注重在释读古文字方面下功夫，而希望通过古文字资料的释读来探讨古史问题。 于老期望学生们能写出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这样的史学名作。 刘一曼曾参与殷墟遗址的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她受教于我国考古学奠基人徐旭生，注重考古学与甲骨学的结合。 在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她强调，甲骨学研究并不限于甲骨文字，凡是和卜用甲骨有关以及卜辞所涉及的事项，都应在研究范围之内。 这种认识也影响了她的学生们。 “刘老师为人平和温良，她完全尊重学生的研究取向，鼓励我们自己选做题目、自由探索，并适时指导。 研究中，刘老师强调古文字研究要从考古出发，有考古的特色。 ”严志斌说。

叶秀山则以一种哲学家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学生。 “作为学生，每次与他交流，最怕的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思想。 ”黄裕生认为，叶先生的培养方式一方面看似“放任”与“宽容”，他任由学生的兴趣与思考去做自己最想做的研究，给学生留下充分的自主思考空间，容许不同的学术主张，尤其鼓励、重视与他自己不一样的观点； 另一方面又显得严格，甚至“挑剔”。 “我上学期间，叶先生要求我每周至少去找他聊一次，聊最近读的书以及自己的理解。 ”黄裕生回忆道，叶先生通过听学生谈读书体会，判断对方是否读进去了，是否抓住了要旨。 “叶先生用他的方式迫使学生去面对问题本身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去拓展专业知识，思想是建立在很深的专业研究基础上的。 ”如今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黄裕生同样注重对学生以平等、开放式的培养，而不画“师”为牢。 当有学生以“黄门”自称时，他并不赞同，而更愿称之“哲学门”。 “在这个门里，都是真理的同道，自由的同门。 ”

继志述事 别有开拓

在中华学术传承中，继志述事固然可贵，别有开拓更显境界。 作为后辈学人，当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决志，方能不断光大前辈的学术志业，为自己所处的时代铸就新的学术高峰，也为学术史的继续向前深耕开辟道路。 事实上，这也是老师对学生的期望： 作为老师的最大成就，莫过于看到学生能够取得超过自己的成就。

2019年，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 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出版。 这是叶先生生前以“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为题申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这项研究饱含了这位当代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热切希望。 “叶先生既以自己的思想经历亲证中国思想者的思想能力，也以中西思想对质的方式验证中国思想的纵深度与普遍性意义，并据此洞见到中国思想的可能未来。 ”尽管很多后辈学人未能亲炙于叶先生，但阅读其哲学著作同样能够直接感受其极具原创性的思想魅力。 就如黄裕生所言，叶秀山著作中既有对第一哲学问题进行的系统性讨论与思考，在汉语世界确立起他所处时代关于第一哲学问题的自成系统的思想，也为哲学的未来开辟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跨文化、跨传统的中国哲学。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这句话在严志斌身上得到了验证。 2001年，他进入古文字研究领域的起步之作《四版〈金文编〉校补》出版。 这项研究正是严志斌在林沄指导下研读金文材料的成果。 在攻读博士阶段，他更是将林沄和刘一曼两位老师倡导“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结合”的方法运用于研究。 严志斌搭建商代青铜器铭文数据库，对古文字形体进行造字，仅此就花费两年多时间； 对于想要着力解决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年代细化问题，则更费心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严志斌的成果被学界认可，两位先生也对学生取得的成就鼓励有加。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的实践过程中，敬畏规律、守护真理的学术精神，为国为民、甘于奉献的学术立场，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成为烛照后代学人的珍贵精神财富。 为了奖掖后辈学者发扬学术前辈治学精神，激励学术新锐再攀高峰，以前辈学者命名的各类专业学术奖项在学界不胜枚举，如“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5年）、“胡绳青年学术奖”（1997年）、“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1998年）、“薛暮桥价格研究奖”（1998年）、“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2006年）、“日知世界史奖”（2013年）……在1月9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颁奖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热情洋溢地说： “青年学子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是由青年学子实现的，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希望就在这些青年学子的不懈努力中。 ”传承和弘扬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学术立场、学术品格，激励青年学子努力学习，热爱经济学研究事业，立志以学术研究经世济民、回报社会，不仅是学术佳话，而且是全国经济学人共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不懈努力的重要体现。 作为该奖项的第十八届唯一著作奖获得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乔洪武表示，孙冶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既没有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没有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为指导，提出“价值规律仍要起作用”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他在构建新中国经济学的主体性、民族性、原创性上的卓越贡献，更为当代学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树立了榜样。

“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 ”脱离时代状况的学术，不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没有关联，必然错过蓬勃发展的实践机遇。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把握历史主动，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时”与“势”，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打开了广阔前景。 奋进新时代，开创光明未来，实现千秋伟业梦想，就是在发展中国、改变世界、创造历史，必然激励着中国学术薪火永续传承。

编辑：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