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之欧阳修与石介的交游关系

欧阳修与石介同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 进士，两人在后来的交往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石介与蔡襄一样， 都是欧阳修的同年好友。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人。于宋代理学有开山之功，被后世尊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毕生以攻伐异端、尊崇元圣为己任。视杨亿之文及佛、老为蠢，着《怪说》《中国论》以斥之。在政治上，石介虽以小官，而喜言天下事，多次给朝中贵要上书，表达自己的政见。《宋史》本传称介“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由于其刚猛太过，疾恶太甚，被范仲淹等时贤视为“异端”而不敢进用，独同年欧阳修对他的这种性格十分欣赏，称其“力学喜辨是非，真好义之土也”。常以先生呼之，不敢道其名，介死，欧公哭其墓而埋其铭，大称其道德文章，以为奇男子，论师道之兴，首推介之功;称文风返古，以石介有力。故以欧阳修于石介为知音，不为过也。

　　欧阳修与石介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明道年间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当时石介任郓州观察推官。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称：“前岁于洛阳得在郓州时所寄书，卒然不能即报，遂以及今。”《徂徕集》有《寄永叔》诗，当是欧阳修书中提到的洛阳所得书。

　　这是有记载的欧阳修与石介的首次交往，石介有书寄欧阳修，修未及回复。据近人许毓峰所编《石徂徕年谱》，书作于景祐元年(1034) 五月欧阳修自西京赴京途中，时石介为南京留守推官。然书中有“修来京师已一岁矣”，按欧阳修于景祐元年人京，则作书时乃次年，《许谱》所系为误，当在明道末。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欧阳修首先对石介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修来京师已一岁矣，宋州临汴水，公操之誉日与南方之舟至京师。修少与时人相接尤寡，而誉者无日不闻，若幸使尽识舟上人，则公操之美可胜道哉！”欧阳修假舟人之口表达了对石介的。钦慕之情，表明他对石介十分推重。接着，欧阳修对石介偏激的文风及怪异的书法提出善意的批评，责其自诩太高，诋时太过，书法太怪。

他说：近于京师频得足下所为文，读之甚善。其好古闵世之意，皆公操自得于古人，不待修之赞也。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语，须相见乃能尽。然有一事，今详而说，此计公操可朝闻而暮改者，试先陈之。君贶(拱辰)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二像记石本，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问人，日：“是不能乎书者邪？”日：“非不能也。” …… “然则何为而若是？”日：“特欲与世异而已。”……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况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之，何也？ ……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年弟欧阳某顿首。

　　欧阳修在文末特意缀上“同年弟欧阳某”以表明两人的关系。看似批评，实际上是在规劝，欧阳修之所以苦口婆心的劝说石介改变其文风及书法，就是担心特立独行的石介为士林社会所不容。“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这正是欧阳修所担心的，因此以圣人尚从中庸之道，劝其改之。责之诫之，劝之导之，欧阳修之于石介的关怀尽见其间。可以说欧阳修颇有先见之明，可惜石介并未改作，庆历中夏竦就是利用石介怪异的书法，模其书而造之谤，使已亡之石介险遭斫棺之厄。

　　清高宗乾隆在评《与石推官第一书》 时说：“介盖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极尽忠告之谊，以消其好异自喜之心，可谓良友矣。”

书中提到欧阳修于王拱辰家见石介手书，拱辰者，天圣八年榜状元，可见石介与同年王拱辰亦有交往。石介手书者即《徂徕集》卷15《与君贶学士书》，作于其任南京留守推官时，书中盛赞拱辰，以名“缀状元之末”为荣。

　　石介在接到欧阳修的信后，复书辩之，在书中，石介先对欧阳修以同年相称颇感欣慰，他说：“同年永叔学士足 下：献臣(李淑)过，驻舟上汴见访，以永叔书为贶，且惊且慰。介尝自以驽下，不敢辄托贤俊之游，绝望光辉久矣。岂意永叔犹为齿录，勤勤数幅，远以相遗，有以见同年之义，弥久而益笃。”所谓“齿录”者，即欧阳修以年龄自称“同年弟”。味石介此意，时欧、石尚未深交，欧阳修自西京时已以文名为天下推重，而石介尚默默，故自远嫌，不意修主动叙同年之谊，介深以为荣。荣则荣矣，然石介对欧阳修的批评并不认同，认为修知己太浅，责己太甚，故特辩之。

他说：书中且日频见仆所为文，仆文字实不足动人，然仆之心能专正道，不敢跬步叛去圣人，其文则无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砼砼然有一节之长也。若日文，则未能至作者之券鬃，岂足当君子之谈哉？ ……书中言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此则自蔽塞、目有所未见也。得永叔书，仆当朝闻而不俟终日去也。有须辩论，亦当复之。书中又言仆书自怪且异，古亦无，今亦无，为天下非之。此诚仆之病也。自幼学书，迨于弱冠，至于壮，积三十年矣。岁月非不久也，功非不专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独于书讫无所成，此亦不能强其能也。……仆诚亦有自异于众者，则非永叔之所谓也。仆之书实不能也，因永叔言，仆更学之。永叔待我浅，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

　　石介对欧阳修的批评大不以为然，只以不能书为谢，称“因永叔言，仆更学之”。至于欧阳修责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及书法“自怪且异”云云，石介认为欧阳修非知己者，所言非实。

　　由于石介对欧阳修颇存误会，于是欧阳修特致石介第二书，加以解释。益劝石介改其书法，对于石介书中所说的“我实有独异于世者，以疾释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欧阳修以为“此又大不可也"，称“夫释老，惑者之所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足下安知世无明诚质厚君子之不为乎？足下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仲尼日：‘后生可畏， 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则仲尼一言，不敢遗天下之后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无君子。此故所谓大不可也"。力劝石介不当自异于天下君子。

　　虽然两人各持己见，但这样的一次推心置腹的深人交流使欧、石双方加深了了解，二人的关系也密切了起来。

　　景祐二年(1035)十二月，御史台辟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御史台主簿，未到任而介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忤旨，罢之。欧阳修深为石介不平，投书中丞杜衍，极称石介刚直，乃御史才，责其不能任贤。欧书日：修前伏见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者闻介以上书论赦被罢，而台中因举他吏代介者。……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喜办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始执事举其材，议者咸日知人之明。今闻其罢，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贱当有说，以此罪介，日当罢。修独以为不然。……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今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

　　称石介“为人刚果”，乃“好义之士”，不唯不当罢，直可任为御史。可见欧阳修对石介推重之至。

　　景祐三年(1036)， 欧阳修贬夷陵，沿河而下，过南京，特访留守推官石介。是年五月，“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曹州观察推官蒋安石来，小饮于河亭，余疾不饮，客皆醉以归”。此后欧阳修远赴夷陵，欧、石之间的交往也暂时中断。石介于此年九月任满，代父任嘉州军事判官。景祐四年，在《上徐州张刑部书》中，石介称：“去年请 于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州仅月，母氏讣至。……今介解官来，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此后石介忧居于乡。母服尚未除，宝元二年(1039)， 父石丙卒于官。长期丁忧使石介的生活异常贫困，不得不向同年王拱辰求助。在康定元年(1040)《上王状元书》中，石介称：“状元舍人君贶执事：人在忧患，则哭号叫诉，以求恤于人。…… (石氏)自高祖以降至于六世孙七十丧，咸未改葬，此真可以谓之忧患矣。不哭号叫诉以求恤于人，则无以能济。兹介所以数百千里之外，声尽气绝而继之以泣，以告于执事也。…… 先人没，禄赐绝;介服丧，秩亦阙。……今兹大事，当五十万，不干于有道，终不克葬。执事能以代公、河东仁义，援介之穷而成介之葬，执事之施，固不求报，而介德执事也，当如何焉！”按拱辰天圣八年状元，石介亦以科甲侧身其间，不十岁而介哭嚎求赈于拱辰，同年际遇相异者盖如此。

　　石介自宝元中即居乡守制，丁忧期间，讲学于家乡，时称徂徕先生。庆历三年，欧阳修任谏职于朝，石介自山东遣门生张续、李常入京投文拜谒欧阳修，意修荐于朝。欧阳修以荐举未成，作长诗一首寄石介以为愧谢。在《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中，欧阳修对石介讲学于山东大加赞赏，称“先生二十年东鲁，能使鲁人皆好学”。并对张、李二人之文甚是称好，称二人之文“灿若月星明错落”“古味虽淡醇不薄”。最后以“予惭职谏未能荐，有酒且慰先生酌”为愧谢。按《年谱》，石介于是年得杜衍之荐，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欧阳修寄诗前尚未赴任。杜衍乃欧阳修挚友，石介得其荐，当与修之延荐有关。

　　庆历四年(1044) 三月，吕夷简罢相，夏竦已除枢密使，复又夺之，以杜衍代之。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韩琦同人二府，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国子监直讲石介喜日：“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以颂之。其诗大称仁宗皇帝进贤退不肖，日：

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变。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决。

　　称颂时为谏官的同年欧阳修、蔡襄等日：

惟修惟靖，立朝谳谳。言论碟啊，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臣，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襄虽小官，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悫，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

《庆历圣德诗》累数百言，以诗褒贬大臣，分别正邪。其“众贤”乃指范仲淹等，“大奸”盖夏竦是也。读之诵之，使人有酣畅淋漓之感。石介好言极论、疾恶如仇的性格尽得彰显。此诗给石介的仕途蒙上了一层阴影，诗出，孙复闻之，日：“子祸始于此矣。”后夏竦造谤于石介死后，即为报“大奸”之忿。由于疾恶太甚，石介此诗也遭到了时贤范仲淹、韩琦的指责。时仲淹、琦应召自陕西来朝，闻之，仲淹曰：“此鬼怪辈坏事也。”韩琦也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庆历圣德诗》虽被范仲淹等批评，却得到了同年欧阳修、蔡襄等的赏识，欧、蔡等力荐石介为谏官。史载：“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对于石介诋时太过、疾恶太甚的个性，欧阳修早在景祐初就有过规劝，唯恐其因此为天下所弃，然不幸言中。

　　由于不为时议所容，石介不自安，于庆历四年(1044) 求外任，出通判濮州。五年七月，待次于家乡的石介卒于疾。时欧阳修谪滁州，闻而作《读徂徕集》诗以哭，其诗曰：“徂徕鲁东山，石子居山阿。鲁人之所瞻，子与山嵯峨。今子其死矣，东山复谁过。精魄已埋没，文章岂能磨！寿命虽不长，所得固已多。”盛赞石介之文章道德，称其文可“警后世，照妖魔”，仁义则可追“(孔)丘与(孟)轲”。大誉其在太学时的贡献，称石介“岂止学者师，谓宜国之皤”。

　　石介卒后，夏竦于“大奸”之斥甚衔介，“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得判亳州杜衍、京东提点刑狱吕居简及石介门生等数百人共保介已死，始免斫棺之厄。闻石介遭此难，欧阳修悲愤交加，遂又于庆历七年(1047) 作《重读徂徕集》诗以志纪念。在诗中，欧阳修表达了对石介的无限哀思，称“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对夏竦诬石介诈死之事，欧阳修尤为之不平，直欲犯众怒以雪之，诗称“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欧阳修之于石介的深情厚谊，尽见于这两首诗中。

　　石介卒后二十一年始成葬，治平三年(1066)， 将葬，介子师讷及门人姜潜等走京师，请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撰墓志铭，修应命而埋之。在《墓铭》中，欧阳修对石介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称：“先生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谓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

　　石介辞世多年，欧阳修犹大称其文章。嘉祐中，苏洵自蜀中以文相贽，欧阳修读而称日：“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欧阳修以天下文宗而独喜石介之文，足见修于石介称誉之至。

　　欧阳修不仅善石介之文，对石介于北宋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极言称之，在胡瑷《墓志铭》中，欧阳修称：“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皇祐元年，好友尹洙门人孔嗣宗称乃师首倡师弟子之礼，当为天下师，欧阳修则认为石介一生“以教学为已任”，其倡教之功甚于师鲁。在《答孔嗣宗》一文中，欧阳修说：“东方学生皆自石守道诱倡，此人专以教学为已任，于东诸生有大功，与师鲁同时人也，亦负谤而死。若言师鲁倡道，则当举天下言之，石遂见掩，于义可乎？”

纵观欧、石之交，初颇艰难，当欧阳修移书责石介文风与书法时，介颇不怿，几成误会。几经书信往还，二人遂成至交。和欧阳修与蔡襄的交往一样，欧、石从生疏到意笃，正缘二人拥有相同的政治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及刚正不阿、好言极论的性格。正因为此，被范仲淹视为“鬼怪”的石介，在欧阳修的眼中，却成了好义之士、御史之才。

　　石介之为人，也得到了同年蔡襄的称赞，赵概为学士，荐闽人黄曦，荐章中斥石介为“诈善不直，为事是非”之人，蔡襄深为不满，答书反驳，称石介为正人君子。在《答赵内翰书》中，蔡襄说：“伏蒙示下众荐黄曦奏章。……其。凑日：‘石介在国子监时，请曦表率生徒。曦以介诈善不直，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曦之先见知人、识虑高远也。’襄以谓斥介而引曦，意所未喻。介好论议当时人物，故众毁丛至。原其所以为心，欲君侧无奸邪，从为忠孝，百姓无疾苦，教化明白。……抵牾者，夏竦党辈耳。……谓介诈善何也？夫诈善者，将图富贵、取名誉也。介生不免寒饥，而死几斫棺，子孙流离，诈善者固如是耶？”蔡。襄对石介的政治抱负予以高度评价，对其为人赞不绝口，称“昔介之存，襄以同年进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见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复生，当师事之”。

欧阳修、石介、蔡襄以同年进士而结为挚友，促使他们相交笃厚的最主要因素即是他们在政治，上的相近性。正是相同的政治立场、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主体意识为他们的交往奠定了基础，使他们在长期的交游中结为至交。

《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

祁琛云，男，1977年8月生，甘肃省镇原县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200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2009年，被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后流动站录用为博士后研究人员。2011年，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社会史及人际关系史的研究，目前已在《地理学报》《史学月刊》《历史教学》等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8项，主持校级教改项目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