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黄老之学、释学撑起中华道德根文化“生命树”——儒学文化堪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根文化的辅根文化之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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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文化是道德主根文化的延续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全都蕴藏在伏羲易道文化（代表著作《易经》）、黄帝法道文化（代表著作《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和老子德道文化（代表著作《德道经》）之中，它们共同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根文化的主根。

以伏羲画卦为起始，有文史资料记载的最早的人文学说是“黄学”（黄帝），在“老学”（老子）出现以后，后人才将它们合称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就是中华文化最初始的文化之根，是主根。

此后，在这个主根之上，才相继诞生出儒道的孔孟之学，形成中华民族的儒学文化，作为道德根文化的一大辅根。后来又引进融合发展了的释学（即佛学），形成了又一支辅根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三大支柱。

我们民族的根文化，可以说是以道德文化为主根，而以孔孟之学和释学（佛学）为辅根（支撑帮辅的意思），共同构成这三大支柱。以此形成了广泛流传的诸子百家：道家、儒家、佛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

比如，儒学最早的集大成者孔子是一位大家，被后世尊称为“圣人”“大成至圣先师”，应该称为贤圣。

相当于达到了圣人修为层次的一位儒学大家。他的“圣”，“圣”在什么地方？“圣”在紧紧扣住了“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他思想的核心。

在老子孔子之前的2500或更久远，中华大地上都是土生土长的道学文化一脉相承作为主流文化。

春秋时期，孔子曾五次问道于老子，可见孔子思想与道学之间的渊源。我们粗略地梳理孔子学问精进的时间脉络如下。

第一次问道：《礼记》记载，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孔子17岁的时候，老子在鲁地巷党主持葬礼，孔子跟随学习了一段时间。于是孔子17岁开始治礼学，到34岁时，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

第二次问道：《史记》记载，孔子31岁问礼于老子。地点在洛邑。孔子大谈礼制，老子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你所说的，已经与人的骨头一并腐朽了，只有言论还在。

况且君子得其时则出来做事，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并告诫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孔子回去闭门三天没说话，弟子问其故，孔子称老子犹龙。于是孔子转而治史，到39岁时，成功编订了一批历史典章书籍，以求圣王仁义之道。

第三次问道：《礼记》记载，孔子37岁问道于老子。地点在老子故里苦县。孔子大谈仁义，老子再次批他：标榜仁义是舍本逐末的浮华虚伪的言辞，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要懂得顺势而为，直面人生。

于是孔子转而习阴阳，到51岁，历时十余载，仍觉得一无所获。

第四次问道：《庄子》记载，孔子51岁问道于老子。地点在宋地沛。孔子长叹十几年研究典制、阴阳，结果仍无所得，听说老子在沛地，于是再次前往问道。老子给孔子指出仁义只是先王住宿过一夜的旅社，并不是永恒的真理，希望孔子能够顺任自然的变化而不为物欲所滞塞。

于是孔子转而开始习周易，研究天地万物之变，以至于韦编三绝，写了易传十翼，发扬光大了《周易》。孔子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第五次问道：《庄子》记载，孔子59岁问道于老子。地点在陈地。此时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已经有了深入研究，自以为理解了其中的道理，然而他周游各国，讲解先王的道理，阐扬周公、召公的业绩，却没有被一个君主所取用。

于是他向老子感叹道：太难了！是这些人难以说服呢？还是道理难以讲明呢？于是到陈地再次问道于老子。老子指出《六经》只不过是先王的陈迹，并不是“所以迹”之道；孔子之所以不遇于诸侯，并不是道之不是，而恰恰是因为孔子并没有得道。

孔子回去闭门不出3个月，然后携20名弟子再次拜见老子，并说我以前没有能跟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相识为友，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听了后说，孔丘你得道了，有凤的品质。

孔子五次问道于老子，几乎是每拜访一次老子，就转换了一次研究方向，可见老子对孔子的影响之大。

孔子虽然提倡“仁”，但是他紧扣住“仁”，从“仁”向上紧扣住“德”，向下扣住“礼”，用这个“礼”来解释“仁”。

孟子的学说大家如果看过、研究了，就可以发现孟子是将“礼”和“义”兼蓄并论，结合讲礼。

荀子是尊礼重法。他们各有特色，但是所有的这些诸子百家，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治世理念。

都有一个分水岭：凡是没有真正进行体德、没有进行修身明德或者修真明德实践的这些思想家，就难以把握住“德一”。“德一”如果不能把握住，那始终就是盲人摸象，只能掌握局部的知识，难以产生像老子那么大的气魄，将整个宇宙的变化揽于手中，把乾坤集于一掌之中。

如果没有体德，没有把握“德一”，那只能是局部的解析。因为没有心灵的明亮，心中的光不能自燃，不能燃烧起来以后照亮自己，也不能照亮历史，照亮过去，照亮未来，仅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解万事万物，终究都会是盲人摸象，只能掌握那么一个小小的范围。他们自己形成的学说和思想，也就难以称其为根文化。即使我们后代强名它，那也只是细小的须根而已。

由于我们后世许多研究者、史学家、哲学家同样丢失了体德，丢失了修身明德的重要方法，所以在研究过程中难以把握住文化主根。

对于民族文化的主根难以把握住，研究的结果也就同样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各执一端，议论纷纷，评论各异，形成了近代复杂的各种政治观念、哲学思想、文化主张。

从历史到现在，许多哲学文化思想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外行就看热闹，内行就看这个历史当中的门道。这个门道是什么？是老子《德道经》，是“黄老之学”，将老子《德道经》和“黄老之学”牢牢地把握住，这才是真正把握根文化的必由之路。

把握住老子《德道经》这个集中华根文化之大成的宝库，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高屋建瓴地进行追本溯源，从而将中华文化大系统的根、干、枝、叶，由根到干，由主根到辅根、到细根、须根，到主干、到枝、到叶，把它理顺。

从而全面地把握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有利于准确地展开和把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大系统。这里面包含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整肃道德纲纪的过程，从而为实现真正的民族道德复兴，迎接中华民族道德的春天而服务。

二、原儒学文化是智识哲学文化，改良的后儒学是意识哲学文化

从悊（哲）学文化的分类来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修身明德内求法诞生了“内文明”，智识与意识外求法诞生了“外文明”。

文明的源起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同样迥然有异。熊春锦先生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明、文化的本质及内涵的揭示，对中国的悊（哲）学文化重新进行归类和分期，分为“性识晢学文化”“慧识悊学文化”“智识哲学文化”“意识哲学文化”四个类型和阶段。

其中，“性识晢学文化”阶段距今久远，代表人物是燧人氏，主要特征是“性识无慧智”，人类处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未开而渐生的阶段，历史上无明显的文字记载，而只见形名的定义；其他三大悊（哲）学文化形态，则都有明确的历史记录保留下来。

1.慧识悊学文化

第一类，称为慧识悊学文化。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天人合一，就是将天地人三才在自己生命体内实现和谐统一。

这种文化首先重视的是以德修身治理的内求，在此基础上达到内成而外就的“内文明”，再由“内文明”而应世。这样一种在自己身体内实践以德修身治理生命的文化，就是慧识悊学文化。

慧识悊学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全脑和心脑立体运用生理基础上的立体悊学文化，人类大脑中的松果腺在慧识生理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悊学要求做人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只有真正地知天知地并且在自己体内也能够观察到天地自然变化的时候，才是一种慧识悊学文化的层次和阶段。

中国慧识悊学文化代表人物：

伏羲，生卒年不详，有记载太昊（约公元前4354～公元前4239年在位），画卦创《易》，创立易道文化等人文文化。

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诞辰三月初三，传世《黄帝四经》《黄帝内经》等。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又名老聃，老莱子。春秋时楚国人。亲笔著《老子》一书，又名《德道经》，汉代经过编修而更名为《道德经》。

2.智识哲学文化

在智识与意识外求法下所诞生的“外文明”，所产生的是第二类智识哲学文化和第三类意识哲学文化。

第二类的智识哲学文化，它所调用的大脑工作区间是人类左脑的质层和皮层以及右脑皮层，也就是左脑质层的智识、左脑皮层的显意识和右脑皮层的潜意识、灵感。

这个文化的诞生，在东方和西方几乎发生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左右，东方是以孔子为代表进行了全面的转折，而在西方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开始了转型。

其中发生的变化，正如庄子所揭示的，是“去心从脑”，从“通天地之心”的慧识悊学文化，转变为运用智识和意识进行认知的哲学文化。

亚里士多德由于不能开慧，无法在自己体内进行天人合一的验证，所以全面放弃了向柏拉图的内求法学习而转向外求法，搜罗大量的书籍建立图书馆。

这与东方中国所发生的孔子曾经先后五次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极为相近，但孔子当初并没有完全放弃内求，相反还多次问道于老子。

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将慧识悊学文化转化成为智识哲学文化，可以说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和过程。这一现象说明，在东方和西方，几乎是同步地体现出了人类由慧识全面转向智识的变化。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文化转折时期？说具体一点，就是从心灵+全脑教育，转向或者跌向了半脑教育；也就是从左脑和右脑、质层到皮层的联合运用，退化到了只能使用左脑，而右脑处在一种休眠或者说废用的状态。

中国“智识哲学文化”代表人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曾修《诗》《书》定《礼》《乐》，序《易经》，作《春秋》。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论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

3.意识哲学文化

第三类，为意识哲学文化。西方有位哲学家曾经将社会文化定名为“上层意识形态领域”，在这位哲学家自己尚未说清楚什么是“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概念却被世界各国广泛地应用了。

意识哲学文化诞生的生理基础，是人类的左脑皮层思维。煮熟的鸡蛋，敲开蛋壳，里面有一层薄膜，这一层薄膜就相当于人体大脑的皮层，也就是意识层。其中，左侧称之为“显意识”。

右侧称之为“潜意识”。右侧的意识之所以成为潜意识，是因为左侧显意识的霸治行为，抑制了右侧意识的生理功能，使它变成“潜水员”，不能出来工作了。

人类普遍都是运用单一的左脑思维，这种思维所需要的能量，仅仅是从脾臟传输供应到大脑当中的，因而进入意识哲学文化时期后，人类就耗费了大量的资源。

中国在汉代就全面进入了意识哲学文化时期，西方意识哲学文化的出现稍晚于中国。1879年，德国人冯特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将哲学里面的心理学开始独立出来进行实验，建立了近代的心理学，使西方的意识学文化达到发展的高峰阶段。

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虽然名之为“心学”，但是却把“心”抛开了。无论是西方文化中所研究的有形“心”，还是中国文化中所揭示的无形“心场藏象”，都被抛弃了，其实只是依据脑科学来确立的学说，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是同样被世界各国广泛地接受，并加以应用。

严格地说，西方的心理学只是可以同中国的意识行为学相对应的学说，而真正的心理学，其实全部都蕴藏在我们祖先的根文化当中。人类如果不通过修身治理生命，是无法走进自己的内心的，只能在意识层面转悠。

中国“意识哲学文化”代表人物：

汉儒：董仲舒奠定独尊儒术，但已经与孔子原儒有了分野；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宋儒：南宋理学源于程颐、周敦颐等等，在南宋朱熹手中得以成熟。

明儒：朱熹著《四书集注》成为后世科场考试的标准。以王守仁心学为发端发展，初期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等）、蕺山（刘宗周）为主。

4.孔子思想与老子思想的比较

鉴于上面的分类，在不否认孔子教育思想是人类智能的优秀教育思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就孔子和老子的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进行一些类比、对照。

老子的慧性道学教育观，是慧智双运型教育，丝毫不存在排斥和拒绝智能教育的现象。老子的教育思想方法中本身就包含着“为学者日益”的教育，这五个字其实就是指智能教育；

而“闻道者日损”同样是一种智能规范。老子的慧性教育，是藏在这两种智能教育方法的后面的。因为人类的慧性高度符合大道客观规律，根本不需要去教育，只要把后天的智识真正教育好了，慧识就出来了。

慧识一出来，人就能知天识地，知道生命的真相，知道自己为何而生，应当如何而活，将来如何去死，都一清二楚。

通过“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慧智同步，也就自然地在并行提升，进而解放了自己的慧心，慧灵就会导智，圣人之治的绝学方法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地形成了。

老子的慧性道学教育观，教育培养人才的目的是：尊道贵德，“以百姓之心为心”。治学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

孔子的智能儒学教育观，原儒形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代表着人类在进入慧性被完全屏蔽时期以后必须恪守的智能学习方法。虽然历史上老子和庄子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思想，但都并不是彻底地否定。

因为人类智能时代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和过程。孔子教育学的名言，是“学而时习之”“思而不学则殆”。这一教育学的名言，是高度符合单纯进行人类左脑记忆开发教育的至理名言。

而且，他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规范着智能教育的基础和方向。所以，孔子的原儒智能教育思想是社会进程中的必然产物，符合着社会的必然需求，孔子因而成为儒学智能教育、左脑智能开发教育的一代开山宗师。

但是，汉代的改良儒学则违背了孔子所创立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篡改。不仅提出了反人性、违生命平等的三纲学说，而且将教育思想发挥为知识越学习得多，积累的资本就越多，功名也就愈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海无涯苦作舟”，智能学习成了自找苦吃，不达目的誓不休，由此而生出“头悬梁”“锥刺股”等等刻苦的自虐式的学习方式，都是为了积累知识，从而“屯货居奇售帝王”，以换取一官半职。

这就是改良儒学的教育思想。孔子历尽艰辛创立智能教育，却为他的后来者铺平了胜利成功之路。汉代以后智能儒学的受益者，最终都是名利双收，于己、于家、于皇权皆有利。其实，改良儒学教育的目的，是巧妙地顺应和满足人类的私心贪欲，促生、促成人们的执着与妄想。

改良儒学（后儒学），在抛弃了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原则以后，虽然以孝道立教言，却并未超出家庭的小私，并非大公。

儒学的爱，无法步入“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天下为公，缺乏普世价值的终极关怀和众生平等的胸襟。像汉朝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就将中国长期禁锢在与西方教育、社会体制格格不入而落后一个台阶的窘境之中。

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完全失去了老子所提倡的那种众生都是道生德养的平等观。在道德面前人人都应当平等，用道德来保持人类的平等，改良儒学违背了这个原则，因此，智能儒学教育的这种培养模式，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十年寒窗为做官，名利场中争短长。”

一旦获得了名利以后，那就拼命维护，去争夺，演出了一场场反复登场的忠奸互斗，你死我活，粉墨登场，轰轰烈烈。皇帝则用名利作为法宝，将儒士们玩弄于掌股之间，收为鹰犬而用，苦难的始终是平民百姓。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智能教育，在汉代经过全面的改造，终于成为智能文明社会时期的总代表。

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是因为孔子创立了原儒文化，是中国智能教育学的导师，但是我们要注意智能教育法并非慧性思维法、慧智同运的教育法。他所开创的儒学智能教育虽然是优秀的，却并非最全面和最正确的。

与西方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所创立的西方智能教育内容相比，孔子的继承者们不仅未能将智能教育全面细化地推进和发展，而是停留在原地，甚至将原儒改造成皇家的御用文化。

这恰恰又正是中国教育导致整个社会逐步落后于西方智能教育的原因。因而，在智能教育的世界中，绝无所向披靡的天才，只会存在攻无不克的团队。中国汉代的儒学界正是这样的一个“优秀”团队，他们运用孔子的原儒思想，经过削足适履的改修，迎合皇权需求，成功地登上了独尊的宝座。

【主要参考书目】

《中华国学道德根》，熊春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

《道德复兴论修身》，熊春锦，团结出版社，2008 年。

《道德复兴论修身》，熊春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年。

《道德教育贵修身》，熊春锦，红旗出版社，2014 年。

《老子德道经》，熊春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

《黄帝四经》，熊春锦校注，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

《龙文化的文明与教育》，熊春锦，2010 年，团结出版社

《道医学》，熊春锦，团结出版社2009 年。

《东方治理学》，熊春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

《徳慧智慧性图文思维教育》，熊春锦，团结出版社，2009年。

《德道行天下第一册》，熊春锦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

《大学·中庸·论语》，熊春锦校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

《中华徳慧智教育方法与实列汇编》，熊春锦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

《史记》司马迁著，弘丰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

《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余明光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抱朴子内篇》，葛洪著，张松辉译注，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

《神仙传》，葛洪著，张松辉译注，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

《禅宗与道家》，南怀瑾讲述，东方出版社，2017年。

《国人必知系列－国学常识》，王文祥编注，万卷出版公司。

《解读庄子》，傅佩荣著，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解读论语》，傅佩荣著，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解读孟子》，傅佩荣著，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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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鞠明礼 李沅首配图：乔生芳 美编：张彩霞

录音：吴琴华 审听：范新丽 复审：陆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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