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女神，从远古姗姗而来

@秦楚刊号

汉江郧阳青曲弥陀寺段

汉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文化之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汉水已取得了文化大河的地位。《左传》云：“汉，水之祥也。《孟子·滕文公下》亦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特别是汉水介于中国南北方之间，自然与人文环境都非常优越，《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华阳国志·汉中志》亦云：“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天上的“云汉与地上的“汉水相映争辉，天人感应，使得南北方的人们都崇拜、祭祀汉水，从而产生了汉水女神——汉女。

　　一

　　汉水女神大约出现在西周中期前后，最早记载汉水女神的文献是《诗经·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莫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对《诗经》的解读在汉代是齐、鲁、韩、毛四家，他们在解释诗旨、编次章节、辨析字词、训诂名物等方面，都存在歧异。具体到《汉广》这首诗，齐、鲁、韩三家注均以为指汉水女神，已成定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江汉之间被文王之化，女有贞洁之德，诗人美之，以乔木、神女、汉江为比。三家义同。“《诗》江汉并举，知非水初之地也。游女，神女。《诗》举昔汉水之所有，以兴今贞女之可求也。王先谦也列举了鲁、齐、韩三家的诗说：

　　鲁说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

　　齐说曰：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离汝。

　　韩说曰：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得而求之。

　　王先谦的结论是，《汉广》“此章‘乔木’、‘神女’、‘江汉’三者，皆兴而比也。此说甚确。其实，汉代的史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大都相信有汉水女神。

　　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战国秦汉时期全国名山大川之神的祭祀情况时说：“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唐人司马贞在《索引》中注释曰：“《水经》云：沔水出武都沮县，注云‘东南注汉，谓汉水’，故祠之汉中。乐产云‘汉女，汉神也’。祭祀汉水，是秦朝统一之后朝廷的规定，西汉相沿不改。《汉书·郊祀志》说，汉文帝时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汉水等江河祭祀的祭礼规格进一步提高，“河、湫、汉水，玉加各二。说明“汉神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崇重。西汉成帝时期，大学者刘向在《列仙传·江妃二女》中云：“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郊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其悔焉。’此时，羽猎之风甚盛，扬雄作《校猎赋》以讽之：“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殚形。唐人颜师古注云：“应劭曰：‘汉女，郑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鸡子。’师古曰：‘不可殚形，不能尽其形貌之状。’到了东汉时期，名重天下的大儒马融在他的《广成颂》中说：“湘灵下，汉女游。唐人李贤注云：“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见《楚辞》。汉女，汉水之神。（《后汉书·马融传》）张衡在《南都赋》中亦云：“耕父扬光于清泠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文选》第四）刘向、扬雄、马融、张衡、应劭等人，都是两汉时期的大学者，他们提到汉水女神“游女或“汉女，必定有所本，因为《诗经》三家注的作者看到的史料，他们也一定能见到。

　　与中原地区相比，战国秦汉时期南方江汉流域的荆楚大地迷信巫术更浓。《汉书·地理志》说，楚国“信巫鬼，重淫祀。春秋战国时代，南方楚国也保持着北方天子、诸侯的“望祭。《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深受《诗经》二南影响的《楚辞》，自然就秉承了其汉水女神的祭祀传统。东汉顺帝时，宜城（今湖北宜城县）人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在《九思·疾世》篇中，他运用浪漫的手法，代屈原叙事抒情，其辞云：“周徘徊兮汉渚，求女神兮灵女。“望江汉兮濩渃，心紧絭兮伤怀。表达了屈原在汉北流放时希冀见到汉水女神以慰对故国的思念之情。《楚辞章句》亦云：“言居山中愁愤，复之汉水之涯，庶欲以释思念也。“冀得水中神女以慰思念。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屈原居汉北，所祭湘君即为汉水女神。（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引徐璈云：“游女之为汉神，犹《楚辞》之有湘君夫人也。郑交甫事未审系何时代，亦以证汉神之实有耳。

　　由以上所述可知，《诗经》中的汉水女神文化对南北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揭开汉水女神的面纱。

　　　二

　　中华文明的早期，南方江汉大地是一片水乡泽国，“南望洞庭之浩渺，北望汉水之荥迴，而大江如带，在襟袂之间，沼泽沟洫，纵横原湿，烟雨风云之变，既甚奇诡，不经之说寖多。“初民崇祠，宜多男女淫昏之事。故汉女解佩于交甫，高唐托梦于襄王。千古流传，人所艳称。（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因此，在汉水流域有关汉水女神的传说甚多，最流行的说法是《诗经》三家注的记载，认为汉水女神即郑交甫所遇汉皋二女，她们是两位身佩宝珠、颇善言辞、美丽而多情的女子，但不知她们产生于何时，又从何处而来。

　　在破解这一难题时，我们不能不将目光锁定在西周王室与汉水流域的关系上，不能不扫描“汉阳诸姬在汉水流域的兴亡，不能不追溯《诗经》二南产生的背景。我们在梳理春秋之前汉水流域发生的能够让南北方的人们共同为之震撼的大事时，追寻的目光被周昭王南征殒命汉水这件前所未有的事件所吸引。这是先秦时期汉水流域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它不仅给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姬姓诸侯贵族及其同盟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令“汉阳诸姬及其子民心神不宁，而且对西周王权的神圣性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令西周王室讳莫如深。《史记·周本纪》云：“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帝王世纪》云：“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尽管周人多方掩饰昭王“丧六师于汉（《古本竹书纪年》），“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但一些稗官野史，仍然透露出与之相关的信息，使我们找到了汉水女神的重要线索。十六国时期前秦人王嘉的《拾遗记》卷二曰：

　　（周昭王二十四年，）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以沉于水；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祗之祠。……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田水演，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

　　美丽无比、巧善歌笑的延娟、延娱，“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不正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真正意象吗？“辩口丽辞的延娟、延娱，不正是郑交甫仆人所言“此间之人皆习于辞的真正典范吗？“立祀于江湄，“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不正是祭祀汉水女神的最早起源吗？“采兰杜包裹时鲜甘果，“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投之水中，不正是南人祭奠水神及屈原的原始形态吗？“二姬之殉死，“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精诚一至，视殒若生，不正是汉水女神影响深远的社会基础吗？这一切让我们确信，郑交甫所遇之汉皋二女，正是与周昭王“同溺于水的女神延娟、延娱。而郑交甫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宋朝祝穆的《方舆胜览》卷三一《复州》记载：“晋郑交甫南游江汉，遇二女，佩两珠。这在时间上也证明汉皋二女产生于昭王时期。其实，在唐朝已经进一步确认了汉水女神与周昭王的关系。唐人梁洽《观汉水》诗云：“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荡荡。

　三

　　　汉水女神在周昭王时期产生之后，随着西周王室的日渐衰落和楚国的日趋强大，“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汉水女神被楚人接受。“楚人怜之，失其死矣，“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楚人一方面沉食物于水中进行纪念，一方面嘉其“贞节，引起精神上的共鸣，使之逐渐成为南国女神的范型。正如钱穆先生所论：“故汉广游女，见咏于《周南》。泽陂美人，兴叹于陈俗。郑交甫汉皋台下，遇彼二女，孔子阿谷之隧，调其处子。湘娥宓妃，有虞二姚，亦不过同为江汉汝淮水滨居民想象传说神女而已。（《古史地理论丛》）由此看来，汉水女神的产生对南方江河女神形象的出现，起到了示范、启迪作用。

　　屈原在“汉北，则第一个将汉水女神转化为“湘君、“湘夫人，纳入文学的畅想之中，借咏神女以抒发寄托自己对楚王忠贞不二的情怀。屈原之后，文学作品中的汉水女神形象绵延不绝。正如前文所引，汉代学者在他们的汉赋诗作中丰富了汉水女神的形象。魏晋以降，汉水女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曹植在《洛神赋》中说：“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阮籍在《咏怀》诗中云：“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曹植在《七启》诗中说：“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陆机《感逝》诗云：“陪湘妃于雕辂，列汉女以后乘。何逊《神仙》诗亦云：“值解佩于江滨，逢弄珠于汉渚。陈琳《神女赋》云：“赞皇师以南假，济汉水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徐干《喜梦赋序》曰：“昔嬴子与其友游于汉水之上，其夜梦见神女。唐朝是一个浪漫而率性任情的时代，所以在诗人的笔下汉水女神的光彩并未减退。孟浩然在《万山潭》诗中云：“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在《登襄阳楼》诗中又云：“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大诗人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汉水女神当然也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岘山》诗中说：“弄珠见游女，赋酒怀山翁。唐朝之后，汉水女神仍然飘荡在文人的视野之内。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诗中说：“襄阳逢汉水，宛似蜀江清。文王化南国，游女俨如卿。清初大诗人王士祯也有“昨过嶓冢阳，今来汉皋曲。万里故人心，江流鸭绿缘之句。

　四

　　《诗经·周南·汉广》不仅塑造了中国最早的江河女神形象，而且对《楚辞》以下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学者浦起龙在《毛诗补正》卷一云：“《汉广》三章，此楚风之先见于二南也。……然《骚》之词哀以怨，《风》之词正而葩，则又时代使然矣。圣人录此，见《离骚》之萌芽，已肇之于二南也。正由于《周南·汉广》与《楚辞·九歌》在风格上的前后相继关系，因而后世的文人骚客有时也将“汉女与“湘妃合而为一。正如唐代诗人储光羲《汉阳即事》曰：“江水带冰绿，桃花随雨飞。九歌有深意，捐佩乃言归。《诗经》作为中华文化“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原典之一，不仅被捧上儒家经典的宝座，套上“思无邪的灵光，而且《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雄踞中国文学长河的源头。这两个方面使得《诗经·周南·汉广》的汉水女神形象纵贯千古，代代相传。清人伊继美在《诗管见》卷二中亦云：“《诗》不曰江有游女，而曰汉有游女者，近汉之女好游，其土风固然也。……今襄之樊城，游女犹盛。正是由于有了传诵千古、形象丰富的汉水女神，才增添了中国诗赋的意境美、形象美、比喻美，恰如闻一多先生所论：《汉广》“借神女之不可求以喻彼人之不可得，已开《洛神赋》之先声，“终篇叠咏江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备注：本文参考文献：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等等。文献浩瀚、史资繁众、百家云云。此若有文字错讹、出处舛漏，引用失当，烦请私信斧正，凡此不胜感激！——秦楚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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