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闭环”生活

王芳

北京冬奥会是在严格疫情防控下举行的一场体育盛会，所有参会人员都会进入到一个大闭环中生活、工作和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闭环内的生活和外面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作为媒体，我们的吃住行都需要依赖组委会的安排。交通有穿梭于各场馆间的巴士、高铁和网约车，吃饭靠的是各大餐厅提供的工作简餐，住宿则有赖于闭环内酒店提供服务……

吃，是我们在闭环内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在主媒体中心吃饭，也可以在赛场购买食物，各赛场都有安排休息场所，在那还可以吃到免费的小零食。

繁忙的采访工作常常会让我们错过饭点，就像2月10日羽生结弦比赛当天，在比赛结束、完成混采和开完新闻发布会后，时钟已经指向下午3点。媒体休息间的盒饭早已售空，而零食区的泡面也不见了……这时候，一个小志愿者和我说：“里面还有泡面，我给你拿。”在她的帮助下，我吃上了两盒藤椒味的泡面，果然是好推荐。

休息间的小零食不仅受到记者的喜爱，连运动员也曾尝试过。美国单板滑雪名将克洛伊·金在发布会上说，比赛结束后她肚子都饿了，一瞬间，志愿者们送上了一堆小零食。克洛伊·笑着将小零食分给身边的亚军：“这个很好吃”。

闭环内的交通也是个大问题，从一个场馆到另一个场馆，你必须依赖组委会安排的班车，或者使用网约车。2月8日，记者决定从北京出发，前往位于延庆赛区的“雪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观看广东运动员彭俊越的比赛。当其他记者得知我的计划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在延庆订酒店了吗？你有车回来吗？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是，毕竟彭俊越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广东唯一一名男选手，怎么都得到场支持一把。

于是，记者下午1点半从住处出发，先是坐班车抵达主媒体中心；再从主媒体中心坐班车前往清河高铁站；用26分钟坐一站高铁抵达延庆；从延庆坐班车前往阪泉服务站；再从阪泉坐班车前往雪车雪橇中心转播站；最后乘坐环线巴士，就可以抵达雪车雪橇中心的结束站，也就是新闻工作间所在处了。

加上中间转车所需时间，我大概花了4个多小时才抵达“雪游龙”。

班车有时候确实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好在他们有聆听大家的声音。当中国的冰迷为任子威第二次夺冠高呼喝彩时，记者们在采访结束后，搭上末班车回到主媒体中心时已经是次日凌晨0时30分，距离回酒店的班车，还有1个半小时。我很无奈地向负责交通的志愿者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出于人性化考虑，在凌晨12点到1点之间再多安排两趟班车。

两天后，当我再一次查询回酒店的班车时间表时，发现在12点后增加了3趟班车，每隔20分钟一趟，到1点为止。内心马上生出一种满足感：“哇，他们听取了我的意见呢！”

北京的天气大部分时间并不太冷，但当我到延庆的时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嗖嗖的冷风在秋裤外游走是什么感觉。我还曾亲眼见证，凌晨0时从北京前往延庆和张家口的中转站阪泉服务区，一瓶矿泉水在冷风中直接被冻成了冰。有同行立即拿出一个小的OSMO，希望可以记录这一刻，然而，设备因为太冷，彻底没电了。一群广东记者在瑟瑟冷风中，只能纷纷掏出口袋中的“库存”——巧克力吃。

闭环就意味着生活是与外界分开的。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我坐在闭环内媒体席上，而我闭环外的同事就在我楼上的观众席上坐着。内心一阵“咆哮”：“山顶的朋友，你们好吗？”平时也经常和大家开玩笑：“要是你在奥林匹克塔上拿着望远镜望向主媒体中心，也许能看到渺小的我呢。”

要说闭环内的生活和外面有什么相同的，那可能就是在特许商店门口排长队了。那队伍用广东话来说，叫做“打蛇饼”，意思就是绕了好几个圈，从高处看下来，形状大概长得像“雪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门口排起的长龙，大约需要排上3小时才能进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闭环内的人们对冰墩墩的喜爱和闭环外并没有差别，不存在闭环内供货就要比外面更充足这一说。

刚进入闭环时，我还曾担心疫情的影响，可是在闭环内生活10天后，安全感与日俱增。这也意味着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措施是到位的，将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安全的大赛并不只是口头上的一句话而已，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在日常生活每项具体工作中。闭环内的生活也许有一些不便，但理解、体谅、互助构成了这届大赛重要的支柱，组委会每一次的善意和付出，都会让闭环内充满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