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谈《洛神赋》

戴燕（章静绘）

《〈洛神赋〉九章》，戴燕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出版，254页，58.00元

如果按《洛神赋》开头的“黄初三年”（222年）算，今年是其“故事发生”一千八百年，而大多数学者认为《洛神赋》写于黄初四年或更晚。您觉得应该如何判断经典作品的创作时间？
戴燕：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完全没有想到《洛神赋》所讲邂逅洛神的故事，它的发生，迄今已有一千八百年，因为有了公元纪年，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感慨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故事能历久弥新，到现在还有它的吸引力，所谓“文学的魅力”究竟是怎么来的，文学到底是什么。
说故事发生在魏文帝黄初三年（222），这是《洛神赋》作者曹植在这篇赋的序里面写到的，按常情推测，既然他说故事发生在黄初三年，那么写作一定是在这后面，可以是黄初四年或以后，最晚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曹植去世，理论上可以是这十年中间的任何一年。
读文学的人，本来都不太在乎文学写作的时间，因为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都是超越时间的，有的还能超越空间，我们现在读屈原的《离骚》、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仍然会感动，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大部分读者并不关心《洛神赋》的故事发生在哪一年、又写于哪一年，的确无须知道，不过总有极少数研究者对此怀有兴趣。我读《洛神赋》的时间比较长，一边读，一边也看一些相关资料，慢慢才意识到还是应该了解它的写作时间，应该给它一个大体的时间定位。但我这里说的“写作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今天人有了版权意识，比较注意出版时间，在版权页上都要予以明确记载，然而在曹植那个时代，一个作品的完成，我们大概知道已经有了从动笔、到定稿、到面世的步骤，这中间自然有或长或短的时间差，可是究竟差多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记录，也就没办法做出区分，所以只好采取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笼统称之为“写作时间”。
在研究《洛神赋》的时候，为什么要知道它的写作时间？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还原曹植写作时的历史语境。这个工作并不是从我开始的，以前就有学者讨论，还有争论。我是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对《洛神赋》这样的作品，时间定位越清晰，对它产生的语境就会还原得越具体，对于曹植到底要借这个故事传达什么，也就能够了解得越多。文学说到底是一种表达、一种对话，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往往有他/她意念中的读者，是为他们而写，即使那种内心独白式的写作，也是作家在跟自己对话，因此要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就不仅要从作者身上发掘，还要去看作者试图通过写作去对话的那些读者以及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构成的对话场域。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去看作品究竟要表达什么，这是我所说文学作品的具体历史语境，只有具体到这一步，才能明白这部作品为什么是“这一个”、为什么有它独特的地方。
这当然就是在讲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文、史分家，将文学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确能让人更好地思考文学的普遍性、构建文学的本质，但有时也会使人忽略掉对每一部作品独特性的观察，因此，研究者还是要经常想办法将文学放回到生产它们的历史当中，在历史中去看它们本来有的各种面貌，这是文学史研究应该做的事情。当然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可能要“碰运气”，要看有没有条件还原以及能还原到什么程度，我想我的运气不算太差，因为不光有《三国志》这么重要的史书作证据，还有曹植同时写的其他作品当内证，靠它们还是能建立起一个大体可靠的《洛神赋》的具体写作环境，让我们知道曹植在那一刻，他想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这篇文章里面讲过，只懂得庾信在《哀江南赋》中用的典故还不够，还应该对赋中涉及的“今事”亦即庾信写作此赋的“当日之时事”有所了解，了解之后能更加体会到它的“深切有味，哀感动人”，怎么了解呢，“先须考订此赋作成之年月”。这是他发表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章，今天仍然可以拿来做我们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示范。
今天的学者研究《洛神赋》，应该怎样看待“感甄”或“思君”这样的窠臼？
戴燕：这用得着老话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洛神赋》流传了将近一千八百年，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不奇怪，更何况似乎也只有文学经典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就像俗话说的：人们爱其所爱，而始终爱的是他/她自己。
这里面，“感甄说”是发明比较早的，流传也广。我经常开玩笑说：从“传奇”这一小说类型在唐代的风靡中，就可以看到唐人是多么好奇，想象力无边又爱传八卦，他们最喜欢把《洛神赋》解释成是在讲曹植与甄后恋爱的故事，这符合他们的趣味，而到了理学发达的宋代，便有人出来质疑“感甄说”，这以后才有了对抗式的“思君说”，不过“思君说”太道德气了，终究比不上“感甄说”深入人心，在哪个时代都接地气，就是在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不是还有人为曹植与甄后的恋爱辩护，称他们是以真正的爱情反抗曹丕与甄后的“封建婚姻”吗？我的工作当然是在解构“感甄说”等，但是我也得承认，这样的解读，伴随着《洛神赋》的流传也传播了一千多年，它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又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正是这样的解读，为《洛神赋》始终作为一个活文学而存在提供了舆论的暖房。
我知道有的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让“历史终结”，但我不是这一类型，特别是在我读了这么多年《洛神赋》，并且多少了解它的传播史、研究史之后，从古到今，从文字到图像到舞台荧屏，甚至去年我还看到有水下拍摄的《洛神水赋》，围绕着洛神，是那样一个丰富而有活力的世界，徜徉其中，反而让我越来越相信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人是这样，做研究也是这样。
啊原来唐人也爱八卦，那他们是怎么选中甄后作为八卦对象的？如果说历史上的甄后与曹植并无明显的交集，她是如何“被恋爱”的？
戴燕：要知道这些说法是怎么一步步附会到《洛神赋》上去的，还是要回到文学的对话关系。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对话，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前面我讲作者往往是为他意念中的读者而写，事实上一般读者也都相信自己能成为作者的知音，一旦被作品打动，他们马上就会去感谢作者。只不过阅读这件事情，并不是简单地将别人的作品复制粘贴到脑子里，就会起反应，就能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因而为之感动，那是要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想象去阅读，才能完成的。对话的意思，在这里说的就是读者也有话要讲，他/她看了作者的表达，自己也被激发起表达的欲望。而读者的表达，如果形诸文字，便成了读后感或者评论。还有一种读者，他并不作评论，只是跟在后面效仿，“鹦鹉学舌”，也应该算是对话。《洛神赋》就有非常多的模仿者，而且是用文字、书法、绘画、小说、戏曲、歌舞、影视等不同媒介，有的亦步亦趋，有的借题发挥，一千多年来绵延不绝。有这么多后来的读者跟它对话，势必讲什么的都有，所谓“郢书燕说”，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当作者曹植离读者越来越远，他既没有留下“创作谈”，也不可能再跳出来辩解，在后世众多的读者当中就可以看到，围绕着《洛神赋》，在读者与读者当中，又结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并于其中产生了所谓权威的解释和评论，唐代李善注就是这样一个权威性的注。当然，我们知道李善注的权威性，并不只是建立他对《洛神赋》的注释，而是建立在他对《文选》所收一百多个作家的几百篇诗文的注释基础上，《洛神赋》恰好是这里面的一篇，因此，李善注对于《洛神赋》的读者才能有如此之大且如此持久的影响。过去中外学者都对李善注所引“感甄说”有过讨论，有的是为了研究《洛神赋》，也有的是为了研究《文选》，各有自己的侧重，结论也有微妙差别，但不管怎么说，我想正是由于李善注引了“感甄说”，他从他看过的书里面选择了这一条，放进注释，提供给《文选》的读者做参考，结果影响到《文选》这部文集的读者，因为知道李善注的分量，便将“感甄说”当成了最接近《洛神赋》真相的一个解释。而至于“感甄说”的始作俑者，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可是通过梳理，也能知道这个说法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非空穴来风，李善注引它，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初曹植写《洛神赋》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是他同时代的读者，他们是谁，他们要听什么，还无法预料后世读者的需求。而后世的读者呢，也只能凭自己的经验、知识，一边阅读一边脑补，想象曹植在赋里讲述的是什么。不过读文学的人，又有哪一个不喜欢爱情故事呢？爱情与政治，永远是广受欢迎的文艺题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算有学者批评这是把《洛神赋》庸俗化了，可是与奉承帝王的解读相比，毕竟这个解读，更让人感觉轻松、温馨，哪怕这不是曹植的本意，并非事实。当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建立起来，又在其中产生了公认高明的解人，作者自己的想法就不重要了，他这时候已经“被躺平”了。
您说在曹植的记忆中，应该不止有一个宓妃，那么宓妃的神话在曹植之前已经经历了怎样的移植和变迁？
戴燕：如果去看有关宓妃的传说，也包括对宓妃传说的研究，就会知道宓妃这个形象，从战国到两汉，其实是不怎么统一的，她有时是昆仑女神，有时是洛河神女，有时是河伯妻子，有时是伏羲女儿。我们应该理解作为传说，这是很正常的，正因为传说纷纭杂错，不是事实，它才没有逻辑，经不起推敲。可是由于宓妃是《洛神赋》的主角，曹植又说他是根据古代传说里的宓妃写下《洛神赋》中宓妃的，因此读这篇赋，就不得不了解曹植笔下的宓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宓妃？了解这一点，才能知道附着在她身上的意味，懂得曹植写邂逅洛神宓妃，有什么寓意。
从现在的分析来看，宓妃这个形象，在传说中，她是从西方昆仑一点点向东迁移，先在长安附近，然后到洛阳，变成了洛河之神，也就是我说的从一个昆仑神话系统中的女神，最后变成了护佑洛阳的洛神，有这么一个迁徙的过程。为什么在传说里面，是走了这样一条迁徙路线？那主要是因为西汉的首都在长安，而东汉定都洛阳。这么一说便很容易明白吧？可是我仍然要强调：第一，这是我们做研究，根据仅存的一点资料得出的结论，不代表宓妃作为洛河之神的说法，到了东汉成为主流以后，就不再有别的说法存在，也许现在我们不知道而已。第二，当曹植写“古人有言”时，他也并没有指名道姓说这个“古人”是谁，那我想这个“古人”就应该是复数的。我们知道曹植是读过很多辞赋的，他也是屈原、司马相如、扬雄、蔡邕等人的读者，在他的记忆中，因此必定有上述作者写下的形形色色的宓妃，而当他写《洛神赋》的时候，他也未必就不是在与过去的这些作者对话，在对话中写下自己的宓妃。这就是为什么他写的宓妃，有一点像《离骚》里的宓妃，有一点像《上林赋》里的宓妃，也有一点像《述行赋》里的宓妃，可是又不绝对跟哪一个宓妃雷同。而指出这一点，也是为了说明曹植写《洛神赋》，同样是在与过去丰富文学传统的对话中进行的。
您觉得是什么让《洛神赋》能在一众“神女文学”中脱颖而出，流传千古？
戴燕：沈达材在1933年出版的《曹植与洛神赋传说》中断言，《洛神赋》决不是曹植写他自己与甄后的恋爱，他当时提出来一个证据，就是《洛神赋》不过是汉末建安时期许多作家所写“神女赋”中的一篇，陈琳、王粲等人都写，曹植也写，这是一种写作的游戏和训练，曹植不可能在自己写的赋中特别有所指。沈达材的论证，对于破除“感甄说”很有力量，但可惜的是，除了曹植《洛神赋》，上述其他作家的《神女赋》都没有完整保留下来，在残留的片段中，实在很难看出作者本意，也很难在与《洛神赋》的比较中，判断它们写得好不好。
我赞成沈达材的意见，可是要做一点补充。我们知道，他提到写神女的那一批作家，最晚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几乎都去世了，人人都来写“神女”的时代结束了，而《洛神赋》的写作，起码是在这一“神女”写作高潮之后的五、六年。就在这五六年里，时代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汉变成魏，从汉献帝的建安变成魏文帝的黄初，曹植个人也在这一阶段遭受了不少政治上的挫折，有了很多新的人生经验，对朝政、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无论是不是要将《洛神赋》放到建安“神女赋”的写作风潮中去理解，都应该看到，它根本上是魏文帝黄初时代的一个作品，曹植在这里面要表达的，是他在建安时期还不曾有的思想、心情，而他预期的读者对象，也早已不是死在建安二十四年又或此前的那批作家，他已经不是在同他们一起进行写作上的交流、对话和竞争。当然，笼统说《洛神赋》是汉魏间一批神女文学中的一篇，并不错，可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曹植写出来的是这样与众不同。
《洛神赋》呈现了哪些复调特征？您觉得它的文学主旨是什么？
戴燕：当我们确定了《洛神赋》是黄初时代的一个作品，就能够明白它为什么要讲“守礼”。守礼，是到了黄初时代，曹植反复要对他的读者讲的话，读者中有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还有他另外一个兄弟曹彪，主要是跟他有关系的这样一些人。而守礼，本来是一种政治表态，可曹植毕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用文学语言把它讲出来，就变成了很不一样的一个文本。
最主要的，他不是直奔守礼这个主题，而是先讲到洛神宓妃的出现，怎样带来赋中“余”和宓妃两个人的情感交流，他写了一大段宓妃的美貌贤淑，又写了一大段两个人往来的曲折，然后才讲到守礼。而守礼这一部分，又写得很节制、克制，远远比不上言情部分的高调、洋洋洒洒，这就造成《洛神赋》看起来好像不止有一个声部，仿佛众声喧哗但又那么和谐，因此是一个复调的文学。“复调”是我从巴赫金那里借来的概念，他曾用“复调音乐”来比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它们是复调小说，我觉得说得很透彻，就借来分析《洛神赋》的内部结构。要是换成一个中国式的术语，也可以用《庄子》里面讲的“混沌”。用复调的概念，是为了讲清楚曹植拼命地写宓妃如何美丽、写“余”如何爱慕这样的宓妃，其实都是要表明守礼的重要以及守礼的艰难，不过他写得太好了，不管是宓妃的美丽，还是“余”和宓妃的交流，他都写得那么饱满，都能自成一部，这就使得《洛神赋》这个不足千字的作品，容量特别大，层次也特别丰富。
《洛神赋》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非常紧密。从书法、绘画一直到梅兰芳改编的京剧，这些艺术形式对《洛神赋》的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戴燕：《洛神赋》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可能是跨媒介最多的一个文学作品。除了有人模仿它写赋，从现有的记载看，大概在它面世不久，就有书家写它，随之有人将它绘成画卷，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传为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现在也还有传说是王献之写的《洛神赋》帖，后来又有人把它写进小说，有人根据它编成戏曲，这就让它比一般单纯的文学文本影响要大得多。而这对研究者来说，也构成了如何跨界的挑战。

各个版本的《洛神赋图》

跨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不在于从A挪到B或者把A、B加起来，而在于要让A和B起化学反应，产生新东西。在研究《洛神赋》的过程中，如果说从文学到历史、书法、绘画、小说、戏曲，在这些领域，我都曾经浅尝辄止，那还是因为我研究的是《洛神赋》的缘故，是它引领并强迫着我一点一点地走近历史以及历史中的文学，以求得与它对话的资格。但老实说在我心里，这些年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什么是文学？文学为什么有魅力？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