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租记

本文写作于2021年2月。

十月份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北京。

虽然还对母亲说自己在北京上班，但人在上海，租的是1800的小单间，在706上海的一家生活实验室，我那间是最便宜的储物间改造，隔音效果不好，只不过对于在北京睡过地铺、上下铺、住久了逼仄群租房的我来说，这样的房间已经好了许多。

相比起北京，上海受疫情影响较轻。我还记得，春天在北京期间，因为706本部已关门，我曾搬到朋友在的静淑苑，十四天隔离，每天要在群里汇报，小区门口有测温枪，还有居委会做登记的，需要出入证才能进小区，隔离期间，群里报订单，外卖骑手放小区门口，由保安或者居委会成员送过去。

四月份，出去透透气，经过什刹海，正是解冻的季节，但路上行人不多，走在大街上，很安静，偶尔有自行车和唠嗑的声音，薄薄的蓝色浮在夜空中，彩色的颗粒在闪烁。前方女孩，把手插进男人的裤袋。路过一小店，买了臭豆腐和鸭肠。店主说，店面是他年初租的，一年，每月交十几万，没成想，赶上疫情，生意顿时冷清。一个网友告诉我，他前一阵遇到个地坛庙会的摊主，花了很多钱买的设备，准备过年庙会赚一笔，结果四月份机器还在扔着生锈。

到了六月，受新发地疫情的影响，北京进入战时状态，球赛、聚餐、大型活动纷纷取消，医院里能见到穿防护服、从头到脚被包裹地严严实实的医护人员，匆匆忙忙坐上急救车，这种战时状态时断时续，说不准哪天，你就被通知去排队做核酸检测。北京疫情的流调，也折射出打工人的不易。有的人家住顺义、燕郊，大清早就要坐地铁上班，来回通勤长达两三个小时，七点去，晚上末班车才回来，住的远的，还得倒公交。有人对比，在成都，无症状感染者的行动路线是茶馆、麻将桌、美甲店和火锅店，在北京，则是日日夜夜的地铁，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瓜果菜农还有北漂上班族，地铁站满满的人，像青年路、西二旗这样的人流大站，你进去，就像卷入一团乌泱泱的打工大军，从高空俯瞰，黑色密密麻麻叫人喘不过气。

到了上海后，虽然人们还是出门戴口罩，浦东机场也传过疫情复发的流言，但电影院已经坐满了人，一家热门海南椰子鸡火锅店得排号两个钟，去到思南路、田子坊、南京西路、静安寺，大街小巷都是流动的人潮，不少人出地铁站后干脆就摘了口罩。电台巷火锅热情腾腾，愤怒厨房里满是甜蜜的情侣，夜晚去到巨鹿路的酒吧区，男男女女像飞蛾一样舞动。

在上海，每月照例有几天，隔着手机，我要假装自己在北京上班。幸亏我母亲不看豆瓣和我的公号，否则事情早已败露。她说过爱看字体大的，我的公号字体特别小，万一她真的问起，我就说，这是一篇非虚构口吻的小说。疫情之后，我和她每一次通话，她都叮嘱不要辞职，她原是最希望我离开北京、回广东工作的人，可赶上疫情，她被社会上的失业潮吓到，就叮嘱我千万要好好工作，不要想辞职的事。

有一次，她打来电话：“小弟，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故作镇定地说：“老样子，你们呢？爸的身体好点没？”

“你爸没事。你现在工作顺利吗？”

“顺利，领导对我可好了。妈，我最近还拿了笔奖金。”

“什么奖金？”

“就一个征文比赛。”

“奖金多少？”

“不多，两千。”

“都可以了咯。”

“妈，你觉得我有一天全职写作怎么样？”

“有个工作才稳定，你才多大就想着写作！”

“人家莫言、余华不也是全职写作。”

“你是莫言吗？”

“妈，很多跟我一样岁数的，全职写作活得也挺好。”

“先专心工作。你有份工又不影响你写作。小弟，你现在还挂着公司的社保吗？”

母亲说下去：“这边社保局的人来问，说你要是有公司社保、医保，我们就不用再交这边的钱，相当于省下一笔重合的费用。”

“那您就他们说我有社保。”

“需要一份你们单位开的证明。”

“坏了，我妈不会在试探我吧？”我心里琢磨，“但没必要啊，她要是知道了，直接说不就好，难不成，她还不确定？”我手心里出汗，头脑过道一万个法子，找前领导做个假证明的心思都出来了。

“那老家这笔费用是多少钱。”

“两百多，我们之前一直帮你交。”

“才两百？那再交一年吧！写证明寄过去还麻烦。”

我又一次把这事敷衍过去，可心里没底，我找能代挂社保的朋友想办法，最后找到一位朋友，代挂社保，心想着下次母亲问起来，也好敷衍过去。

那时候，来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结束跟女友的异地，还有一层原因，是在北京倦怠的感觉到了一个极点，新冠疫情、706本部关闭、朋友四散、屡次搬迁、糟糕的住房环境、互联网流工被繁重任务挤压的疲惫，每一个都不会致命，但一个个叠加起来，就会造成长期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的东西，你还能呼吸，但被堵着，你渴望愤怒，面对的是一片迷雾。密密麻麻的人在人行道上穿过，每个人都紧绷着脸，每个人好像都不快乐，犹如生活在一家家朝九晚九的公司，下班后只想回家喘一口气，在北京，尤其是京二环内干净大街以外的地区，风尘仆仆的人源源不断从地铁站涌来。电影《寄生虫》里，阶级是以气味作为划分，而在北京，劳动阶层是以苦涩和漂泊来作为彼此的身份认同。你坐上地铁，会闻到一种相似的和自己一样的混合尘土、隔断间和握住地铁扶杆太久而留下的气息，而那些气味干净的人，他们独自乘车而行，穿梭在属于自己的空间。

去到上海后，我依然住在群租房里。那是一栋长寿路和武宁路交汇处公寓大楼里的复式，九个人，上下层，共用客厅、厨房、阳台和卫生间。打开窗户能看见苏州河，不远处是静安寺的繁华淡影。每天每夜，淡青色的苏州河静静流淌，穿过广阔又狭小的上海。摊开地图，它是东方大都会，中国的经济中心。但真的住进去，你会发现群租者和富人的住地也不过几站地铁的距离，那一堵堵无声之墙暗中标示了距离。

在生活实验室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故事，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家都不喜欢炫耀，都很随和，同时不回避争论。这使我们保持了一种和而不同、无拘无束的氛围。这种随和——不给人压力的感觉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比如说Sun，我们给他一个绰号叫“阿拉伯王子”。他如果想炫耀，其实是不缺资本的，光是他的人生路程，就比互联网上很多自称有趣的人要有意思得多。他出生宁夏银川，3岁时和父母移居迪拜，在一家私立天主教学校上学，后来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上海一家游戏公司做工。他在海外待了二十年，中文却很流利。和很多国际学生夹带英文的谈吐不同，博豪说话跟土生土长的中国青年没多大区别。如果不是他的朋友提起他的经历，你甚至会以为他就是一个中国土著，只是言行举止绅士，多了一些商务气，但并没有名校精英人士流露出的傲慢。他不工作的时候会早起做饭。其他室友还没起床，住客群就冒出信息:“我做好了早餐，大家可以出来吃。”

博豪慷慨地把早餐分给其他人，他做事会让身边人感到舒适而非日常的阻隔。他是那种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第一个想通过聊天缓解尴尬的人，虽然聊的琐碎，多半第二天就忘记，但跟他聊天会有一种安全感，他总是令人感到放心可靠。

他喜欢在热闹之中，可有时候，你觉得他在热闹里是一个人的，热闹是他的保护色，是他反复迁徙后融入当地的一种习惯，可他有自己无法被热闹消解的一面，一个冷色调的疏离的一面。有一次我们去蹦迪，他一开始乐呵呵地说可以啊，一起去，一起去！到了后，Ivy不习惯太闹腾的环境，先行离开，博豪自己也不太习惯，又担心Ivy一个人在外面，就也悄悄离开，和他的朋友一起跟Ivy在路边散步。

我在北京的大多数朋友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也不是“阿拉”或者“老克勒”。我们在北京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家在上海也不会有这种幻觉，口音和语法的不同就已经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异。在大都市群居的外省人彼此产生了微妙的共情，对漂泊与打工的感同身受，让我们把对方作为朋友。

记得在在北京，曾跟朋友聊起过，我不会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家”，对于所在的群租房，我会说“住地”，但如果说回家，就会不由自主感到别扭，因为这不像家，家不会第二天就赶你走，好在，当和一群同为漂泊客的室友在一起时，偶尔仍会收获家的感觉，就好像你的精神家园，其实一直在路上，是在那些和你共鸣的灵魂里。

秋冬季，疫情反扑，11月初，浦东出现无症状感染者，流言四散，传闻浦东机场全员要做核酸检测，后又取消，买票的乘客担心，自己下飞机后会被就地隔离。当晚，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区，浦东机场会不会成为中高风险区，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那时，因为得了广西师大出版社发起的书评奖，我准备去一趟桂林，临行前一天，浦东疫情闹得人心惶惶，我担心下飞机后被就地隔离，隔离费用还超过我领的奖金，就只好向主办方致歉，把机票退掉。

到了年底，寒潮降临，新冠如同随时发作的伤口，困扰着准备返乡的人们。女友被通知假期封校，不得不提前回家。我也从高中足球队的群里得知，年初回湛江会被建议居家隔离两周，其实，你出去他也不管你，但安全起见，我也提前了回家的日期。

1月份我告别了一位朋友，十月后我才认识她。我很怕对新朋友投入感情，他们很快就走掉了，但在北京和上海的群租房，我习惯了这种体验。记得在706，我认识了一大批朋友，后来706本部关门，他们就分散了。国庆节后去上海，我在2.0生活实验室又认识了一批朋友，可惜问到租期，一些朋友第二年就会离开，不是一月，就是三月，我们说后会有期，心底都知道，这辈子很难再见几次了。

这使我想到了大学舍友，我们毕业典礼那天其实很平静，拍了很多照，走了很多地方，吃了一顿散伙饭，有人留在天津教书，有的人回到老家，还有的舍友跟我一样，去北京闯荡。一晃过去一年半了，除了北京的朋友，我再没见到其他室友一面。他们更新朋友圈和微博少了，我也看的少了，有时夜深人静，我想起他们，悄悄去看，最近发了什么动态，但终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沉默地看。

Ada那天邀请了一批朋友过去，有706的、利兹大学的、广东老乡，也有女权团队认识的朋友，室友阿龙缩在一个小角落，我也在角落，圈子里的人围坐在一起，人们更倾向靠近熟人，有安全感，我认生，就坐在了室友一七、博豪、毕加索身边，没过多久，其他几位室友也做过来。那天我又见到了角角，一个常被误解为文艺女青年但不喜欢写作的朋友，看过《甄嬛传》几十次，喜欢的作家是契诃夫。她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我说，在写小说，拍拖，你呢。她说，老样子，在上海朋友太少。她和Ada拍照，对着照片说，你觉不觉得我更老了？我说，还好，还是老样子。她说，我总感觉空落落的。我问为什么，你不是活得比在北京更舒服了吗？她说，在北京很慌乱，但好歹那时候准备留学，有个盼头。现在在上海，过得更稳定，但生活没有了盼头。就感觉，做什么都没劲。

那天我们热热闹闹一场就散了，深夜的苏州河空旷寂静，金色的河水悄悄注入无边的黑夜。我们走着，看到黑鸟停在河边栏杆上，它们一动不动的，就站在那，起先以为是雕塑，因为很整齐，走近一看，黑鸟展翅飞走，才知是活物。时值寒潮，桥墩下空空荡荡，睡在桥底的人，那天已不见了。

《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关于告别，我在上海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次和陌生人的谈话。

那是在十月底的思南路，我遇到一位上海太太，她姓陆，我管她叫陆阿姨。我们在一家饭馆见面，等老伴的时候，她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点了和我一样的混沌和葱油拌面。她说，我是上海本地人，侬晓得伐，1936年，我出生在上海。我说，那您岂不是见过张爱玲。她说，张爱玲跟我先生是老乡，我先生也出生在上海，我和他小时候是邻居。住大世界，大世界你去过不？但后来抗日战争，我们搬到了长乐路。

他先生原籍浙江舟山人，舟山一脉，来上海是很多的，但或许是她记混了，张爱玲祖籍似乎在河北，倒是王家卫出生上海，祖籍舟山。她先生的一生很传奇，即便世道变更，眉毛花白，仍能一眼看出军人的风采。这位先生1931年生人，今年89岁，三十年代，鲁迅还在上海，共产党还在搞革命。他们童年时认识，青梅竹马，大学，陆阿姨去了兰州，后去大连做石油建设，陆先生去参了军，他曾是一名共和国的海军士兵，退役后回到上海。现在两口子过着安详的生活，儿孙辈都在上海土生土长，其中一个孙子交大毕业，去了华盛顿，女友是复旦大学毕业，总之三代人下来，已经是上海典型的知识家庭了。

如今，他们坐在我面前，一个慈祥慷慨，一个眉骨英朗。陆阿姨云淡风轻地说，自己一家遭遇过日军轰炸，经历过建国，参与了上山下乡，也从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走到现在。而窗外已经时移物换，昔日革命的据点如今已是远东大都市最繁华的景观，人潮来来往往，时代告别革命，那天傍晚，我送别陆阿姨和先生，老先生推着轮椅，在夕阳下慢慢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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