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国崛起还是小民尊严？“发达国家”宋朝为何总被四邻欺压

宋朝积富积弱，经济繁荣与军事无能贯穿朝代始终。缺少强硬军事和外交实力支撑的风雅宋朝，处处被外邻压制。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实乃相辅相成，大国崛起是维护小民尊严的前提。没有敢与外敌掰手腕的强大国力，大宋百姓富庶、安康的小民尊严实在是过于轻微，代价惨重。

古装历史电视剧《清平乐》上线热播，受到一致好评，风雅大宋成为很多人追思仰慕的一代风华。

不可否认，宋朝造就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文化繁荣昌盛，商业登峰造极，在独领风骚、飘逸绝伦的宋词烘托下，迷倒了无数后来人。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宋朝是一个外交、军事孱弱的时代，“弱宋”的烙印挥之不去，给风华绝代的辉煌蒙上一层厚厚的阴霾。

大宋仿佛一个亚健康的虚胖患者，呼吸不匀，脚步沉重。繁荣如同泡影，颓势势不可挡，两次亡国，史无前例。

生存危机贯穿大宋王朝兴亡始终

仰慕内地的富裕，贪婪广袤的地盘，使得外邻对大宋心生觊觎。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大宋，至1279年宋恭帝于临安投降元朝，大宋国祚共历319年，终宋之世，四邻相继侵入，风声鹤唳，边关危机重重，强敌压境下的国家生存危机始终挥之不去。

宋朝建国之初，契丹人的辽国已经兴起44年，占据北方燕云十六州，不时南侵。宋太宗征辽失利，宋真宗签订《檀渊之盟》，与辽国称兄道弟，花钱买和平。

羌族的一支党项人崛起于西部，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与大宋对抗，威胁河西走廊。大宋几次西征，无法战胜这一区区民族割据政权，再次花钱买和平。

女真人兴起辽东极北之地，攻取辽国。宋朝实力不济，却妄想联金灭辽，趁火打劫。战略上的失策引发连锁反应，结果反受其辱。辽灭亡后，金军顺势南下，繁华富庶的汴梁尽丧敌手，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渡临安，北宋亡，南宋起。

南宋丢掉了国土，恰如甩掉了包袱，依靠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不惜第三次花钱买和平，与金朝和解，俯首称臣，彻底断了“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念头。

蒙古建国于大漠，挥师南下，摧枯拉朽，席卷中原。蒙古人不要钱，只要命。南宋奄奄一息，手无招架之力，几经抵抗，军残国破，亡帝被掳，给王朝画上了终曲。

宋代确实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高峰，市民生活繁荣活跃，经济富庶，政治环境宽松，可以弥补一些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疲弱和劣势。

但不管用怎样的方式界定，无法保家卫国，国土数度沦丧，几番称臣纳贡，皇帝被俘的被俘、逃亡的逃亡、投海的投海，子民生灵涂炭，大宋实在算不得一个先进和发达的强国。国不强，于民何意？尊严何存？

不管后人如何自说自话，自恋自夸，都不能实际上改变宋朝是“弱宋”的实际地位。

五大弊端绞杀了宋朝崛起的历史际遇

强大是一环扣一环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强大，才真正称之为强大。“木桶原理”中最短的那一块，制约着一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宋朝面临着其难以逾越的困境。

一败于辽国，再败于西夏，三败于金国，最终亡于蒙元，大宋衰亡的密码就隐藏在虚幻的美景之后。

• 1.国家体制方面的弊端

宋朝是政治制度最没有建树的朝代。科举源于隋代，三省六部源于唐代，行省源于宋代，唯独宋朝没有形成让后世一以贯之照搬执行的政治革新。

唐代以来，中央政府的相权由中书、尚书、门下构成，称之为“三省”，分别负责政令起早、审核、下达执行，体制完善。

宋代，为防止外臣擅权分权，本想集大权于中央，实质上却造成大权集于中央，又分散于中央。

朝廷内仅中书在运转，尚书、门下渐成摆设，不再预闻最高命令。宋朝又设置全面负责军事的枢密院，使之直接听命于皇权。中书和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在财税方面，又设置与政府平行的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政府权力再被分割和旁置。

宋代在地方设“路”，不同于历代的州府郡县，实际上只是中央赋税的一级转运机构，中央临时派知州负责，但其实际官职仍在中央政府，属于中央官在基层蹲点，宋朝地方基层长期难以形成一级稳定的政权组织机构。

政府机关的这种权力零散，在平时时期，政出多门已近混乱；遇到战时，更加缺少资源整合的能力，严重削弱政府的掌控力，致使政府无法对军事行动形成强有力支持后勤体系。

我们常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权力的适度制衡是必要的，但一旦零落分散如宋朝这样，一遇突发事件，政府也回天乏力。

• 2.军事力量方面的弊端

唐末五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已成为当下很多人的共识。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国偶然，对皇权的稳定性心有余悸。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上来就剥夺了将军的大权。至此以后，宋朝对武将们极其限制，大军出征，以文官统领武将，有带兵打仗水平的将领们受到了很大的束缚。

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原则，军队由禁军、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其中，禁军在京城，人马最为精强。厢兵是地方常备军，乡兵是民兵，蕃兵是少数民族武装，均兵力不济，不敢造反，这就是“强干弱枝”。

《宋史》记载：“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宋朝对军队的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军队上下不够熟悉，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虽想废除，但尚未根治。

南宋初，开始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就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的兵权。

宋朝军队庞大，但养军的目的不是强军，更多是解决就业、防止内乱，大量流民涌入军中，素质低下。率领这样的军队，即使宋朝名将如云，如狄青、潘美、种师道、杨业等，实难有太大作为。

后世用《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等传奇小说，把大宋官兵塑造出英勇善战的形象，但军事体制的弊端是宋朝外战弱势的根源，少数个别的战役胜利根本无法掩盖整体战略战局上的失败。

君不见，佘太君、穆桂英等妇孺已成大宋铜墙铁壁半边天，艺术上的虚构，不曾想却无意中透露出大宋军事无能的历史真相。

• 3.社会经济方面的弊端

宋朝确实善于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力强盛，宋朝繁荣富庶的经济文化，并没有反哺于国力的增殖。宋朝的发达，其实是打断了脊梁、弯下了肌躯之下的虚假繁荣。

后世的学者拿出各种各样的数据、表格，测算各种GDP，来证明宋朝人民生活之幸福，人均生活水平之高，但是这种比较没有任何意义。资源、人口、土地达到一定平衡，任何一个政权都可以享受一定的安稳期和发展期，更何况宋朝“以岁币换和平”。

宋朝的商业文明，其实只是在中国历史上较为浓墨重彩，与近代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不可同日而语。宋朝的商业、手工业主要为现实生活中的市民经济服务，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产生一个商人阶层，更没有以商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没有形成持续性的商人政治势力，宋朝也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重商主义国家。

同时，虽然宋朝产生了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但这多是在汉唐之后的一种正常技术积累，在前代已有成熟的技术萌芽，整个宋朝并没有技术进步上的颠覆性变革，更没有技术突破，对生产力没有起到直接的刺激作用。

宋朝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化进程，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大量市镇，民间社会繁荣兴旺，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这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这种历史进步太过超前，自发的无序缺少行政的主导，虽然熙熙攘攘、丰富多彩、繁华热闹，却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野蛮成长。

社会民间的兴盛，最终没有凝聚成举国一体的强大合力，没有再造出一个强筋铁骨的大宋，《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生活终不过是昙花一现。

4.思想文化方面的弊端

对于宋朝来说，兴也“重文轻武”，亡也“重文轻武”。宋朝真是一个对文人极度尊宠的时代。

宋代之前，世袭贵族、大姓氏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是向全民开放，包括商人、手工业者、从事杂业的人等底层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由此，宋代在文学、音乐、美术开始进入平民化，出现了以宋词为代表的文化巅峰。

重文轻武是国家意志，把宋人的思想改造的非常彻底，过去从军当兵，光宗耀祖。而到了宋朝，以当兵为耻，以靠科举功名为荣。社会上形成了“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风气。士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追求，让这些士人知识分子倾毕生精力专注于追求科举功名。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语从宋代开始广泛流传。无人愿从军，从军为下贱，遭人嫌弃，“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对一个国家何其危险。

宋朝私学兴起，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按理说人文精神已经有所突破。但是翻来翻去，宋朝最后推崇的竟然是“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程朱理学。程朱把自己冥想而来的“天理”，强加于他人，把一人之私见，当作是天下之公理，这种酸腐的思想却被不少士大夫奉为圭臬。

重文轻武、崇拜理学，宋朝有些矫枉过正了。汉唐时期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文化开始萎缩，汉文化逐步开始固步自封，禁锢了中国人思想。

从此，中国大地遍布奉行的是安稳过日子的平民理想，同谋求进步、追求变革的近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无益于国家的持续性发展上升。

面对如狼似虎的外敌，其激昂熊烈，其暴烈躯体，大宋从思想上首先得了软骨病，缺少了钙，容易下跪。

5.统治集团方面的弊端

宋朝诸帝，除了太祖、太宗立马扬鞭，敢于与外敌一较长短外，再未出现一个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有为雄主。皇帝大多缺乏阳刚之气，懦弱萎靡，舞文弄墨，吟风弄月，沉浸于歌舞升平，耽迷于金石书画，在宫廷内怡然自乐，做快活的“官家”。

北宋之亡，非不战也，也不是没能力一战，而是徽钦二帝不想战！南宋之败，实质上不是不能战，而是南宋诸帝不想战！

徽钦二帝被俘后，都坚守着“好死不如赖活”的心态，在金人的羞辱下苟且偷生，比之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的壮烈，丑态令人作呕。南宋也差不多，岳飞在即将拿下朱仙镇之际，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将其召回，为了示好金人，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他。即使陆秀夫、文天祥在世，大宋溃败决裂，亦不可振救。

两宋帝王大多蓄疑，操权有术，贤奸杂用，给了蔡京、童贯、秦桧、贾似道等钻营空间，乱朝乱政乱国。

王安石之所以变法，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表面繁荣下的国力贫弱，所谓“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必须要变革。但无奈，变法被叫嚷“祖宗成法不可变”的保守派阻拦而夭折了。

对外主战还是主和，大宋朝廷上争吵了三百年，到了亡国那一天都没有搞清楚。

宋代，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剧变前夜，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但大宋君臣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引领和发展新潮流，相反在他们的手里把宋朝逐步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事实证明，没有国家的兴旺和强大，所谓的尊严幸福只是短期的。没有坚强有力的国家实力做后盾，就没有独立、自主、和平，平民百姓最终只能任外强宰割。

国家强大是国民安全幸福的最根本保障，在强大的国家支持下，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才可以持续和长久，最终才会造福于民。

宋朝军事疲软、政治保守，致使国力日衰，无法为国民提供根本保护，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宋王朝轰然崩塌，昔日怡然自乐的小民再无幸福可言，在金人、蒙古人的弯刀下作亡国奴，尊严荡然无存，大宋盛景终究已成夕阳。

后人习惯性的将中国之落后归结于明清，实际造衅开端实乃两宋，国之不国，更遑论先进和发达？“宋粉儿”可以醒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