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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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高宗乾隆迎来了他的七十岁生日。中国人常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古稀之年的乾隆为自己定做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两方碧玉玺。一方为“古稀天子之宝”,一方次章为“犹日孜孜”。
乾隆刻这两方章,第一方章取杜子美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用以标榜自己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次章则是勉励自己,仍需每日孜孜不倦。虽然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自己离退休还早着呢。“未归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犹日孜孜”为此他特作“古稀说”,以表心迹。
乾隆要做的玉玺,宫中自然不敢怠慢。很快,12.9厘米见方,通高10.8厘米的交龙纽方形玺由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完成。这两方玉玺制作完成之后,又被迅速地送出紫禁城,发往千里之遥的苏州府,要求苏州玉匠将653字的“古稀说”刻在玉玺上。一个月后,苏州玉匠交出了完美答卷。
古稀天子之宝玉玺 故宫博物院藏
十年之后,乾隆八十岁了。这位老天子又给自己准备了一对新的碧玉玺。一方是常在书画作品上见到的“八徵耄念之宝”,次章仍带有勉励鼓舞之意,为“自强不息”,同时作“八徵耄念之宝记”。该章款式、尺寸与十年前的“古稀天子之宝”如出一辙,同样也被发往苏州命令刻文。
乾隆的玉玺为何屡屡发往苏州进行加工?翻阅清代《活计档》会发现,其实乾隆除了这两次的玉玺加工之外,还曾发送数千件玉器到苏州,命令苏州织造完成制作。除了将玉器发送到苏州,乾隆还令苏州织造“选好手”进京为皇帝治玉。这些由南方选派到京城的匠人,统称为“南匠”。据考证,乾隆在位的六十年中共有18批近40余名苏州南匠被选入宫中,为乾隆治玉。
八徵耄念之宝玉玺 故宫博物院藏
当时,有一苏州织造选派的刻字玉工——朱彩,深受乾隆喜爱。据《活计档》记载,从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朱彩参与治玉的文字描写共出现了31次,是现今可查宫中制作玉器记录最多的苏州玉匠之一。乾隆对朱彩宠爱有加,甚至两次准许朱彩在御制的《九符颂》玉册上署名,这样的殊荣在乾隆时期是绝无仅有的。更夸张的是,在乾隆十七年,朱彩回苏探亲的路上,乾隆还要求他“带活计往返路上刻做”,由此证明乾隆对这位苏州玉匠的认可与信赖。
良渚文化玉鱼形饰 昆山市文物管理所藏
乾隆对于苏州玉器匠人有着非常的赞誉和眷爱,这主要是有赖于彼时苏州治玉业高度发达。苏州治玉最早可追溯到草鞋山遗址出土的距今四五千年玉琮、玉钺等玉器,至明清苏州治玉已然是相当成熟,并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治玉匠人。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到“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天下美玉虽都汇集于都城,但好的匠人则需要在苏州城里找。在宋应星生活的时期,治玉匠人最出名的莫过于陆子冈。
草鞋山遗址良渚玉琮 苏州博物馆藏
听说过陆子冈的人多是从两件事了解到他的。一是创造“子冈牌”,一是“陆子冈玉器留名被杀”的故事。前者是至今仍流行于玉器市场上的一种玉牌,据传为明代陆子冈发明,由此命名。后者则是在坊间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说苏州治玉大师陆子冈为皇帝治玉,可是其偏爱落款留名,惹怒皇帝最终被杀。其实,陆子冈被杀一事毫无史料依据,纯属民间杜撰的奇人异事。因为据民国七年张郁文所编撰的《木渎小志》中记载:“陆子刚年未六十,忽有方外之思,为僧治平寺十余年,不入城市,亦奇人也”。如文中所述,陆子冈晚年其实是到治平寺出家并非被杀。但陆子冈在作品上落款倒确有其事。
良渚文化玉钺 昆山市文物管理所藏
现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子刚款青玉合卺杯”,上有“子刚”字样。一海相隔,在台北故宫博物馆院有一件“子冈款白玉海屋添筹方盒”,方盒上有“子冈”落款。从这两件作品可以看出玉器制作中确有“子冈(刚)”落款这一事实。
“子刚”款青玉合卺杯 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也能发现,两处作品的落款并不相同。一件是子冈,一件是子刚,究竟哪一件是陆子冈所作呢?关于陆子冈究竟真姓大名至今未有定论。其实早在陆子冈生活的时期,在文学作品以及地方志中就已经有两说了。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谈到“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张岱在文中夸赞“陆子冈”独步百年的治玉技艺。
比陆子冈大一岁的徐渭,曾作《咏水仙簪》:“略有风情陈妙常,绝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难似,愁杀苏州陆子刚”。文中的昆吾是《列子》中记载的西戎献给周穆王之刀,此刀切玉如切泥,据说陆子冈治玉便是用此种刀。该文中歌咏的是“陆子刚”所作的玉器精品——水仙簪。明崇祯《太仓州志》物产卷中也提及“陆子刚”的水仙簪,“凡玉器类,砂碾,五十年前州人有陆子刚者,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一枚价值五六十金”。两处都盛赞“陆子刚”所作的的水仙簪近乎神技,价值数十金。
“子冈”款白玉海屋添筹方盒 台北故宫博物馆院藏
无论是陆子冈还是陆子刚,都不影响后世对这位“碾玉妙手”的追慕与崇拜。陆子冈治玉的专诸巷也在明中后期开始成了苏州琢玉的中心。
乾隆对这条专诸巷也十分熟悉,曾写下“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里玉匠纷,日出新样无穷尽”等多首诗句。专诸巷在乾隆的印象中是妙手辈出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苏州的玉业公所。嘉庆二十五年(1820),苏州琢玉业在与专诸巷相连的石塔子巷创建了苏州玉业公所。这座公所的前身是顺治年间始创的宝珠庵,其中供奉的是琢玉业的祖师爷——丘处机。
“子冈”款茶晶梅花花插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对专诸巷以及陆子冈颇具好感,并积极的改良、发扬了陆子冈的子冈牌。满族人喜欢在腰间佩戴饰品,子冈牌在清朝甚为流行。清代玉匠们在明代子冈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良,这其中以乾隆时期子冈牌最为突出、数量最丰。乾隆自然是改良子冈牌的灵魂人物。随着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定,新疆的优质玉石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原,这使得清代的子冈牌在材质上有更多的选择。除了材质发生变化,子冈牌的风格也随着乾隆的喜好发生改变。明代子冈牌额首较小,且纹饰简单,以云雷、瑞兽为主,强调古意。牌身上的题材内容以山水花鸟、雅士故事为主,向当时的吴门画派取材学习,牌身整体雕刻为轻薄的浅浮雕。而乾隆则更喜装饰。牌额面积变大,纹饰更加繁琐。题材也愈加世俗化,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思想下,牌身上镌刻了如“八宝吉祥”“福在眼前”“马上封侯”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在技艺上也不同于之前的浅浮雕而是变为立体逼真、充满层次感的深浮雕。
乾隆对子冈牌的改良还体现在留皮和俏色。乾隆好古玉,为了打造高古苍朴之感往往会刻意留有玉皮,如若没有玉皮也会通过染色等方法进行加工,增强其沧桑感。乾隆曾多次向苏州南匠“姚宗仁”请教染色技法。在乾隆《御制玉杯记》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在鉴赏一件玉杯之时,觉得这件玉杯颜色高古,应该为汉代之前的古物。但是把玩摩挲之后,发现颜色浮于表面,并非其内部沁色。于是便询问玉工姚宗仁,姚宗仁看后莞尔一笑,答道这是其祖父几十年前的作品,并非古物,并且向乾隆告知了这种染色的技法,乾隆大为受用,为其之后辨别古玉提供了帮助。
白玉雕双婴耳杯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在避暑山庄看到一件高古之玉,颜色斑斓。这时候他想起来三十多年前,姚宗仁向他讲述的染色技法,认为这一件完全不同于染色而成的仿品。他判断这应该是件汉代古玉,将其命名为“汉玉辋头瓶”。所谓辋头是一种外方内圆中空的柱状物,也就是今人熟知的玉琮。玉琮在先秦时期是祭祀用的礼器,汉代之后鲜有出现,人们便渐渐忘却此类物品的真名。清代宫廷藏有大量古玉,而这其中辋头“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乾隆虽然喜爱,但并不知晓他们的真名,认为这些是古时车马上的饰品,将其称之为“辋头”。并且对自己收藏的辋头进行加工,或做香薰,或作插瓶,或作笔筒,并为自己收藏的辋头作了近二十首诗,再命匠人将这些诗句刻于其上。
乾隆御题三节玉琮 故宫博物院藏
有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作《咏汉玉辋头》御制诗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为这件“汉玉辋头瓶”作诗。“玉固坚也有缺时,缺而粘缀谁为之。就其土浸精炼染,半真半假出匠师。然其假亦数百载,远胜油污今所为。”
乾隆说,这样好的古玉绝非今人染色所能为之的。
可惜这一次乾隆又看走眼了,这件确是古玉但并非汉代而是更遥远的良渚时代,其真名也并非叫做辋头而是玉琮。
总而言之,乾隆对玉器的研究以及发展无疑是产生巨大影响的,不仅在于其收藏鉴赏的水平超越常人,更关键的是其大量吸收南匠入京,为宫廷玉作带来了更多的想象与创新,发展出了著名的“乾隆工”。乾隆时期的宫廷玉器在质与量上都超越其他任何时期,并将中国古代玉作推向了巅峰。
原作者: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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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郭福祥《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里的苏州玉工传略》
郭福祥《苏州玉工在宫廷》
张玉甫《明代琢玉大师陆子冈与苏琢史略考》
张郁文《木渎小志》
李闯《论清代玉配饰——子冈牌》
高月《子冈牌的古今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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