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粮南运 中国粮食大迁徙地图背后的隐忧

南方种粮越来越少，北方不堪重负，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的原因。这是强国政策，是大国基石。

每一天，数以百计的货运列车，从黑龙江、辽宁、吉林各个站点出发，车上载满了东北优质的大米、玉米等粮食。

这些粮食或从陆路，经河北、河南、湖南、湖北一路南下，到达长三角、珠三角的各个城市。或经水路，从营口港、大连港、锦州港等装船，穿越海洋，到达上海、福州、广州乃至海口。

和万众瞩目的春运不同，这是一场鲜为人知的粮食迁徙——“北粮南运”。每一年，通过海路、铁路、公路，近亿吨的粮食从北方出发，穿越数千公里，登上南方千家万户餐桌。

然而，北粮南运不只是市场高效的表现，粮食大迁徙的背后，也存在重重隐忧。因此，今年的一号文件特别指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这是强国政策，也是大国基石。

黑龙江佳木斯洪河农场丰收。赵爽 摄

南北互换，中国粮食版图的变迁

在历史上，从三国时代，到唐宋以后，数百年的南方大开发之后，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逐渐变化。南方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不仅可以自给自足，同时还在大规模地供应北方所需。隋代开始大规模修建的大运河，成为连通南北最重要的枢纽，也奠定了此后千年的漕运格局。在漕运的巅峰时期，每年由南方运往北方的粮食，最高可达600万石。

南粮北运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湖广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谚，至今仍留在中学的教科书里。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格局仍未打破。

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方14省中，有12个省为粮食净调出省，每年调出两千多万吨。1970年，我国提出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目标，要求北方省份加快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得风气之先的南方，开始大规模发展工业产业，在农业领域，低效益的粮食生产也越来越多被经济作物替代。

产业格局的变化，逐渐影响了南方粮食生产局面。数据显示，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南方的大米仍在向北方输入，但北方的玉米流向南方的数量，逐渐开始超越南方大米北上的数量。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钰，曾经梳理过我国粮食主产区变化的脉络，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划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1994年，粮食主产省的概念第一次见于文件，2001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概念正式形成，2003年，划定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等13个省（自治区）成为粮食主产区。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粮食的南北格局开始对调，从南粮北调，转为北粮南运。一直到今天，这一格局仍在强化。”

技术进步，北方增产的基础

2021年8月，河南暴雨之后，位于安阳县郊区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中，农民收拾了水淹后的玉米，开始为冬小麦的播种做准备。洪涝灾害后的土壤需要消毒、翻晒，才能保障下一年冬小麦正常生长。即便如此，河南2021年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1308.84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58%，在全国位居第二。

相比土地肥沃丰饶的南方，干旱少水的北方，在过去上千年中，都要依靠南方的粮食输入，为何在二十一世纪，北方粮食产量反而超越南方呢？

显然，北方缺水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真正让北方粮食崛起的，是技术因素。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告诉记者，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北方粮食产量一直在提升。

在山西寿阳，有一座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已经建立了30年，见证了黄土高原从低产到高产的全部历程。30年前，一群科学家在这里租农民的房子，开展观测和实验工作，到如今，这里已经向全国输出了许许多多旱地农业的耕作模式。一位当地农民告诉记者，30多年前，这里的旱地主要种植杂粮，亩产300斤就算是丰年。而如今，这里的旱地玉米，亩产可以达到1000斤，而且基本可以实现旱涝保收。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到寿阳站的试验田里调研。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南方气候、水利条件好，一年可以两熟甚至三熟，适合作物“生殖生长”，产量高。北方的气候，则更有利于农作物“营养生长”，但产量低。当技术更新后，北方的产量问题逐渐解决，更适合营养生长的北方，粮食生产规模提升是必然的，尤其是大平原地区，为机械化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北方粮食生产迅速扩大。

产区划分，不只是市场调控

在北方增产的时候，肥沃的南方正在经历农业模式的巨变，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尤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粮食种植面积快速下滑。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二十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水稻田，是南方农业典型代表。到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基塘农业开始急剧减少，水稻种植面积不断萎缩。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流入工业，大量的优质农田，在城市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变成了高楼大厦。留下的农业也不乐观，花卉、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水稻种植。

在广东，多山的梅州，是农业保存相对较多的区域。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农民种植双季稻的热情并不高，许多人选择种植单季稻，节省出来的人力，可以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种水稻。

这是否意味着，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钟钰认为，并不仅仅如此，他告诉记者，1994年划分主产省的时候，当时浙江还是粮食主产省，而河北、河南、江苏等，都不在其列。随后几年中，一些省份的生产形势发生分化。于是，在2001年划分主产区时，江苏变成了主产区，浙江则没有划入其中。

当前，我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其中北方7个，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南方有6个，包括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江西。但这一格局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事实上，20多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大粮食区域，经历了多次变迁和调整，相应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技术变革带来的北方粮食增产，市场发展对资源的调配，以及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保障等因素，互相交织，互相作用，最终形成了新的粮食产销南北格局。

北方七省，生产了全国一半粮食

2021年12月，南方的晚稻销售已经结束，北方最北的黑龙江，农民们的玉米也进入了销售季，在黑龙江绥化市一个普通的村庄边上，码得整整齐齐的玉米垛，开始装车运输。因为对气温的判断有误，一家农户的数万斤玉米有些发热，价格比正常的低了不少。

黑龙江是我国粮食产量最大的省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黑龙江粮食产量为1573.54亿斤，占国总量的11.5%。而黑龙江2020年的总人口只有3185.01万人，人均粮食产量超过2.4吨，而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公斤。这意味着，黑龙江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是以商品粮的形式供给其他省份。

黑龙江佳木斯洪河农场联合收割机正在丰收。姚守平 赵爽 摄

整个北方7个主产区，人口总规模为3.98亿，但粮食总产量超过6800亿斤，占全国的一半。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粮食生产中，北方7省养活了半个中国。

主产区粮食大量输出，意味着更多的地方粮食不能自给，需要输入粮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多省粮食自给率低于50%，最低的自给率只有30%左右。

以广东为例，2021年，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279.9万吨，而广东总人口为1.29亿，人均粮食产量不到100公斤。在此前的2019年，广东全省净调入粮食量超过3880万吨，粮食自给率为24%。浙江同样是粮食自给率较低的省份，2021年，浙江粮食总产量为621万吨，全省6470万人，人均产量96公斤左右。浙江也是粮食消费大省，公开的报道显示，浙江每年粮食输入数量占粮食消费量的半数左右。

除了直接调运的粮食之外，肉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梅旭荣解释，“养殖禽畜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南方市场上有大量的鲜肉。这些肉类产品，或许是南方本地养殖的，但饲料中，同样有来自北方的粮食。”

比较优势，北方产粮区的机会？

浙江舟山港，是北粮南运的承接港口之一，在这里，每个月吞吐的粮食数量达到近百万吨，仅2021年1月至5月，舟山港吞吐粮食数量就达到466.45万吨。类似的粮食承接港，还有福建漳州招商局码头、广东黄埔港等。

南方粮食为何越来越少？有观点认为，北粮南运格局的形成，是市场优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

事实上，粮食的南下，确实给许多北方产粮区带来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机遇。比如黑龙江这个中国最北的省份，据黑龙江发布的全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1年，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为14879.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460亿元，占比接近一半。

而在广东，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为8369.00亿元，超过黑龙江，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中，不到0.07%。

“从有益的方面看，粮食生产区的变化，使得不同区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不同的产业。比如南方，更多种植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河南、河北、东北等，拥有广袤的平原，采用机械化的方式种植粮食更有优势。”

然而，比较优势真的是粮食主产区的机会吗？2021年，黑龙江GDP只有广东大约十分之一。

“北方的经济不能一直比南方差，这不应该成为规律。”梅旭荣说。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经济差距的形成，也并非只有市场因素，钟钰表示，“粮食主产区保障了全国的粮食安全，但承担了经济跟不上、工业化慢等机会成本。”

北粮南运，运去的不仅仅是粮食

2021年，我国实现粮食18连丰，粮食产量超过13.6万亿斤。然而，丰收的背后，是粮食产区资源环境的超负荷利用。尤其是北方粮食主产区，土壤退化、地下水超采等问题严重。

众所周知，北方地区普遍干旱缺水，而生产粮食需要大量的水。梅旭荣解释，在中国农业生产的版图上，秦岭、淮河昆仑山以北的旱作区，占国土面积的65%，耕地面积的56%，但水资源只有19%。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其中旱地生产了全国43%的粮食。

在粮食生产中，有一个名为“虚拟水”的概念，即凝结在产品和服务中的虚拟水量。

“从数据上看，我国几个重要的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可以从南方调300亿方的水，但北粮南运中，每年从北方带到南方的虚拟水达到500亿立方-600亿立方。这意味着，缺水的北方，在不断地为不缺水的南方生产粮食。”

吨粮千方水，这是一句农业生产中的俗语，意为每生产1吨粮食，都要消耗1千立方米的水。事实上，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消耗正在减少。梅旭荣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旱地农业中的自然降水利用率提升到了65%，“我们的示范区中，甚至可以达到70%以上，吨粮耗水平均为500-600方，甚至可低至300方，远比全球平均先进水平要高。但即便如此，水资源的匮乏，仍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难题之一。”

除了虚拟水，还有大量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也随着北粮南运转移到南方，这同样加剧了北方土壤肥力的下降。以黑土地为例，原本肥沃的黑土地，正在快速退化。在黑龙江绥化，一位村书记告诉记者，现在的黑土地，不上化肥，玉米只能长1米多高。而在五常大米的产地，当地农民告诉记者，原本的黑土地，现在已经成黄土地了。

哈尔滨城郊一处准备春耕的黑土地。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北粮南运，还可能给未来的碳中和带来压力。梅旭荣介绍，大规模地调运粮食，会带来碳足迹的变化。从生态可持续的角度看，北方长期向南方运输粮食，也就意味着南方在向北方持续输出碳排放。

粮食自给，正在接近危险的红线

多个省市粮食自给率的不足，正在影响着全国粮食安全的保障。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进口粮食数量达到1.6亿吨。尽管小麦和水稻两大口粮可以完全自给，但从总的粮食需求看，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正在降低，“总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逼近80%的底线了，对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部分明确提出粮食安全的目标，同时还提出大豆和油料播种面积扩大2200万亩以上。梅旭荣解释，“为何要调整大豆和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就因为我们的油料自给率，已经从60%以上，下降到30%多了，不能再下降了。”

粮食安全是大国基石，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依赖外部实现粮食安全。中国是人口大国，14亿人的饭碗，不可能依靠外部保障，“进口比例如果过高，进口的粮食买顺手，吃顺嘴，离不了，会很麻烦，一旦断供，就非常危险。”梅旭荣说。

粮食安全也是保障未来的基础，所以粮食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经济问题。钟钰介绍，美国大体每5年修订一次农业法案，通过各种方式扶持粮食种植，其他各国也都类似。不太可能完全通过市场调配资源的方式，实现粮食的稳产增产，“事实上，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更大的可能是，谁都不愿意种粮食。”

“南方种粮越来越少，北方不堪重负，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梅旭荣说，“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的原因。这是强国政策，是大国基石。”

守住底线，粮食问题不能纯靠市场思维

北粮南运，南北产销的差异，渐渐显现出背后的忧患。如何未雨绸缪，改变粮食格局不平衡的现象？

“要有底线思维。”梅旭荣说，“各个区域，对粮食生产的要素，都要加强保护，包括耕地、水资源等，比如说各个区域要给粮食自给率划底线，包括生鲜蔬菜等，也要有最低保障线，比如30%。”

国内不同区域的自给率提升，对粮食输入的需求降低，同样也意味着进口依赖将会降低，“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光用经济学的思维去考虑粮食问题，更不能认为粮食问题就是市场问题。事实上，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过度集中在北方，出现风险和波动的可能会更大。尤其对南方来说，不能把经济安全和粮食安全对立起来，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不是非此即彼的。”

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钟钰认为，这其实也是在保护各地的粮食生产。

“党政同责，怎么落实，今年一号文件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述。”钟钰说，“这对加强粮食安全的保障是有益的。粮食安全过去一直在强调，但在具体的推进层面，还存在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在未来，还需要严格考核，做到的，该奖就奖，做不到的，该罚就罚。通过严格考核、独立评估、信息反馈、社会公开等措施，让各个地方的粮食生产，真正得到有效的提升。”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