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额捐赠要有风投眼光 大额捐赠人准备好了吗？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陈柯宇 王晓慧 北京报道

“说起大额捐赠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公众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便是各大高校奖学金项目的设立、以某位慷慨捐赠校友命名的教学楼，似乎这就是捐赠者‘一掷千金’的全部用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说道。“这个领域就如同永远烧不开的一壶水，始终沉闷。”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杨维东也如是评价道。

此番评价似乎与“外表光鲜亮丽”的教育类大额捐赠背道而驰，但也向公众揭开了此领域更为真实和复杂的一角。2022年2月17日，国内首份高等教育领域大额捐赠专题报告——《2021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下称《报告》）在京正式发布，其展示了2015到2020年间“谁在捐赠？捐了多少？捐赠用于什么？”等一众问题。其中，《报告》显示“院系学科建设”自2017年以来成为大额捐赠用途中最热门的捐赠方向，而非公众惯常认知的“奖学金”或“基础设施建设”。

其实，捐赠本身并非易事。明善道总裁赵坤宁14年来在为超过几百位捐赠人提供咨询服务后，她认为自己的工作仍属于“公益启蒙”，“每每咨询服务后，客户都会感慨原来捐钱比想象中困难好多，因为捐赠只是公益的起点，把好事办成、做好，除了你的发心要正以外，还要做各种调研、策略手段组合，还要有天时地利人和，要像做商业项目一样对各个环节有清醒的规划和认知。”

而当下，“公益启蒙”渐进普及之外，赵坤宁提出，“怎么捐才能让给到高校的大额捐赠更值”以及“资助高校的大额捐赠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应在更广泛范围内引起探讨。

从《报告》出发，不止于《报告》

近年来，高校大额捐赠整体呈上升态势。《报告》在梳理了社会捐赠总额前100名的中国高校基金会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后发现，2015-2020年总统计到982笔大额捐赠，涉及733个项目，协议捐赠总额380.8亿元，到账总额303.6亿元。其中，2020年到账总额突破100亿元创新高，相比2015年增长超4倍，快于社会捐赠整体增速。

从捐赠主体来看，企业和企业家是高校大额捐赠的主力。81% 的大额捐赠项目由企业、企业基金会、企业家，企业家个人基金会，或由以上四者联名捐赠，而在这部分中，53%是由民营企业及其基金会捐赠，49%由来自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企业或企业家捐赠。这一特点与中国整体社会捐赠的主体构成、行业分布一致。同时，《报告》显示，来自校友的大额捐赠有188 个，占比26%，证明校友是高校的宝贵财富和最易吸引的大额捐赠人群体之一。

从捐赠流向来看，84%的捐赠进入“双一流”高校。《报告》显示2015-2020年间统计到接受过大额捐赠的高校共78所，其中位列教育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即“双一流”）的高校占比为45%，却接收了69%的大额捐赠项目和84%的协议捐赠总额，是大额捐赠青睐的第一梯队。同时引人注目的是流向“非双一流”高校的大额捐赠有显著上升，从2015年到账金额可忽略不计，增长到2020年到账金额占比23%。

从捐赠用途来看，“院系学科建设”成为捐赠热门。《报告》将捐赠用途分为10大类，其中，“院系学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建设”“奖学金”“创新创业/成果转化”为大额捐赠的五大用途；“基础设施建设”类的项目金额中位数最高，但“院系学科建设”自2017年以来超过“基础设施建设”，成为10大类用途中最热门的捐赠方向，该领域里医学又最受大额捐赠瞩目，在2015-2020年间共有38个项目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在“院系学科建设”大类中，建设管理学科的项目中校友捐赠比例最高，达到50%，建设医学学科的项目中非校友捐赠的比例为最高，达到84%。

基本捐赠信息图景之外，《报告》也发现，受信息披露限制，大额捐赠项目管理的公开信息甚少。仅通过是否成立专项基金、是否注明留本永续来观察，可看到仅有20%的大额捐赠项目包含留本永续、长期实施的部分，仅有6%的大额捐赠项目成立了专项基金，仅有1.8%的项目既成立了专项基金，又是留本永续。总额1亿元及以上的项目留本永续和设立专项基金的比例高于亿元以下项目，显示目前高校基金会对于长期实施的超大额捐赠项目管理较为重视。具体用途来看，“奖学金”“人才建设”“具体研究”等用途的大额捐赠项目在专项基金和留本永续类中占比突出。

同时，大额捐赠项目的信息披露较为低调，《报告》发现仅有12%的大额捐赠项目在年报、学校/基金会网站、专题网页3个维度均有披露，有68%的项目在大学基金会年报中有所披露，而有专题网页的仅有16%，设立了专项基金的大额捐赠项目和留本永续项目在年报、专题网页等信息披露维度上均有出色表现。整体而言，大额捐赠项目在信息披露上较为低调，认定为慈善组织的高校基金会在所有信息披露维度上的表现均优于未认定慈善组织的高校基金会。

“教育领域从来都是最‘吸金’的，其中高校又是最最‘吸金’的，高校每年获得的捐款大概占整个教育领域捐款的70%以上”，邓国胜说道，“这份《报告》作为国内第一份高等教育领域大额捐赠观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大额捐赠的众多刻板印象，了解到此领域的整体变化和最新趋势，特别是区分了协议捐赠和实际到账捐赠款项，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个中问题。”

此外，邓国胜也指出从这份《报告》出发所看到的行业问题。首先值得反思的是数据来源的混杂问题，大额捐赠数据来源向来模糊，很多高校基金会作为私募基金会也可不公开其捐赠款项，所以公众所看到的类似“此次捐款几千万、追加捐款几千万”的消息并不代表真实数据，这也为研究的继续开展设置了障碍。其次，《报告》中额外添加了对于大额捐赠人的访谈，这其实可以引申到“大额捐赠人如何更好参与捐赠”的大议题上，例如高校基金会与大额捐赠人对于这笔捐赠的管理、应用边界何在，国际惯例又是怎样的，从而探讨出一个可能的方向。

怎么捐才能让高校捐赠价值最大化？

面对急遽攀升的大额捐赠金额和高校捐赠热情，邓国胜进一步指出，高校捐赠是否真的可以发挥满足社会期待的作用？换言之，要如何进行捐赠才能让高校捐赠价值最大化？

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从捐赠方的角度分享了来自“老牌”家族基金会的经验。“以发起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项目为例，2010年时，我们观察到公益行业普遍存在知识生产方式滞后、专业人才不足，以及传统慈善理念亟需更新等问题，即以推动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完善全国慈善体系发展为初衷启动了这一项目，经过多年耕耘，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个平台已成为在社会政策领域具有全球公益视野的高端智库。”

当然，这一成果的实现并非“一触即达”，安亚强坦承目标的达成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这是捐赠者对项目管理有三条清晰原则作支撑：“第一是希望从根源思考社会问题，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第二要注重专业性以及资源整合；第三则是要保持对此项目和议题的长期关注。

从受赠方视角来看，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章晓野则认为，捐赠项目执行有力是捐赠价值最大化的保证。“拿‘复旦-云锋创业基金’来讲，捐赠方不仅与学校、基金会保持交流，还通过基金会与学校内部部门如教务处、创业创新学院、生命科学院等建立了紧密联系，以组成工作群的方式定期反馈各方信息，以保证执行过程顺畅。”据了解，“复旦-云锋创业基金”是由复旦校友进行大额捐赠设立，目的在于促进本科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如今已执行至第七年。

同时，章晓野说道，云峰基金除了直接捐赠，也给项目执行带来了辅导机制。由于捐赠方本身从业于风险投资基金，对创业项目颇为了解，于是在学生的创业项目评选时，捐赠方也会直接参与评选，给年轻创业者以建议，通过交流或是主题分享建立起创业辅导机制，这使此项目在学生中口碑上乘。“这种模式的捐赠很适合其他大额捐赠人进行借鉴。”

其实，“让高校捐赠价值最大化，要认识到高等教育的捐赠场景与一般公益捐赠场景有别”，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杨维东说道，高等教育捐赠不是投一个石子到水里便马上起涟漪的事情，而是一种“价值投资”，价值的显现有时间滞后性，所以需要第三方监管机构、咨询机构、民政部门等共同介入去改变。

如何让大额捐赠人理性、长期地参与捐赠？

那么各方机构该如何助力，让大额捐赠人更加理性、长期地参与捐赠呢？

莫氏家族基金会资助官员高广深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实际上目前国内各大高校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资金并不匮乏，所以对捐赠人来讲，就要非常明确自己的捐赠定位，即在单纯的捐钱之外，具体是想要如何培养人才、发展学科技术等。

因此，捐赠本身并不只关乎善心、社会关怀的出发点，更是一项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事业。赵坤宁说道，大额捐赠本身便充满了风险，投入越大，风险越大，这与做生意如出一撤，那么为了降低风险，做有效的公益，大额捐赠人便需对此有足够的准备和认知。

“很多捐赠人满怀热情地前来咨询应如何做捐赠，结果却是，一场咨询下来惊叹连连。‘哇！捐钱也有风险，把好事做好很不容易。’这里面包括必须清楚了解潜在受益者、合作伙伴的背景、项目路径和目标的可行性，因为每个项目都可能失败，公益项目也一样。”赵坤宁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公益已经逐渐走进生活，但还处于“公益启蒙”阶段，未来二十至三十年都会如此。

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早曾表达过，花钱与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才能，唯有运用得当，财富才能真正对社会有益。在如今更加注重第三次分配的时代背景下，赵坤宁认为，大额捐赠人更应摆脱“一捐了事”的做法，还应投入经验、资源等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这样的捐赠人更值得世人敬仰，而这些非现金资源产生的价值可能不亚于资金的支持，也能更加确保自己做的公益有效，大额捐赠不是被浪费，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真正发挥了很大价值。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王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