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洁

●邱方

我的父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镇“文艺青年”。当时物资匮乏，家里却订阅了不少杂志，像《人民文学》《散文》《摄影之友》《少年文艺》《连环画报》等，他还时不时带我到镇里唯一一条主街上的唯一一家新华书店挑些文学名著。

这是我的文学启蒙时期。

我记得是在一个无风的午后，我端着一张小板凳坐在厨房前面的空地上，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时候看不懂故事背后刻骨铭心的痛，但竟然被那一场柏拉图式的、伤感凄婉而又酣畅淋漓的精神苦恋震撼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认定只有柏拉图式的恋爱才是最美的。

最早知道张洁，便是缘于这篇很多人喜欢而她自己本人却并不喜欢的作品。张越在《张洁：一种肝肠寸断的表情》一文中写道：“她常对我说，她不喜欢《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那么多人喜欢，那不过是自误误人之作，她叫我不要迷恋那个调调儿，如果不能碰到一个真的对你好的男性，情愿不要结婚，因为婚姻可能会成为一场巨大的伤害。”

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张洁现实中的爱情虽也轰轰烈烈，可惜全然没有了小说中那场连手都没有握过的、超凡脱俗的爱情模样。

上大学后父亲让我带着家里那个美多牌收音机去学校，我在宿舍时就经常听音乐听小说，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就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我十分喜欢她作品里清丽、忧伤和诗情的那种情调。此后，便以景仰之情拜读她出版的一部部作品：《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祖母绿》《方舟》《无字》……

她的散文我同样喜欢，《挖荠菜》《捡麦穗》，尤其是《捡麦穗》里面天真烂漫的“我”和饱经风霜的卖灶糖老汉的“交往”情节，既诙谐有趣又温情脉脉，至今令人难忘。

上世纪90年代末，钱理群先生为我们主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四卷十本），其中的《散文卷》就收录了张洁的《捡麦穗》。当年给作家的稿费是每千字几十元，作品版权的授权协议书及稿酬支付全委托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办理。但依然有些作家联系不上，我们就在书后附一页《敬告作者》，大意是请看到书的作家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样书并支付稿酬。图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也很好。有一天突然接到张洁的信，她很生气，说我们没有事先获得授权就擅自用她的作品，并且这个版本还不是她认可的版本。信的意思是要告我们。

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看到信后连滚带爬上北京找当时的文联副主席张锲先生求救。说起来也巧，我们这套书中钱理群先生撰写的《序》后面附了张锲先生夫人鲁景超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文学大师巴金和一个孩子的故事》，我们因此与张锲先生一家相识。张锲先生看到我的样子，笑着说：“不要慌，我去跟张洁说，她这个人表面上给人厉害的感觉，实际上没什么的。放心吧！”张锲先生给了我一颗定心丸。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支付了张洁三千元稿酬（带有赔偿的性质），她不再告我们。不久后，我们收到张洁的一封信，信中附了她认可的《捡麦穗》版本，叮嘱我们重印时一定要记得换上这篇。

虚惊一场，一点也没有减少我对她作品的喜爱。尤其是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捎带着电影也看了，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其时我的母亲尚在世。

我三十八岁那年，一位老同事看着陪我女儿在院子里玩耍的母亲，不无羡慕又伤感地跟我说：“一个人快四十岁了，还有妈妈帮着做饭带孩子，真是幸福啊！”她的母亲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那时总觉得妈妈那么年轻，不要说死亡，就是与衰老，都还远远沾不上边。

我四十八岁，本命年，妈妈远行了。不过十年时间。上天都不忍让我看到母亲衰老的模样。再次捧读张洁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仿佛用悲伤才能治疗悲伤，饮鸩止渴。后来我买的这个版本，封面是张洁初学油画时的习作，是一只流泪的老鸟和一只流泪的小鸟。

张洁说：“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我不是孤儿，我想，无论在什么岁数失去母亲，都会从此沉入苦海的。人生最痛，便是叫一声“妈”无人应。

我买的张洁最后的一本书，是《流浪的老狗》，我记得我带着这本旅游摄影随笔集回到工作生活过十几年的城市，四处瞎逛，也自诩为一条流浪的老狗。

2014年10月张洁在个人画展上的致词《就此告别》中说：“我常常会坐在一棵树下的长椅子上，那个角落里的来风，没有定向，我觉得那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把有关伤害、侮辱、造谣、污蔑等等的不好的回忆，渐渐地吹走了，只留下了有关朋友的爱、温暖、关切、帮助等等的回忆。同时我还认识了一只叫Lucy的小狗，它的眼睛干净极了，经常歪着小脑袋，长久地注视着我。当它用那么干净的眼睛注视我的时候，我真觉得是在洗涤我的灵魂。我也非常感谢命运在我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给了我这份大礼，让我只记得好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

愿她的灵魂，带着一生也没有得到过的惬意、快乐，没有一丝伤感地、轻盈地向着另一个世界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