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尔迪厄丨世界的苦难

本文节选自：《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译者：张祖建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所写就的田野调查著作。平淡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被评为“当代法国社会苦难的百科全书”。

布尔迪厄讨论了居住空间、性别结构、基础教育、媒体话语、老年人群体等诸多社会话题，选取了不同对象，进行了细致的访谈，并在书中用心地呈现了每个访谈者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尽量客观地呈现访谈内容，还对每一议题增添了方法论和理论分析的探讨。

布尔迪厄在“致读者”中写道：

“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人对象化的过程。”

#跋语#

政治事务的天地已经逐渐缩小，转为政界的内斗、自身的问题和利益。一如古罗马的行政官，能够理解和表达同胞的期待和要求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少，他们在政治组织方面也远非一流人物。未来的领导者是在电视辩论或政党决策会议上选定的。行政官成了一群年轻的心腹扈从的俘虏，这些技术专家对于选民的日常生活往往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东西提醒他们这种无知。在内外权力的压力和审查机制的制约下，特别是在从来不利于深思熟虑的竞争和由此产生的急迫感的压力下，记者们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经常提出一些粗疏的，甚至轻率的描述和分析。有时候，由于能够互相吹捧，控制对立话语（如社会科学的话语）的传播，他们对知识界和政界的影响更有害。再有，知识分子的沉默令人痛惜。然而，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断发声，话往往说得“过早”，谈移民，谈住房政策，谈职场关系，谈官僚主义，谈政务。然而，他们的话人们不想听，而且他们用的是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人们其实宁可随遇而安而且不无轻蔑地听取某些人的胡言乱语，也用不着过分担心随问随答一些问题会招来什么后果。

不过，所有苦恼的迹象依然都在。由于在政治上找不到正当的表达途径，这些苦恼有时候表现为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谵言妄语，不光得不到表达，往往还难以言说。政治团体只会用陈旧的“社会”范畴思考，这些苦恼它们尚且感觉不到，何况承认其存在。要改变这一点，它们必须拓宽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狭隘的“政治”视野，接纳已经进人公共领域的那些未曾想到的要求一从生态保护主义、反种族主义到女权运动（等等）的所有要求；同时，还得把一些模糊不清的期待和希望纳人视野。由于往往触及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自尊的想法，这些期待和希望似乎属于私人领地，因而被理直气壮地排除在政治论争之外。

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有办法摆脱技术官僚制度的倨傲态度它声称为民造福却罔顾人民意愿一并且摆脱对需求的裁决全盘接受的有蛊惑作用的顺从态度，无论这种裁决是通过市场调查、收视率，还是通过支持率做出的。的确，“社会技术”发展到今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经熟知什么是表面的需求，什么是实际的或者可以轻易满足的需求。可是，一种技术可能变为形式上合理的蛊惑煽动的工具，例如民意调查便是一个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的简单手段。社会科学能够有效地提醒这种局限性，可是它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很难对抗政治家的一种倾向：为了确保自身成功而满足肤浅的要求，政治从而变成了经过伪装的市场营销。

政治经常被拿来跟医术相提并论。只需像埃马纽埃尔·泰雷最近所做的那样，重读一下《希波克拉底医术汇编》，我们就会发现，一如医生，尽责的政治家不能满足于主诉笔录上的信息，因为主诉往往是一番询问的直接产物，并未意识到后果：“任何人都能盲目地记录病人的症状和诉说，假如这样就足以进行有效的治疗，医生就没用了。”医生必须努力找出隐性的，即“看不出，听不见”的疾病。确实，患者的主诉是含糊而不确定的、身体的信号也并非清楚无误，含义来得迟缓，而且往往事后才出现。所以，必须通过推理来寻找主诉和外表症候既显示又掩盖的结构性原因。

因此，开启现代认识论先河的希腊医学一开始就认为，要建构科学的对象，就必须与涂尔干后来所说的“先人为主的观念”，即社会成员对自身状态的看法决裂。而且，正如早期医学不得不对付占卜师、占星师、魔术师、江湖郎中和“假说炮制者”的奸诈竞争，今天的社会科学也必须对付所有那些自诩能够对社会苦恼的明显指标做出解释的人·例如，佩戴一条女用围巾被说成披上“伊斯兰面纱”；还得对付“半吊子智者”，这些用“常理”武装起来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忙不迭地现身于报刊上和摄像机前，告诉我们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去认识或理解这个世界。

根据希波克拉底以来的传统，真正的医学始于对隐性疾病的了解，即患者由于没有意识到或者忘记而未说出的现象。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它关心的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苦恼的真实原因，这些苦恼仅通过社会标记得到清楚的表达，而社会标记恰恰由于显而易见而更加难以解释。我这里指的是在体育比赛中或其他场所发生的无端的暴力行为、种族歧视的罪行，以及灾祸预言家们的成果，后者热衷于利用和放大精神痛苦的最原始的表现方式。与贫困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惰性暴力”相比，日常生活中的匮乏和无声的暴力同样甚至更多地造成了这些精神痛苦。

柏拉图所说的“冒牌学者”纠缠于表面现象，这些研究表面现象的“自称学者的舆论工匠”貌似有知识。显然，要超越表面现象，对于人们的自由及其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合理愿望的无数侵害，就必须追溯到其经济的和社会的真正的决定因素。当今造成这些侵害的不仅是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的无情制约，还有教育市场的决策、职场中的公开制裁和暗地里的攻击。为此，必须打破半遮半掩着苦恼或痛苦的常常十分荒诞，有时候很可憎的投影屏幕。

揭示造成生活痛苦甚至难以为继的机制，不等于将其消除；揭露矛盾不等于解决矛盾。但是，人们尽管可以对社会学信息的社会效果存疑，它起到的作用却不容否认：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宣的。

跟看起来相反，以上的观察没有丝毫令人绝望之处，因为，只要具备有关知识，凡是社会做过的，社会都可以摆脱。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比放任不作为更显得清白无辜的方法。尽管以调节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的机制为首，大多数造成最大痛苦的经济和社会机制确实不易消除甚至更改，但是，学术研究有助于给采取行动发现一些可能性，无论这些可能性多么微小，如果不充分利用它们，任何政治方案都可以被视为冷酷无情，见死不救。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一切哲学，尽管它们的效用及其连带的责任比较小，总之不那么直接。那些目前如日中天的哲学经常借可能为专制主义一它也能拿科学与理性当凭据一所利用的名义，试图使科学理性对政治的介入失效。科学既不是被滥用的说教式的理性主义，也不是反理性的虚无主义审美家的不作为，它满足于可以从俗常看法和思想定见（doxa）获得的真相：这些真相即使是不完整的和临时的，也能够提供唯一的理性手段，以便充分利用留给自由一即政治行动一的活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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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陈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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