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辽代贵族妇女的政治参与

一、辽代贵族妇女参预军政的原因

第一，契丹旧俗中母系残留多，妇女地位高。契丹属游牧民族，北地苦寒，妇女的社会参与高，创造的社会价值多，因而决定了契丹妇女相对同时期封建程度高的宋朝妇女地位较高。

同时，正因为契丹社会的封建化程度不够，母系社会的特点遗留也较多，契丹旧俗中多有对妇女尊敬的表现。

如“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惟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又名覆诞。” 也就是每十二年回顾一次初生时的情景，感念母亲的恩德。

再如，“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 这种婚俗起源于母系氏族时期，由氏族中地位最尊的年长女性主持。

此外，辽代不实行严格的父死子继，而兼有兄终弟及，也充满着母系的色彩。当然，在这一方面，金代以兄终弟及为主流，可见女真的社会封建化程度又较契丹为低。

第二，契丹的政治制度使皇族有与后族联合专政的需求。前面已略提及辽代的皇位继承兼有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具体说来，辽代实行“世选制”、“捺钵制”。

所谓世选制，则皇帝的兄弟、儿子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所谓捺钵制，则要求皇帝一年四季居无定所，奔波于行宫之间。因而，皇帝就需要扶植皇权争夺之外的稳固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力量，防备能够威胁皇权的叔伯兄弟。最佳的选择显然是外戚。

于是“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 而且“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 这样，皇族耶律氏就与后族萧氏世代通婚，而后族的权力日渐强盛，最终形成皇族与后族“联合专政”的局面。

后族对国事施加影响，在宫外的代表是身居高位的国舅、国丈，在宫内显然就表现为太后、皇后的参政、执政。于是，在辽国历代皇位的过渡中，形成了先帝大行，女主临朝，幼主长成后太后归政这样较为平稳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消除了新旧更替的不良影响。

第三，社会重视妇女教育，贵族妇女素质高。

为更好地统治，契丹在文化政策上选择了尊儒，为此，统治者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体系，还为宗室子弟专设诸王文学馆，为培养女性成员而聘请女教师专门教诲，这种专门教育称之为姆教。

姆教专门培养女子的文学素养、妇道、闺仪、伦理等，是一种妇道教育。儒学在契丹的传播和发展一方面确实打压了妇女的地位，为契丹妇女增加许多限制，另一方面也提高和契丹贵族妇女的政治文化素养，加快了契丹的封建化进程，使得契丹贵族女子更有能力参政议政，作出英明决策。

另外，辽代后妃多精于骑射，可见骑射教育也是辽代妇女教育的重要一环。辽代皇后、太后、公主可以拥有一定的私兵，后妃乃至命妇上战场的也有成例，这其中，妇女本人没有一定的骑射功夫是不能成事的。

契丹旧俗重骑射，后重儒学，契丹的贵族妇女们也逐渐转向文武兼备，此时的贵族妇女因为良好的家世而有了接受文武教育的机会，个人素质也逐渐提高。

第四，贵族妇女参与军政的能力强，积极性高。制度、习俗之外，贵族妇女本人的意愿也不能忽视。须知在辽代各贵族妇女参政的事例中，贵族妇女本人并不仅是行使权力的傀儡和皇族与父兄沟通的桥梁，而是积极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华。如述律后劝说耶律阿保机重用汉族贤才，可见她的政治远见。

二、辽代贵族妇女参预军政的表现

其一是后妃的参与，包括距离皇权最近的太后、皇后、嫔妃，这是贵族妇女参与军政的绝对主力。

《辽史》记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 军事上，辽代太后、皇后、公主有掌握私兵的权力，这是她们参与军政事务的制度保障。

终辽之世，拥有私兵数量最多的当属当朝皇帝或临朝的皇太后，他们的私兵势力主要集中体现为斡鲁朵。也是因此，辽代贵族妇女中涌现出许多军事人才。如太祖述律后，“太祖尝渡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击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 她还曾组建属珊军。

《辽史》载，属珊军，“应天皇太后置，军二十万。选蕃汉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 此后，萧太后在澶州之战中“亲御戎车”，战后促成辽宋澶渊之盟，更是一段佳话。政治上，诸位皇后、太后不仅影响着皇位的归属，还临朝称制，颁布了许多促进发展的法令。

如述律后偏爱次子德光，“（太子耶律）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于是大元帅即皇帝位，是为太宗。” 后太子改封为东丹国王。而承天后以女主临朝，虽然起初主少国疑，母寡子弱，但始终励精图治，亲贤远佞，最终一手缔造了景圣之治，功莫大焉。

其二是公主的参与。首先，由于身份的便利，辽国公主常常参与皇族的事务，如谋反等。如《世宗本纪》记载：“三年春正月，萧翰及公主阿不里谋反。翰伏诛，阿不里瘐死狱中。” 再如，辽钦哀后与仁德后素来有隙，因为萧匹敌曾为仁德后所器重，于是钦哀想通过萧匹敌来陷害仁德后，即污蔑萧匹敌谋逆。

萧匹敌者，韩国长公主之驸马，随后，“公主窃闻其谋，谓匹敌曰：‘尔将无罪被戮。与其死，何若奔女直国以全其生！’” 然而参与谋反的公主与驸马等，多不至死，也可见辽代公主的政治影响力。

其次，辽国的公主参与军政大事还有着充足的底气。经济上，辽代公主出嫁时除了各种赏赐、嫁妆，还有“从嫁户”，公主可以以这些从嫁户建立自己的投下军州，这一点是辽所特有。所谓投下军州，是辽代的一种行政机构，有私城性质，简言之就是公主的食邑。

其中人可以作为公主的私兵，其中赋税除酒税外都归公主所有。《辽史》记载，“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 据统计，公主所建头下军州的数量约占《辽史· 地理志》记载的十六个头下州城的四分之一。

可见公主的经济地位。政治上，辽代的公主以斡鲁朵和投下军州的形式握有少量的私兵，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种军事力量也着实为公主所用。

最后，为巩固契丹统治，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公主身负和亲重任，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和亲公主”以宗室女为多。

其三是品官命妇的参与。“命妇”包括内命妇与外命妇，据《通典》记载，“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 这里“品官命妇”只涉及后妃、公主以外贵族及官员的亲眷。辽承唐制，内外命妇的范围、名号多半循而未改。

品官命妇受到的限制远比皇族女子大，因此直接的军政权力小，而多受到礼法方面的优待。如，品官命妇能够参与册皇后仪等国家性的仪式。《辽史》记载，在丧葬仪中，“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命妇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

在册立皇后时，“至日，北南臣僚、内外命妇诣端拱殿幕次。” 在参与这些礼仪活动后，命妇会依礼得到赏赐，如“甲戌，次黑河，以重九登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赐从臣命妇菊花酒。”

除外，品官命妇通常依靠和亲等形式间接地参与国家军政事务。在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契丹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联姻，其中尤以与西夏联姻为多。

联姻活动中往往将宗室女子赐号公主以出降，如“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 “以兴平公主下嫁夏国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等。

三、辽代贵族妇女参预军政的影响

首先，这些贵族妇女参政为巩固契丹统治，促进辽代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承天萧太后为例，对外，她以澶渊之盟争取了国家发展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对内，她颁布诸多改革措施，稳固皇权，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

第一，整顿吏治。前面提到契丹的“世选制”，世选制应用于皇权中，则兄弟儿子都有成为皇帝的机会，应用于官吏的选拔任用中，则是在有世选特权的家族中按照标准选拔官员，因此世选制下官员一般出身于契丹贵族，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契丹的统治需要，于是统和九年，“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抚高年、禁奢僭，有殁于王事者官其子孙” 。

契丹的官员选拔标准逐步完成了由世选制到世选、科举并行的转变。此外，萧太后还颁布了许多惩处贪官污吏的诏令，吏治为之一清。

第二，废除奴隶制，将本来隶属于宫籍的奴隶改为隶属于国家的部民。这就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劳动力，增加了国家服徭役、纳赋税的后备力量，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

第三，削弱诸王权力。萧太后“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燕会，夺其兵权，人心大定” 。又“禁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违者坐之” 。这一命令针对当时握有实权的诸王，极大地维护了辽代的稳定。

第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燕云十六州是契丹主要的农产区之一，为安抚汉人，赈济百姓，萧太后屡次下令减免税赋，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也有效地巩固了契丹在当地的统治。

此外，为维护国家的持续发展，萧太后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和教育事业，为辽的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部分辽代贵族妇女参政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公主叛乱，及太后屡次干预皇帝的废立等等，但这种不好的影响源于个人，而非贵族妇女参政本身。

最后，辽代贵族妇女也对契丹社会的文化教育等领域产成了一定影响。

辽代诗歌流传至今的数量很少，还不足百篇。但辽代契丹女诗人的诗歌创作，占据辽代诗歌总数的很大比例。如宣懿皇后“自制歌词”，“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 。这些贵族妇女的文艺创作无疑为契丹文化增光添彩。

此外，契丹贵族妇女崇佛的风气促进了佛教在契丹的传播与发展。兴宗朝“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 与崇尚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儒教不同，佛教宣扬众生平等，或也成为更加吸引贵族女性的原因。辽代中后期，皇后多信佛，更为佛教在契丹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辽代相对尊重女性的环境鼓励了契丹贵族妇女的成长，辽代特殊的政治体制又使军政活动中贵族妇女的参与成为必须，进而，辽代贵族妇女也借助这种能够接受高素质教育，参政议政的机会，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作出一定成就，在军事、政治领域，乃至社会、文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元]脱脱：《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版

2[清]厉鄂：《辽史拾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4[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