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土木堡之变导致了明军衰落，还是衰落的明军引发了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八月的 “土木堡之变”，很多人视其为明朝国运的转折点。他们认为正是英宗一次性葬送五十万明军，尤其是精锐的三大营，让强悍的明军一下被打断了脊梁，从此英武不再，每况愈下。

难道王振和朱祁镇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么？让我们来看看土木堡之前，明军内部都发生了什么。

明太祖创立大明后就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卫所明军有四种来源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不过不论哪种方式一旦入了军籍不但终身为军户，自己的子孙也世代为军户（即便是绝后，也要从亲族中拉人来顶替）。

注：从征指朱元璋淮西起兵时的旧部；归附指俘虏收编的敌方军人；谪发指因罪被罚充军；垛集是从民间征发。明军中绝大部分是垛集成军。

虽然太祖给了明军士兵们“铁饭碗”，但靠这个铁饭碗过日子却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看太祖本人如何描述普通明军收入的：

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里，他妇人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管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fa(左血右市)过来呵，止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那里再得闲钱与人？

这里仓管恶意的克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即便是没有被克扣贪墨，一家人凭这点粮饷也就勉强吃饱而已。一旦遇到灾荒或者家人卧病，生活立刻就成为问题。另外“充军”也是明朝一项主要刑罚，这也充分说明了明军的社会地位、经济生活都处于社会的底层。

（逃亡军户是明代流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
《明史》

所以从洪武时期，军士们不堪卫所的艰辛生活就出现逃亡现象。洪武之后，皇帝和朝廷在贪腐的管制上不再那么严苛，军官们克扣士兵钱粮的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正统初年，镇守山西的都督佥事李谦奏报说，山西很多卫所军士已经二十七个月没有领到粮饷，军队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粮食都到哪里去了？被各级官吏贪墨了。

正统三年，西宁卫指挥佥事穆肃和镇抚李恒相互勾结，冒领了军卫粮饷八千一百一十石，竟然无人揭发，似乎也无人发现。最后还是因为两人分账不均，互相检举攻击，才导致东窗事发。

诸如此类严重的克扣贪腐，导致逃军现象也越发的严重。同年，兵部对天下卫所进行抽验后上报了一个统计数字，天下卫所逃亡士兵一百二十万，清军找回来的不过十之二三。而且很多逃军被抓回来之后，很快又逃亡出去。如果这个数字真实可靠，意味着当时明军有一半都逃亡了。

注：明朝将卫所军士军籍做成三份，一份清勾册（卫所军士逃亡、死亡册。勘合缺额叫清，补充缺额叫勾），一份军户原籍家属户口册，一份收军册。当军士逃亡先根据名册对应抓回，如果找不到就从该军士家族中抓人补丁，这在明朝也叫“勾军与清军”。

虽然明英宗多次发布诏令要求解决军队逃亡问题，但是朝廷始终着眼于“勾军清军”，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军士们难以生存的问题。所以结果就是空耗时间和精力却什么用也没有。

正统十三年，兵部上报天下卫所逃军共计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只捕回六万一千二百余人。除此之外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大规模的“清军勾军”，相关军官和官吏们又发现了新的财源。

一方面他们瞒报逃军信息，借此贪污逃亡军士们的军饷（吃空饷）；一方面收取（勒索）逃亡军士家属贿赂，以此不追捕逃亡军士或者从其家族中抓人补丁。

这导致朝廷逐渐无法掌握卫所士兵的真实在籍数量，让朝廷对明军整体的实力评估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偏差。例如山东巡按御史李纯巡查某百户所，在册军士一百二十人，实际勘合仅剩一名士兵！

也就是说朝廷如果按册派军，明面上派出了十万大军，实际出发前往战场的可能一万人都没有。即便数量不缺，那也是卫所强拉老弱病残来凑数，又能有什么战斗力呢？

留在卫所不逃的军士，除了要被克扣粮饷外。还被卫所的军官、朝廷勋贵们视为奴仆，驱使他们为自己务工牟利。虽然英宗三令五申禁止私自役使士兵，但是这种空泛的诏令又有什么作用呢？

卫所本来就因逃亡导致战斗力锐减，现在因为私役留下来的士兵除了生活变得更为困苦外，还没了训练时间。而明军的主力是火器部队，这在古代属于技能要求很高的兵种，必须有足够的训练才能保障其战斗力。

古代火器没有膛线，因此决定杀伤力的最大因素就是单位时间内的有效发射数量。发射量如果足够多，敌人在还没有临近前就会因为承受不住伤害而撤退；反之则会被敌人冲入阵列。

所以在敌人冲锋并到达阵前的这段时间里，能不能多发射一两轮火器，结果对于明军来说区别非常的大。而决定这个数量的是射手的心理素质和熟练程度，因此训练的缺失对于明军的战斗力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注：不少电影里有这方面的细节。新兵因为训练不足上了战场，手忙脚乱，甚至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一枪也打不出去。

除此之外，卫所制度的基础也在一步步地被破坏。

明朝的卫所基本都按军丁数量划定了屯田（每丁授田五十亩，战兵和屯兵的比例大致为三比七），朝廷原本的意图是各卫所靠屯田收入满足卫所的日常供给（粮饷、服装、普通军械等）。

但是卫所军官以及地方豪强通过“吃空饷”、借贷等等方式侵占屯田。宣德六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勗上奏称大同一带的屯田大部分都被豪强所占。

这种现象到正统朝愈发的严重，导致各地卫所军屯收入严重不足，根本满足不了军队的基本需求。朝廷只得以“年例银”的方式额外的支付军饷。正统十二年，朝廷一次性拨给辽东军十万两，拨给宣大军十二万两。

这不但让卫所的军屯制度被破坏，也把本就不富裕的明朝朝廷也拖入了财政陷阱之中，直到灭亡，朝廷也没能从窘迫的财政状态中解脱出来。

卫所和朝廷窘迫的收入状况，导致卫所的军械无法正常补充和维护，从而十分缺乏或者质量低劣。正统初年，陕西边墙沿线卫所兵器的缺额以上万计。

正统二年，镇守陕西的左副都御史陈镒奏报朝廷称，他沿边巡查发现士兵们的兵器都已不堪使用。每副盔甲（全铁甲）原本应该铁四十斤，现在的仅二十多斤，衣甲（布中衬铁片）才八九斤。

陈镒请求朝廷严惩相关监造官，以儆效尤。虽然朝廷批复同意并处罚了相关人员，但效果如何呢？正统四年工部上奏称，去年打造盔甲兵器六万四千余件，结果下发后卫所普遍反应质量不合格。除此之外，还缺战马，御寒的棉衣也严重缺乏，有些卫所的士兵甚至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

逃军让军卫的人员严重不足；生活的压力和官吏的私役逼迫军卫士兵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停忙碌，无法训练；也让他们不愿意战斗，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自己活着都难以养活家人，难道战死沙场之后自己的家人就能幸福安康了？

这样的军队同时还面临着后勤无法保障的问题，那么它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迅即兵败战死。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精兵一万赴阳和防御。紧接着，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与瓦剌战于阳和，是役明军大败，全军覆灭。

英宗率大军出征的当天夜晚，大军驻扎于虎台，夜里大风吹动旌旗，居然引起了啸营，几十万明军大呼小叫，以为瓦剌军袭营，乱作一团。

这才是一些人眼中“彪悍”的明军的真实战斗力，此时的明军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最后，英宗和王振可能也并不清楚自己到底率领了多少明军，他们极有可能以为自己真的是带着五十万大军（如果知道真实数量，可能就不会出征了）。

成祖迁都北京之后，设立了京营七十二卫，满编总兵力有四十万。宣德年间朝廷对京畿的军制做了改动，设置了班军。每年春秋两季从河南、山东、中都（凤阳）等地抽调军卫士兵到京城操练（备操军），每班满员八万人。加上京营还有十来万预备队，所以账面上英宗是可以带出五十万大军的。

注：朝廷设立班军制度的主因就是感觉军卫战斗力下滑严重。但是调至京师训练的班军很快就沦为了京畿权贵们的奴仆。“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 《明史·李东阳传》

前文已经指出，此时明朝军卫逃军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军卫制度实际上已经接近崩溃。所以英宗认为的五十万，只怕根本就没有五十万。

宣德年间三大营中的五军营勘合数量为五万七千人，只有满编的一半多一点。到了正统年间情况只是再进一步恶化，所以理论上京营实际士兵数量应该不足编制的一半。

加之英宗出征前已经令朱勇、陈怀、井源等人共抽调四万五千京营精锐先期前往大同、宣府防御。所以英宗实际率领的大军估计最多也就二十万。

综上可知，土木堡的惨败早已注定，根本就改变不了结局。一些人之所以把全部责任归咎于明英宗和王振，甚至认为是朝廷文官为和皇权斗争故意设下的圈套，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明军已经孱弱的事实而已。

一些朋友认为其后于谦能够率领“残军”打赢北京保卫战，说明明军战斗力尚在。姑且不论背靠坚城的防守战和野战的区别，此“明军”也非彼“明军”。

嘉靖三十四年，牛人戚继光率领数量绝对优势的明军在龙山迎战倭寇，结果戚继光差点就以身殉国。但是随后戚继光却能率军打出一比一百的交换比，戚继光和倭寇都没有变，变得是戚继光手下的“明军”。

于谦实际和戚继光使用了同样的策略，戚继光是重新编练了“戚家军”。于谦则同样放弃了原来的三大营卫军，重新招募新军组建了团营。两者区别很大，但是有个共同点，都是脱产募兵，都要先发钱。

所以说，英宗和王振最大的罪不是他们没有军事指挥才能，而是他们没有看清明军已经孱弱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