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火终将焚身，而承受焚身之苦的永远是普通民众｜风向书单·三月

这依然是一份聚焦国内外新书的书单。但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将做一些新的尝试。

想法来自开选书会时放在眼前的成摞新书，我们常看到许多叙述、研究和思想之间或隐或现的共同关切、内在关联或脉络承接。因此，我们决定将现下出版物中所呈现出的这种关注焦点、思想动向及思考角度以微主题的形式展示给读者。

这一方式与书店中将相关图书并置的主题陈列异曲同工，店主试图为读者就某一主题提供更全面和多元的视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读书的终极目标：寻求真理。

本期书单分为六大主题：现实与认知、书信见证下的文学世界、牢笼中的女性、中国历史的面向、贫困的世界、毁灭与重塑。套用一句话，没有书是一座孤岛，愿这些书籍结成的思想之网，能在当下托守住我们心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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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实 与 认 知

世界步入动荡期的当下，如何认知和思考周遭的世界，以及身处其中的自己？现在或许正是思考这类永恒命题的契机。近期出版的一些哲学类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回应了我们当下的种种关切。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现实感（第二版）》（译林出版社，潘荣荣 译）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追溯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梳理出一条从康德主义经浪漫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脉络。书中涉及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艺术的责任等。伯林指出，好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小说家具有一种相似的才能，他们能够洞察具体时刻的特质和微妙关系，这就是“现实感”。英雄人物能理解他们的时刻，行动于其中，代表它。而如斯大林和希特勒之流，则想要以行动超越这种时刻。他们剥夺人们定义时代的思想自由，拒绝“现实感”的局限，强制推行一种单一不变的未来观念。现实感指示人，也应该约束人。现代的暴君们摆弄深层却看不到深层，肤浅的理论让他们怀着不正当的自信。书中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富有洞见，文笔酣畅淋漓。该版本按普林斯顿第二版增订，新增蒂莫西·斯奈德撰写的序言，以及伯林本人写的《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 G. 别林斯基》《完美社会理论的终结》两篇文章。

伯林所说的“现实感”是一种对世界与历史的认知能力，而这种认知的依据是什么？何为知识？何为信念？个人与事实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人们何以拥有“现实感”呢？牛津通识读本《知识》（[加]詹妮弗·内格尔，译林出版社，徐竹 译）和陈嘉映的《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是两本有关知识论的著作。前者考察了哲学传统中的经典知识论问题，也对由现代逻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发现而衍生出的新的理论难题作了细致清晰的概述。从相对主义到怀疑论，再到互联网资源的可靠性，作者援引日常案例来解释知识论的关键主题和论争，说明我们是如何在理解知识之路上取得进展的。

陈嘉映为《知识》一书作序，指出它虽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当代知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他“个人对主流知识论有相当的保留”，不认同“把思想困惑转变成一些类科学问题”。他认为，对知识的探究有不同的层级，而“自我认知”这一重要且更富意趣的课题却逸出了主流知识论的视野之外。

针对以上异议和不满，他在自己的著作《感知·理知·自我认知》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以回应“后理知时代，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又如何认知自我”。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尤其适合大众读者，书稿来自其系列课程“感知与理知”，保留了讲座的语言风格以及问答环节，生动又不乏严谨。

有关现代世界与个体之间关系更具体的思考，可阅读汪民安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疫情危机下的封锁、对居住空间的争夺等空间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又如何困扰着每个人？这类日常生活的际遇结合理论问题的激发，汪民安把自己对于身体和空间的认知以独到的视角呈现出来，并将这两个问题放到后现代的语境下去考察。书中既有纯粹的理论辩论，也贯穿着可感知的日常经验，通过对日常事物的观察和解读，带给读者新鲜的文化启迪和反思。

道德始终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命题之一，最后两部新书的主题便是关于道德的反思。我们日常的道德思考和话语是否可能存在错误？道德错误论者就认为，日常的道德思考中包含了一些站不住脚的本体论承诺。其后果是，日常的道德信念和道德主张一致不为真。《道德错误论》（[瑞典] 约纳斯·奥尔松，译林出版社，周奕李 译）一书将启发读者思考道德判断的本质。

《自由意志、能动性与生命的意义》则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行为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所决定，我们是否还具有自由意志论所说的那种道德责任？作者基于对因果性与自由意志关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由意志在道德哲学上的重要性，并对其前一著作《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引起的反驳逐一加以评论，通过四例操纵论证、两难论证等有趣的哲学思辨方法，为自由意志怀疑论观点辩护，从新的角度探讨了道德和生命的意义问题，在此基础上就处理人际关系提出了创造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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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见证下的文学世界

萨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写信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书信写于1929年至1989年之间，跨越60年之久。《贝克特书信集》来自其15000多封现存信件中与文学创作相关的2500封信件，全集按年代顺序分为四卷，第一卷（曹波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已于近期出版。在此卷所涵盖的时期，即1929年至1940年，对贝克特而言，信件胜过一切，写信常常成为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信件是他通往可能存在的不同自我的渠道。这些信件再现了他面对抉择、困境和日常怀疑时的无所适从、游移妥协，还有渴望和信念。这些信有写给朋友的，有写给画家和音乐家的，有写给学生、出版商和译者的，也有写给世界各地的文学界和戏剧界同仁的，对任何一位文学或戏剧爱好者来说，这套集子值得一读，它不仅记录了贝克特的付出与成就，也展现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学经验。

另一份珍贵的书信集来自两位德意志文学大师。《歌德席勒文学书简》（[德]歌德、席勒，南京大学出版社，张荣昌、张玉书 译）记录下两位“本质相异、禀赋不同”的作家从“互不沾边”“又恨又爱”，到因法国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不得不联合起来，并自此开启一段罕见友谊的过程。尽管他们的文艺观点并不相同，美学追求也大异其趣，但他们不仅密切合作，交换思想和观点，而且在创作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本书的问世，将让有识之士领略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出现的关系”，歌德在一场重病后决心整理出版他与席勒的书信，才有了这样一部书信集的诞生。

如果说在《歌德席勒文学书简》中，两位作家的书信交往见证了他们的旷世友情及其经历的时代，那么《天才和天才之间》（[英]托比·费伯，中信出版社，狄竞 译）便是从一家传承三代的独立出版公司的书信、日记等资料中，窥见一段波澜壮阔的20世纪文学史。在书信往来的时代里，从艾略特，到昆德拉、菲利普· 拉金、贝克特、石黑一雄等，编辑们和文学家们的交往促成了一次次文学史上的传奇时刻。与此同时，出版社也经历了二战、纸价上涨、财务赤字、现金流危机、三天工作制、通货膨胀等严重危机，最终挺了过来。全书通过600多封书信，以及审稿单、日记、财报等资料，呈现了费伯-费伯出版社自1929年到1990年共60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出版人和作家之间诸多的合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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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 笼 中 的 女 性

与铁链、铁笼束缚下的被拐卖女性接二连三曝光所激起的公愤相似的，是两年前韩国N号房曝光所激起的公愤。化名“火”和“丹”的两名在校大学生准记者组合“追踪团火花”，凭借着有限的经验和资源，以惊人的毅力和无上的勇气，一举揭发了数码性犯罪团伙N号房，并协助警方成功将他们入罪。在《N号房追踪记》（[韩]追踪团火花，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叶蕾蕾 译）中，“火”和“丹”讲述了她们捕获N号房团伙的全过程，展现了虚拟世界的N号房中真实的数码性犯罪达到了何等耸人听闻的地步，也展现了人们对于新生的数码性犯罪及其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达到了何等无知的地步。此外，书中也讲述了“火”和“丹”在有限的人生经历中所切身体会到的韩国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以及她们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过程。

同样展现韩国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的，还有韩国文坛代表作家崔真英的小说《李夕夜，不再沉默》（[韩] 崔真英，磨铁·文治图书，花城出版社，山异 译）。故事以主角李夕夜的日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穿插进行，刻画了李夕夜在高中时代遭遇熟人强奸之后，如何失去身边原本关系亲密的亲人朋友和原来的生活轨迹，如何用长达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艰难疗治可能永远无法痊愈的创伤，也展现了韩国社会如何姑息性侵犯罪的加害者，如何质疑、轻视女性。

束缚女性的不止韩国社会，这是全世界的通病。《形影不离》（[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磨铁·大鱼读品，浙江教育出版社，曹冬雪 译）是波伏瓦生前从未公开的小说手稿，也是一部不被萨特看好的作品，讲述了以波伏瓦青春时代密友扎扎为原型创作的角色安德蕾短暂的一生。在波伏瓦的少年时代，社会对女性施加了种种条条框框，她们的人生道路是，要么嫁人，要么进修道院，要么侍奉家庭，要么侍奉上帝。个性是不允许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个性鲜明的扎扎／安德蕾注定了，不是走向顺从，就是走向灭亡。这名在无望的抗争中陨落的挚友影响了波伏瓦的一生，也成为她始终无法解开的心结。

社会不仅束缚年轻女性，也束缚成熟女性。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的《成为母亲的选择》（[以]奥娜·多纳特，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林佑柔 译）大量访谈了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从而开启了后悔成为母亲这个禁忌话题，在多个国家引起广泛讨论。多纳特指出，社会规范长期默认，女性必定要成为母亲，女性只有成为母亲才能成为完整的女性，而对母亲身份感到后悔的女性则自动被判为不合格。只有到了多纳特这里，不想成为母亲、后悔成为母亲，才开始成为允许存在的想法，母职才开始跌出女性的必选项，才不再是束缚女性的牢笼。

除家庭身份的规训，工作场合中，许多女性同样有过被忽视或低估的经历，如会议上的发言遭人议论，被客户仅视作男性领导的下属等。The Authority Gap: Why Women Are Still Taken Less Seriously Than Men,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权威的鸿沟：为何女性不被认真对待，我们又能做什么》，Mary Ann Sieghart, W. W. Norton） 研究了这种性别偏见带来的广泛影响，作者整合来自不同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和商业）的大量数据，采访多位先锋女性，探讨性别偏见与种族和阶级偏见的交叉点，并提供了弥合这种鸿沟的具体措施。

另一种视角来自2019年布克奖得奖作品之一Girl, Woman, Other的作者Bernardine Evaristo，她是该奖项历史上首名黑人女性和英国黑人作者。获奖后，她又写作了一些同样展现在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下挣扎的边缘群体的小说。在她的首部非虚构作品Manifesto: On Never Giving Up(《宣言：论从不放弃》，Bernardine Evaristo, Hamish Hamilton)中，Evaristo回顾了她作为尼日利亚移民同英国人所生的混血女性从社会底层反抗社会主流成见的人生历程，从相当有力的视角探讨了种族、阶级、女权主义、性和老龄化等当代问题。

在社会中更弱势和被忽视的性少数群体如何？The Boy with a Bird in His Chest（《胸前有鸟的男孩》， Emme Lund,Atria Books)讲述了一位生来与众不同的男孩Owen：他的胸前有一个洞，里面住着一只会说话的鸟。母亲害怕Owen被带走，自幼就告诫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鸟的秘密，不能向任何人敞开封闭的家。直到一次森林大火，Owen离开封闭的家，新生活同时向他敞开，他在人们的接纳中找到了爱，但被带走的恐惧始终如影随形。要隐瞒还是要出柜？被排斥还是被接纳？这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隐喻了性少数群体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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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历 史 的 面向

关公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神灵之一，关公信仰肇始于唐代后期并一直持续至今。《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荷]田海，新星出版社，王健 译）不仅是对关羽崇拜的研究，也是对口头文化与社会记忆的研究。关羽的故事通过口头讲述延续并转化为人们记忆的一部分，最终凝结成历史。在作者看来，历史学家需要去恢复这些故事，以便理解在共同历史背景中被构建的地方认同。以此为方法，本书还进一步探讨了帝制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揭示出社会的焦虑，精英和普通人的关切，甚至帝王们的忧虑。该书原本的写作对象是历史学者，但同样适合偏好历史、宗教或社会学著作的普通读者，它将帮助我们理解宗教文化如何构筑起社会的共同记忆，并成为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本有关讲述与历史的著作是中国文艺学泰斗童庆炳的口述自传《朴》（罗容海 整理，一頁foli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追述自己在20世纪中国连续动荡下的人生经历，回忆家人、师友和学生（如黄药眠、启功、季羡林、王蒙、汪曾祺、莫言等），详述中国文艺学学科的重建过程。尤为难得的是，他出身农家，有着底层特有的强烈上进心，但朴实的性情令他从未在运动和斗争中整过人，在政治正确卷席一切的时候守住人性的尺度，同时抓住离开国内的机会，为自己赢得暗地里读书的时光，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

《筑业中国 : 1914—1935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美] 郭伟杰，文化发展出版社，卢伟 译）则以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中心，讲述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茂飞在中国的二十年间所设计的建筑，及其参与的城市规划，其中以校园建筑和规划最为著名。作为第一个在近代复兴中国古典建筑的建筑师，他提倡“中国建筑的适应性”，这在理论思辨和建筑实践中，都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而他探索的问题，至今我们仍在面对。这本书从建筑与建筑师的角度切入，呈现了近代中国的复杂面向，包括教会、买办、美国外交官、国民政府、民族主义等多股力量之间的博弈，建筑背后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等。

研究中国历史，最终我们要的问还是：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李怀印在《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指出，在往日历史研究中的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逐渐失去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边缘化和“碎片化”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虽能够深化对具体史实的了解，但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将难以了解这些碎片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因此，他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试图回答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采用新的分析结构，借助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将近三百年的国家转型过程作为一个既有变革又有继承的整体来研究，全面论述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该书对影响现代中国形成的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反思，均有独到的见解。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著作。

回到当下的中国，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红地毯：好莱坞、中国与全球文化霸权博弈》，Erich Schwartzel, Penguin）或许将从娱乐业角度带来一种外部视角的反思。这是一个商业利益侵蚀自由价值的故事，也是一个利用金钱推进全球霸权的故事。多年来，好莱坞电影既是全球吸金利器，也是美国向其他国家输出其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但正如电影记者Erich Schwartzel注意到的，当庞大的中国市场夹带着言论审查的要求同好莱坞相碰撞时，好莱坞正经历着微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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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困 的 世 界

日本的劳动雇佣分为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其中前者是没有固定期限（即终身）雇佣，后者则有明确的期限，需要续签合同才能延续雇佣关系。日本年轻人在初入就业市场时，如果没能成为正式雇员，那么随后成为正式雇员的希望就会越来越渺茫。1993-2005年就业冰河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代人，如今已步入中年，但在这种雇佣制度下，年轻时没能成为正式雇员的他们，一直挣扎在非正式雇佣的不稳定、低收入的泥潭中。《中年漂流 : 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日]小林美希，浙江人民出版社，邹韵 译）首先关注到了这样一个群体，认为他们是“被国家抛弃的一代”，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所致。

世界的另一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走向畸形。《过劳悲歌：996正在毁掉美国梦》（[美]杰米·K.麦卡伦，万川文化，中国工人出版社，涂伟 译）指出，经历了自19世纪以来劳动者斗争得来的劳动时间缩减后，近几十年美国人的劳动时间正在不断增加中，已经远超欧洲国家。本书展示了正在袭向美国社会的过劳危机，探讨了导致美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失控的种种因素。

另一方面，相比对工作制度的反思，由此造成的贫困以及对下一代的影响则较少被探讨。《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美] 杰夫·马德里克，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汪洋、周长天 译）从儿童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的贫困问题，指出，美国的真实贫困率远高于政府统计数据，其中，儿童的贫困率高于成人，而贫困对儿童的不良影响高于贫困对成人的不良影响，贫困儿童对社会的不良影响高于贫困成人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本书剖析了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种种失败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全体儿童拨发现金的福利制度，认为这样可以有效改善儿童贫困问题。

造成贫困的原因可能与社会制度、家庭环境相关，而健康问题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一条腿断了得花费一千美元，做饭时切伤得花几百美元，车祸、乳腺癌、血液病和抑郁症……更大的不幸也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活着，我们究竟要花多少钱？Cost of Living: Essays（《生命的成本》，Emily Maloney, Henry Holt and Co.）一书作者在十九岁时曾试图自杀，这种行为使她背上了数以万计的医疗债务。为了解决债务问题，她成为了一名急诊室的护理人员，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照顾他们，并记录下与病人的互动。该书讲述了医院、护理人员和病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审视了医疗系统要求病人所支付费用的合理性。

《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比利时]菲利普·范·帕里斯、雅尼克·范德波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福蕊 译）提出的社会保障方案则更为大胆，也颇具启迪。在越来越多人提倡全民基本收入的当下，本书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探讨了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这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更有效的通往自由公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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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 灭 与 重 塑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兰·N. 斯特龙伯格修订《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 [美]罗兰·N. 斯特龙伯格，现代出版社，燕环 译）第四版的时候，20世纪即将进入尾声，欧元正在筹备中，南斯拉夫逐步分崩离析。在斯特龙伯格的笔下，20世纪的欧洲始于延续自19世纪的民族主义、新技术、城市化、女性主义、民主政治等浪潮，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隙的秩序重组与经济大萧条，战后迅速复苏并开始冷战，直至来到后冷战时代，这个世纪的欧洲前半段灾难深重，而后半段在各种曲折中最终走向了胜利。在世纪末欧洲的诸多隐患之中，不知斯特龙伯格是否预见到了今日东欧的硝烟。

比起全景式叙述的《毁灭与重塑》，《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雅劳施，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晨 译）更注重通过个人经历的交织来描绘普通德国人所经历的20世纪。本书从80多份个人回忆中选取了70多个故事。这些个体有男有女，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有人战后生活在西德，有人战后生活在东德。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出生于1918－193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他们祖辈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们父辈的经历，他们本人则在魏玛民主中度过了童年，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面对纳粹的挑战，青年时代的他们在战火和饥困中挣扎求生，成年后的他们又面临着姓资还是姓社的抉择。他们无一例外都饱尝生活破碎之苦，而导致这种破碎的核心因素，无非纳粹和第三帝国。

那么，纳粹意识形态是如何逐渐占据德国人的观念，第三帝国是如何在德国攫取正当性的？《第三帝国的生与死》（[美] 彼得·弗里切，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扈喜林 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书详述了第三帝国从起到灭的全过程，但叙事的重点并不在德国的军事行动，也不在犹太人大屠杀，而是在于一众普通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认知。这是一本追问普通人在纳粹暴行中应承担多少责任的作品。

在阻止纳粹暴行的军事行动中，德国东部重镇德累斯顿遭受了重大损失，《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英] 辛克莱·麦凯，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张祝馨 译）讲述的就是这座城市劫后余生的故事。作者辛克莱·麦凯认为，二战末期沦为人间地狱的并不止德累斯顿一座城市，但它的毁灭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在于它曾经拥有璀璨的历史遗产，在于它是纳粹的摇篮，在于东德政府在德累斯顿重建中所投入的巨额人力物力使德累斯顿人对东德抱有与众不同的好感，在于执行轰炸任务的惊弓之鸟一般的飞行员在事后面临的战争罪指控，也在于平民在轰炸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苦难成为极右翼分子粉饰纳粹的口实。玩火终将焚身，而承受焚身之苦的永远是普通民众。

最后一本第三帝国题材的作品独辟蹊径，《阴谋论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 》（[英] 理查德·J.埃文斯，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鑫 译）介绍了与第三帝国相关的一些阴谋论，或者说，以第三帝国为例介绍了阴谋论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所说，“这是一本历史书，但它是一本适合‘后真相’和‘选择性事实’时代的历史书，是一本适合当今的乱世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