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虽然是信仰时代,并产生了大量为了信仰而远走海外的人,但唐代走得最远的人却并不是玄奘等僧人,因为他们都以印度为归宿,不肯再前往更西边的土地。有一个中国人却出于偶然的原因,跑到了更遥远的地方,甚至可能到达了北非的海岸上。这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到达北非的中国人,并长期保持了涉足地区最远的中国纪录,直到蒙古人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这个记录才被打破。这个人之所以跑得如此遥远,与发生在中亚的一场战争有关。公元751年(天宝十载)七月,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的双方是唐朝大将高仙芝与大食联军。
战争的结果以高仙芝的战败而告终。并且,由于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现,之后唐朝再也没有实力涉足中亚,这次战争实际上也决定了中亚的归属。杜佑有个族子叫杜环,他在玄宗时代参加了镇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远征军。在怛罗斯战败后,杜环不幸成了阿拉伯人的俘虏。在他被羁押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带着他经过撒马尔罕前往木鹿,然后将他编入了阿拉伯军队。在阿拉伯军队服役的过程中,杜环跟随着阿拉伯人南征北战,又去了更加遥远的地方。他去过伊拉克以及更遥远的北非等地区。就这样,在一种非自愿的状态下,他就成了第一个有记载的涉足北非的中国人。
另外,根据杜环的记述,像他这样闯世界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在当时,阿拉伯地区已经有了一批汉人,比如他记载了几位大唐匠人在大食的情况,其中画匠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匠有河东人乐寰、吕礼。这些人从西行距离上说,都已经超出了玄奘走过的路程,但他们西行并非为了信仰,而是为了谋生。由于他们缺乏玄奘那样远大的理想,也少人关注,如果不是杜环的记载,他们就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杜环比这些人幸运的是,到了大约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在遍游诸国之后,他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获得了自由,于是他乘船经过海路,从西方绕道印度和东南亚,回到了广州。撒马尔罕是中亚第一名城,玄奘等人都到达过这里,并不算最遥远。但木鹿就很少有中国人涉足了。木鹿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是从中亚去往伊朗地区和伊拉克地区的必经之路,这里在贵霜王朝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唐代时,又是阿拉伯人驻扎的一个中心区域。
作为文人,他还写下了一本书《经行记》,这本书是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后最全面的“世界情报书”。《大唐西域记》在写完没过多少年之后就因为阿拉伯人的崛起而过时了,杜环则记录了阿拉伯人兴起之后的世界,与《大唐西域记》是一种承接关系,而不是平行关系。但不幸的是,这本重要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让我们无法目睹它的全貌,只有一小部分被杜佑引用在《通典》之中,得以保留下原书的一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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