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她的提议命中要害

蒋胜男提出，“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期，做到买卖同罪；有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强奸等犯罪行为的，应数罪并罚，从重处理……”

|作者：黄先懿

|编辑：于冰

|编审：苏睿

“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期”

“将打拐纳入地方政府考核”

“警惕延长女性产假可能带来的就业歧视”

“建议公务员报考年龄取消35岁限制”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网络作家蒋胜男提出的建议频上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强烈支持她的建议。

·微博网友评论截图。

还有网友整理出蒋胜男历年提的建议：

“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推进法定婚检，保障配偶知情权”“明确将代孕行为归于刑事犯罪”……许多建议都针砭时弊。

不能让被拐卖妇女

“社会性死亡”

每每有“拐卖妇女儿童”新闻爆出，都会引起人们的愤怒。愤怒之余，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当下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所面临的一些痛点和难点问题。

这些年，全国两会的代表们将目光聚焦妇女权益保障，为推动妇女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鼓与呼。

蒋胜男是其中之一，她提出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建议，这也是她长期关注的议题。

“很早之前看电影《盲山》，当时感觉这种现象可能过去存在，现在应该消失了，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有一些让人很吃惊的事件。”

这种惊讶让蒋胜男开始反思追溯：“国家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一直是严厉打击的，为什么还是屡禁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把拐卖者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忽略了大量的买家市场。只要买家市场一直存在，拐卖就没有办法禁绝，总有非法之徒会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为从根源上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蒋胜男提出，“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期，做到买卖同罪；有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强奸等犯罪行为的，应数罪并罚，从重处理；协助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为被拐卖妇女、儿童而办理结婚、户籍登记的，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共犯论处。”

她说：“我们在司法上对犯罪者进行了部分惩治，但是我们对受害者的安置救助还远远不够，甚至有一部分受害者被解救后，又逼不得已回到侵害她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蒋胜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网络村村通”之后，一些农村女性在网上书写自己的遭遇，在这些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叙述中，能够看到她们真实的心声与怒火，“其实没有人愿意回到那种被侮辱、被摧残的环境去，很多时候她们是无处可去。”

因此，蒋胜男提出“推进全国多部门联合打拐行动及后续救助系列工程”的建议。

包括将打拐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平安建设的考核范畴；

开展普查普救与长期监测，将传统情况严重的拐入地、近二十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重男轻女情况严重的地区列为重点普查普救区和长年严重监测区；

为受害者重新安置户口、学籍、工作建立绿色通道；

受害人精神残疾者，应联系其亲人，在其原籍精神病院进行收治，不得留在收买地精神病院，避免二次受害，等等。

“不能让被拐卖妇女‘社会性死亡’，解救之后还应该帮助她们恢复正常生活”，蒋胜男说，“即使不能回到原点，至少要给她们一个新的起点。”

围绕青年民生提建议

平时写作之余，蒋胜男喜欢和读者交流心得。

“我在网络上写作，跟很多年轻读者交流比较多，他们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就业、结婚生育，包括在婚姻中遇到的问题，是我最容易接触到的。我提的这些建议，其实也是围绕着他们人生去考量的。”蒋胜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两年前，就有网友给蒋胜男写信，希望她可以关注就业年龄限制的问题。

蒋胜男也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行业结构出现动荡，企业进行减员、裁员，让许多正值盛年的从业人员在二次就业时，受到“35岁门槛”限制。

而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从大学毕业到35岁，经过数年的职场磨练，正处于年富力强之时，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另一方面，35岁也是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不少人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车贷，“35岁门槛”会加剧他们的职业压力和生活焦虑。

·漫画：35岁的危机感。（新华社）

“事实上，很多人做出事业来都是在35岁以后。若仅用一条年龄限制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更是人才的极大浪费。”蒋胜男说。

因此，她连续两年倡导全社会招工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建议政府对35岁年龄限制情况的改变作出表率，逐步开放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

她认为，目前公务员招录体系十分严格完备，放宽年龄限制并不会让能力不足者进入。恰恰相反，可能部分岗位招录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更能够扬长避短，更好发挥为人民服务的职能。

蒋胜男还注意到，国家开放三孩政策以来，各省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包含延长产假、陪产假，新增育儿假等规定。但目前产假和陪产假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增加女性的假期。这加剧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使得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

针对这一现状，蒋胜男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相关假期规定，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

“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目前的产假实质上默认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为了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蒋胜男解释，这一时长参考了女性的产褥期是42天，正是非常需要配偶照顾的时期。

连续5年推动知识产权保护

今年是蒋胜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五年。

身为网络作家，5年来，她一直关注并致力于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议题。

·蒋胜男

2018年，蒋胜男首次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全国两会时，提出“保护原创，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建议。

在为完善建议以及后续推行做准备和调研的过程中，她咨询了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了解到我国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极度匮乏，大量作者签合同时无人可请教、无人可求助。

特别是随着生活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正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

当时，蒋胜男在调研后发现，只有少量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专业，且大多“偏重法律轻运营，偏重学术轻应用，偏重理论轻实务，偏重一律轻特色”，呈现出“学难致用，供需脱节”的瓶颈。

因此，她在2019年提出“推进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建议。当年3月，来自多所高校的多位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学者给蒋胜男寄去一封联名感谢信。

他们在信中写道：“您的建议给了我们这些多年工作在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岗位上的老教师极大的鼓舞，您说出了我们的心声，点明了我国当前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一大瓶颈，提出了解决疑难问题的优化路径。我们感谢您，我们支持您，我们希望关于设置知识产权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的建议能早日落地。”

不久后，知识产权人才被纳入人事劳动部职称考评系列。

此后两年，蒋胜男又相继提出“推出著作权制式合同”“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依据著作权法规定严格落实编剧署名权及名次权”等建议，为解决作者和平台之间常常出现的矛盾纠纷、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持续努力。

蒋胜男说：“目前，网络上仍存在很多传播盗版侵权内容的非法网站和应用，多年来作家群体尤其是网络作家对此现象既愤慨又无奈。很多作家反映，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自己的作品，排名前几位的全都是盗版网站，正版网站则被湮没在海量盗版网站中。甚至有的盗版网站都有盗版了。”

面对这存在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顽疾，她今年提出“加大力度打击网络盗版现象”。

同时，基于全国近半省份已成立省网络作家协会，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蒋胜男再次呼吁“尽早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让协会起到引领各地网络作家协会的作用，以促进网络文学健康有序发展。

回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5年，蒋胜男深有感受。

从第一年感到信息量大到“爆炸”，到如今围绕女性权益、青年民生、知识产权不断发声，并逐年补足，她觉得自己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提高，不断打破刻板印象的过程。

“当一些以前没有被看见的问题被推到面前，我们就要为之发声，因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我们也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蒋胜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