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310-1330年间埃及或叙利亚制造的的玻璃瓶,采用了宋元瓷花尊的造型(现藏美国科宁博物馆)
南宋文人记载了听闻到的一则轶事,然而,在时代更早的阿拉伯史书中,已然出现了梗概相同的故事,这样的事情谁能想到!
几年前,我注意到中国传统酒具中有一种酒杯,且称为“显影杯”。那种酒杯当杯中无物的时候,杯底没有任何图案,然而,一旦注入液体,杯的底面上便赫然显示出鱼、蝴蝶、美人等影像,有如变魔术一样。
戴念祖先生《文物与物理》“透光镜之谜”一文为我们破解此般酒杯的神秘:古代工匠是巧妙运用了光学原理,在杯底上加装一个凸透镜,即一片球面的水晶片或透明玻璃片,在镜底与杯底之间则水平地夹置一页绘画,画面上描绘鱼、花卉、美女等任意选定的图案。当空杯时,夹嵌画片在焦点之外,图画的呈像在人眼一侧为实像,人眼不易看清,结果就造成了杯底无物的幻觉。
一旦将酒或其他饮料注入杯内,由液体形成了一个凹透镜,与固定在杯底的凸透镜结合成为一个凹凸相接的复合透镜。这时,嵌画进入复合透镜的焦点之内,其成像是在杯底一侧的放大的虚像,人眼可以清楚看到。待到杯中酒饮尽,复合透镜自然解体,放大的虚像也随之灭迹,人眼便看不到嵌画上的形象了,这就让人感觉像是杯中的形象忽然消失了一样。
从文献来看,传为五代人陶榖所著的《清异录》“盏中游妓”一条,是时代最早的相关记录。从那以后,历代都有零星的记录,一直延续至今(可参见本人《鱼影杯与蝴蝶杯的秘密》一文)。
南宋文人王明清《挥麈后录》里记录了一则“往事”,是以有同样视幻效果的宝器为引子,情节却特别黑暗。事情的过程颇为复杂,大致是:
北宋宣和年间有个茶叶商人郑良,通过巴结太监,居然把“广南转运使”这样一个肥差搞到手,成了负责广州进出口业务的高官。广州的一家富户拥有一件宝物,是个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郑良想出高价买下那盆,但富户却把它卖给了一位“蕃舶”——拥有海船、从事印度洋贸易的外国商人。这位商船主虽是异域血统,却起了汉名,叫曾讷。从通篇情节可知,他与包括兄弟在内的家人定居广州,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甚至政治形势都很熟悉。郑良便向曾讷讨要,后者编个借口推脱说,玛瑙盆已经进献给宋徽宗了。没想到郑良借题发挥,上奏朝廷:曾讷私藏宝物,奢侈程度僭越天子。宋徽宗降旨追究,在郑良罗织之下,曾讷家族覆灭,他本人亦遭流放。到了靖康元年,宋钦宗即位,曾讷获得赦免,他意识到此时是翻盘的时机,便进京击鼓鸣冤。结果监察御史陈述明原本奉旨追诛蔡攸,宋钦宗便让他代替郑良的职务,并对后者展开审讯。陈述明趁机对郑良严刑逼供,导致其身亡,棺木停放在佛寺里。不久,陈述明不法行为暴露,贬官赴职途中,到佛寺内借宿,居然撞见了郑良的棺木,惊吓之余发病呜呼。于是,他的棺木被停放在郑良棺木之旁,二者相伴,长久无人来认领安葬。
事件的信息量很大,其重要背景之一乃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州作为印度洋贸易中最大的港口之一,成了悲剧的舞台。出场人物都极有特色,当了进口贸易专员的茶商,深谙宋朝国情的异国巨商,权势无限的太监,阴狠残酷的监察特使,这四人在人物设定上的张力,简直像是欧洲戏剧盛期时的舞台角色,精彩地完成了现实主义对“典型人物”的要求。他们之上则是蔡京父子、宋徽宗、宋钦宗,像是背景上的影子,影响着前台人物的一举一动。王明清的笔调很清楚,一则展示宋徽宗的昏聩无道,展示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恶人当道。二则是以佛家的态度,叹息人受物欲控制,受恶念驱使,叹息命运无常,一切终归荒凉。
王明清笔下,整桩事件过程完整,出现其中的人物都有名有姓,而且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显得是一桩真实事件。然而,奇妙的是,阿拉伯史学家马苏第《黄金草原》讲了类似的事件。
马苏第是公元十世纪上半叶的旅行家和史学家,出生在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他留存至今的《黄金草原》是一部恢弘的世界史,气势撼人。该书第十五章详介中国,其中用很长篇幅讲述了一则传说,大致是:
撒马尔罕的一位商人携带大量货物南下到达巴士拉,然后乘船航行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中国“国王”特派的太监传见外国商人,他出的报价,那位撒马尔罕商人认为太低,于是发生了激烈争执。太监就下令对他折磨虐待,强迫他接受低价。而商人立刻动身前往西安府申诉告状。接下来的情节将中国描绘得十分理想化,还充满具体细节。总之,国王召见了商人,又命令宰相等高级官员分别了解广州方面的实情,最终召回太监,解除他的职务并给以惩罚。然后国王恩遇撒马尔罕商人,让他回广州,并且允诺:如果商人出高价出售他的物品给国王,则龙心大悦;如果商人想要留着商品自行出售,也随他的意;只要商人愿意,就可以居留或者去他想去的地方(耿昇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82-184页)。
可以看出,马苏第记录的撒马尔罕商人的遭遇,与王明清笔下的曾讷故事,主要情节一样,都以广州为事发之地,都有异国商人奔赴京城告御状的关键环节,还都告成功了,中国君主亲自下圣旨追查案情。但两位作者的心思却截然相反,马苏第的用意是介绍,在唐末的乱世之前,中国的“古国王们有着一套正常的治国制度,在他们所作的公正判决中受理智的支配”。他呈现的中国,简直罩着梦幻的玫瑰色。
但,不管怎样,在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巨著中记录过的传闻,竟然又出现在中国文人的笔记里,而且前者早在十世纪上半叶,后者则是到了十二世纪,中间差了二百年。这一情况说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远比我们所知的更为活跃,更为丰富,文明在亚洲大陆上发展,也在亚洲大陆上流动,相关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等待开拓。
作者:孟 晖
编辑:安 迪、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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