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观察丨奶奶和她的煤油灯

记忆中，奶奶家里有一盏煤油灯。油灯很精致，有一个碗底儿大小的底座，从底座往上渐渐收缩，像紧紧勒了条腰带。腰身往上开始往外鼓肚子，肚子鼓到最大再收缩，便到了瓶口，是点灯芯的地方。瓶口之上又对接着一个下面直中间鼓开口阔的玻璃瓶，灯火在里面闪烁，但很少有油烟。整盏油灯蓝莹莹的，自上而下贯通着细密纹路，像条绒布一样，奶奶总是把它擦得非常明亮。

油灯里的油总是满的，灯也总是亮着。爷爷一手拿着一支尺把长的旱烟锅，一手从腰间别着的旱烟袋里掏烟叶，每次只取一丁点儿烟叶，用食指和拇指使劲儿一捏，捏成碎末儿，摁到烟锅里，靠近灯口，点着了，吸上一两口，将烟灰在炕沿上磕掉，再重复。奶奶好像从没感觉到烟呛，只是蒙头干活儿。要么拿扫帚扫地，要么绕线团儿，要么纳鞋底儿，要么缝补衣服。那时我刚刚上小学，村里还没有通电，无数个沉寂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小孩子对干家务活儿，自然不感兴趣。但对吃的，精神头儿可大了。记忆中，奶奶在油灯下和面揉面蒸馍馍蒸花卷儿，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蒸出的馒头和花卷儿总有一种淡淡的黄色，稍稍有股碱味儿，和妈妈平时蒸的那种单纯白色的馍，口感有很大不同。最令人向往的是，奶奶会在油灯下烙锅盔。和电视上那种用粗粗的木杠压成的完全不同，奶奶是把面和好后，用擀面杖使劲儿擀面，把面团擀开了，揉起来，再擀开，再揉起来……直到揉不动也擀不动时，便开始烙了。灶火点着了，锅底感觉发烫了，奶奶便拿起油壶，沿着锅沿儿稍稍浇点儿胡麻油，等整个锅底都涂满了油，便将圆圆的面饼放到里面，左右上下不停地烙。感觉油被吃尽了，再略微浇些油，再不停地烙。这个时候，不管奶奶烙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在等。一直等到烙熟了，满屋子芬芳四溢，奶奶将锅盔切成一块一块的，我们每人都吃了一块时，才会睡。

再后来，村里通电了，很多人家的油灯没了下落，但奶奶的油灯还在。因为爷爷抽旱烟的习惯一直没改，他不喜欢划火柴点旱烟，也不喜欢用打火机，他说在炕头上就着油灯抽旱烟的感觉，最舒服也最熨贴。我刚上初中时，爷爷奶奶都瘫痪了，爷爷还能讲话，奶奶连话也不会说，只有一只手会动。刚开始，奶奶还比较平静。到后来，爷爷去世了，奶奶的情绪就不太稳定了。最早，说好由二爹和我家帮大爹种地，大爹大妈负责伺候奶奶。大爹大妈伺候了一年，说每天困在家里太闷了，还是大家轮流伺候吧。我上初三那年的寒假，正好轮到我家。奶奶离不开人，冬天太冷，外面也无法活动，我就在屋子里一边读书，一边照料她。

刚开始，并没有感觉到奶奶的烦躁。她知道自己事事都要麻烦别人，所以一般不吱声，只是静静地坐在炕上，默默地看我读书。时间久了，她会“呀呀”地叫几声，若是用手往嘴唇边比画，就知道她是渴了，桌上有暖壶，帮她倒少半碗水，放在炕沿上，感觉不烫了，便端在她手边，她便用那只还能动的手将碗端起来，喝几口再放下。肚子饿时，奶奶倒是从来不叫。家里人一般煮面片儿，当地叫揪面，舀上一碗，端来放在奶奶手边，奶奶便用汤匙一勺一勺地舀着吃。奶奶的饭量很小，一般只吃小半碗，很少再加。等奶奶吃完，我将碗和汤匙收了，用抹布将塑料油布上淋洒的汤汁擦了，再去看书。不知看了多长时间，她又会“呀呀”地叫，这时不再用手比画，我知道她是要上厕所了。那时的农村，自然没有抽水马桶。奶奶不能站，也不能蹲，自然也无法去外面上厕所。四爹给买了一个坐便器，可以坐在上面解手。我就到外面的院墙上，把坐便器取回来，放在炕上，把奶奶抱起来，帮奶奶把棉裤脱了，再把奶奶放在坐便器上。若奶奶是小便，便帮她穿上棉裤，再开门将便溺倒出院墙外。若是大便，就要屏住呼吸，撕几张卫生纸，帮她擦了屁股，再将坐便器在院墙上磕几磕。磕尽了，舀一瓢水冲，冲干净了，再放在院墙上。

后套地区的冬天很冷，如果在室外用湿手摸铁门，手会粘在铁门上。不能着急，要等手掌的温度慢慢把那层冰融化了才行，不然会撕下一层皮。现在想来惭愧，不知那个不锈钢做的坐便器，在院墙上放了那么久，奶奶坐在上面，会有多么冰冷。也有可能进出匆忙，门也忘了关，三九寒天，不知向屋子里灌进去多少寒风。怪我那时太年幼，不懂得心疼人。晚上，奶奶很少喝水，也很少起夜。我趴在桌子上做练习题，她坐在炕上看我。不知什么时候，奶奶已经斜躺在炕上睡着了。那时用的是柴火炕，也是锅连炕。有时煮猪食，有时熬甜菜糖，快过年时会煮猪头猪蹄子羊头羊肚子牛头牛肚子。什么也不煮时，就烧一锅开水，水也滚了，炕也热了。我和奶奶的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开春的时候，母猪会下猪娃。每次能下十几只，每只都长得非常健壮，往往未到满月，猪娃便被邻居预订光了。但有一样不好，这头母猪的身子太沉，翻身时稍不留神就将猪娃压在身下，三两分钟，便窒息而死了。每有猪娃被压死，妈妈就非常悲伤。因为那时除了庄稼外，卖猪娃是家里最大的收入来源，春种的化肥地膜、夏收的农机柴油、入秋的换季衣服、冬天的炉子烧炭，还有很多开支，包括我们的学费，都要从这里出。弟弟妹妹小，他们抱不动奶奶，但是看猪可以。有时我也去看猪，没人在身边，她也会“呀呀”地叫，我知道她是怕没人，就在院子里应一声。听到人声，她就不叫了。

有一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停电了。屋子里停电了，猪窝里也停电了。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一支蜡烛。刚点着一会儿，听到猪窝里有叫声。赶忙用手护着烛火，小跑到猪窝里。发现一只小猪的脑袋露在外面，身子被母猪的肚腩压住了，正“吱吱”叫。赶忙将母猪的肚腩翻起，将小猪从它身下扯出来。妈妈也小跑过来看，说幸亏发现快，不然又被压死了。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全家人轮流看猪。可是奶奶这时却不安生了，总是不停地“呀呀”。问她喝水吗？摇头。问她要解手吗？摇头。问她吃东西吗？也摇头。有过年亲戚拜年带来的一个蜜橘罐头，打开了，她也只吃几口，还是不停地“呀呀”。整晚黑灯瞎火，也不是办法。我找来一只碗，从瓮里挖了些猪油，再用旧棉花捻了根灯绳儿，划火柴点着了。一灯如豆，屋子里多少有些亮光，奶奶也不再“呀呀”了，又斜倚着睡了。

村子非常偏僻，在河套平原与乌兰布和沙漠的接壤部，不通邮，不通电话，不通公共汽车，只通电，还经常停。大爹住在村外，是他自己砍树栽电线杆子，才从变压器上拉过一根线去。内蒙古高原上的风大，不是杆子倒了，就是线断了，三天两头，总是停电。第二年暑假，奶奶的身体更瘦了。把她往坐便器上抱，感觉像小孩子一样，轻飘飘的。另外，感觉她对别人的依赖也更强了。只要她一个人在屋里，她就“呀呀”地叫。有一天，黄昏时分，大人下地干活儿还没回来，圈养的几十只羊齐声叫唤起来。往日都是父母从田里割了草回来喂，现在是提早饿了。拿起树铲，在就近的几株杨树上铲树枝，没想到，这群羊饿疯了一样，一捆树枝树叶撒进去，三口两口吃光了。没办法，我只好拿起镰刀，到田埂上割草。还没走出院门，奶奶便叫喊起来。返回屋子，问奶奶要干什么，她一句话不说。于是我再捡起镰刀，向外跑，才割了几镰刀，又听到奶奶喊了。把草扔到羊圈里，再跑回屋子里，问奶奶怎么了，她还是一句话不说。此时，那群饿羊也发疯了，一个比一个叫唤得凶。我不耐烦了，冲奶奶大喊起来，不要叫了，羊也叫，你也叫，我只是给羊割草，又没走远！奶奶不会说话，但听力还是很好的。我说的话，她显然明白。但看看奶奶满头白发和连年被病痛折磨的瘦弱样子，我又心疼起来。我知道，奶奶只是在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她知道家里困难，从来都不说病痛。瘫痪的那些年，她“呀呀”叫着，也只是说想喝水或想解手，从来没说过想吃药或者想上医院，甚至也从来没说过想吃东西，只是在家人煮熟饭了才吃。看她无助的样子，我搂着她的肩膀，哭了。问奶奶，想不想吃东西。奶奶脸上没表情，但眼里闪着光。

过年时亲戚带来的罐头还有一个，也是蜜橘的。我急忙打开躺柜，把罐头取出来，三两下，把罐头拧开了，用汤匙给她喂橘瓣和罐头瓶里的糖水。奶奶吃了几口，不吃了，情绪安定下来了。我对奶奶说，羊真的饿了，我去外面割捆草，很快就回来。奶奶脸上没表情，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我出门后，奶奶没再喊。

到了晚上，大人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了。妈妈煮了面片，我端给奶奶，奶奶一口也没吃。我看奶奶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拿堂弟的照片给她看，她看了看，也不再看了。往日，她看到堂弟照片，总是乐呵呵地笑，可是今天不知怎么了，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看奶奶没食欲，我把剩下的蜜橘罐头拿过来喂给她，她也不吃。第二天就开学了，我要去远在千里之外的首府读书，着急收拾行李了，忘了当晚有没有电，灯有没有亮着。

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背着包出发了。车是父亲从邻村约来的，知道我开学，特意从村子里绕过来。和奶奶告别，奶奶脸上还是没有表情，眼神很黯淡。后来我很后悔，如果早有预料，那天我就不应该走。到了学校，收到弟弟写来的信。就在我出门的那天中午，奶奶不行了。她坚持要回老屋，老屋距离我家有三里多路，那是爷爷当年盖的，爷爷就故去在那里。爸爸背着奶奶往老屋走，说在半路上，奶奶就没有呼吸了。奶奶一生无求无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赶回老屋，我知道原因。那是因为老屋里有她和爷爷，有爷爷抽烟她照明的灯火，还有那盏她擦得锃亮的煤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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