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与通路：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对戴维·莫利教授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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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长聘教授。

本文系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年度项目（基础研究）“物质转向与流动性：传播学发展新的内容、范式和向度研究”（项目编号：LJC202015）阶段性成果。

一

传播研究的历史和语境：

去媒体中心化和对小果论的批判

王鑫（以下简称王）：莫利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在二十年前我就开始拜读您的著作，首先向您表达我的敬意。从《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到《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再到《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您向我们展示了您学术研究路径的接续和变迁。特别是您的新书《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已经显现出清晰的传播地理学的研究旨趣和内容。我想先从您的新作问起。

戴维·莫利（以下简称莫）：我对当代媒介和传播的研究非常不满，因为我认为它们重新落入了媒介效果论这一简单概念的窠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论证媒体并不会直接或可预测地影响它们的受众，因为受众以不同的方式接触技术和媒体，这种方式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素养等。不幸的是，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领域的很多人都被这样的观念所迷惑，即数字或新媒体比之前的任何东西都要强大得多，它们实际上对用户有直接的、必然的和可预测的影响。这很奇怪，因为说这句话的人通常在其他方面都很老练。他们通常对各种问题都有一个复杂的理论立场，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依旧沿用着老旧的模型，即科技对未来有可预测性的影响。事实上，我认为整个领域已经重新陷入了那种乏味的理论，即媒介研究不过是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考虑媒体和技术。例如，在学者伯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简单地对媒体进行哲学思考，并假设通过哲学思考的过程，可以定义任何特定媒体的本质，并基于此预测其效果。问题是，斯蒂格勒还有其他人，例如，我在金匠学院的前同事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所做的也只是对技术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糟糕的、毫无帮助的方法。当然，讨论“新”媒体、最新款手机以及最新的技术迭代看起来很时髦。它乍一听是至关重要的，很前沿，很现代化的，但只要你假定其效果立竿见影，那它就一文不值。这些学者说，数字技术比我们曾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强大得多，我们必须另眼相待：尽管其他技术都受到语境和不同受众使用情况的影响，但他们表示，数字技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可以预见它们的影响。

当然，这是完全愚蠢的。这是每一代人对当代最新技术的一贯看法。人们这样描述印刷机、电影，也这样描述广播和电视。总有一天，这些数字“新”技术会像我们自己现在所习惯的所有技术一样乏味。当代学者们似乎没有读过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所撰写的《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这种历史著作。他们似乎没有领会到，要理解当代技术，也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此外，我们要认识到技术并不具有内在的决定性影响。相较于英国，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为例，我们马上就能认识到，技术本身并没有自动和可复制的发展路线，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意味着这些技术被用于不同的目的。多年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谈到过“技术是如何被其发展的社会，法律，经济和政治环境所塑造的”这一观点。

这就是我为何开始对这一系列问题产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目前看来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所熟悉的许多媒介和文化研究工作，仍然以欧洲为中心，并且建立在许多只适用于西方世界特定领域的假设的基础上。因此，当我撰写《传媒、现代性和技术：“新”的地理学》这本书时，影响我最深的是人类学家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的著作，我很喜欢他的《信号和噪声》（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重建媒介研究论，试图从适用于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的假设开始，而不是从可能适用于伦敦、纽约或北京的假设出发。这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在足够长的时间中，地理在何种程度下并非可有可无的“偶然”因素，它让我意识到地理是构成媒介和技术发展的形式。

王：技术改变我们对时空的理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您却把关注点投向哪些“原始”的、“笨拙”的，看起来很不像“媒体”的物质基础设施，促使您开始这些思考的原因是什么？

莫：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其本身而言，关于科技的研究是否有意义。另一个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与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合著了《认同的空间》（Spaces of Identity）一书，这本书是关于世界可能发展的方式。一种假设是，这些新技术具有内在的特性，意味着它们将使所有社会更加民主，不可思议的事情肯定会发生。这个假设是通往全球化未来的一条路，未来将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藩篱、没有国家的世界，它在虚拟和实体领域都具有完全流动性的世界。世界是流动的，现代性是液态的。你可能因为年龄太小，还不能记住那个时候。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es Fukuyama）谈到了“历史的终结”。他似乎很清楚，资本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很明显，当我们审视今天的世界时，看到所有这些想法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全球化正在我们周围破裂，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无处不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流动性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唯一完全具有流动性的人是那些有钱人，他们的信用卡使他们无论在哪里购物都受到欢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拥有良好的网络环境。他们连接虚实，移动自如。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会如此，他们越来越穷，越来越困在原地。

在某种程度上，我坚持要重返一些看起来很过时的争论。人们过去常谈论所谓 的“数字鸿沟”，但他们仍然认为技术会渐渐普及。但这永远不会发生，即使它真的发生了，也不一定会产生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结果。所以我对因地制宜地思考媒体和文化的方式很感兴趣，而不仅仅关注像北京、东京、德里、迪拜、罗马、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和洛杉矶等富裕城市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横跨世界）。这是一个属于财富、优势、技术先进性和技术连通性的特权地区。拿起一张世界地图，看看主要的航线走向：它们都遵循完全相同的航线——东京、北京、德 里、迪拜、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就像一条全球高速公路。这是主要的全球航线，所有的航线飞行都有自己的准则。如果你在西非国家，沿着旧帝国开辟的路线走，去一趟巴黎然后再回到邻近的西非国家，通常比穿越非洲大陆要快得多。这就是建立这些交流途径的目的，它们是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建造的，现在仍然保留着这种结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看看互联网运行线路和电缆的建造，这一切都是沿着旧帝国的路线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一书中，我坚持将传播的实体和虚拟形式都考虑在内，将物质流转和虚拟联通结合在一起。

二

传播地理学或者其他：

从跨学科视角关注传播研究

王：在您的最新著作中，您的目标是重新定义传播。就像您说的那样，传播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其他方面，但现在当我们谈论传播时，我们仅仅关注到媒体。在您的书中，您想回到传播的最初的意涵上，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地理学被认为是一门非常单调的学科，既不时髦，也不有趣。并且长期以来，对计算机行业的宣传都是基于“地理学已经过时了”这个荒谬的观点之上。我们被告知，地理在未来将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将在虚拟世界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哪里根本就不重要了。但是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一个人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在虚拟世界交流的特权。最近我看到的一项关于虚拟连接的研究是在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低收入群体通过网络进行注册登陆，进而获得各种福利以及社会服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的电话费用，更不用说高昂的网络费用，他们根本无法承担。所以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最终选择步行去到当地政府来办理，因为虽然他们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但他们有很多时间。所以他们最终完全依赖实体形式，依靠步行到达目的地，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来办理。因为不管怎样，即使你选择拨打政府的热线电话，也会处于永久的等待之中。在这一漫长的周期中，信用卡额度会用完，或者你可能没有稳固的网络服务。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到达的便捷程度。

这段时间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叫做“等待的政治”。一个人花在等公交车、等医生预约、等别人接电话、在机场排队登机的时间，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如今，流动性是造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特权阶层才有机会进入机场的快速通道，或者能够当场快速见到医生。不久，在英国，富人和其他大多数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富人可以花钱去看医生，而其他人却没有这项权利。他们最多只能通过视频或电话问诊，医生再根据他们对症状的描述做出诊断，这将是获得医疗服务的次等形式。因此，技术远不是所标榜宣扬的伟大的民主化媒介，而是造成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当然，获得医疗服务机会的减少对人们是不利的，我们的健康得不到保障，生活变得困难起来。因此流动的减少是人们贫困的特征，并且这将恶性循环，引起更严重的贫困。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流动。理想情况下，我们打电话进行预约，并迅速到达医院，让医生当场检查我们的身体。但实际上，这只是熟练运用互联网并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富裕阶层的特权。不幸的是，这个过程涉及的政治问题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会有所不同。跨学科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你没有掌握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一整套学科的知识，你就不能理解传播和运输领域内的知识。

王：媒体和地理的结合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您认为它对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有何意义？它对未来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发展有何影响？

莫：正如我所提倡的，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跨学科的。作一个类比，许多人类学家会说，人类学是民族志，否则它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核心。同样，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不幸的是，跨学科在英国的媒体研究中已经完全过时了，某种程度上在北美也是如此。问题是，在英国一直是这样的，在新的绩效管理系统引入大学的二十年中,一个部门只有在政府五年一次的评级中获得高分才能够得到五星评分，有一点像米其林餐厅的评级。为了获得五星评级，该学院必须发布大量被认为特别有价值的作品，但评估的标准正变得越来越保守。因此，根据一个学院有多少教师在最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来评估这个部门，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是，那些被认为最有声望的期刊都是最传统的期刊，它们往往属于单一学科，比如《英国社会学杂志》。跨学科期刊，比如文化研究期刊，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低端的刊物，仅仅是因为它们创刊的时间不长。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跨学科的研究减少了。

更糟糕的是，传统的传播和媒体研究仅仅关注新闻和时事之类的内容，实际上过分强调并限制了研究材料的种类。因此，那些研究肥皂剧、情景剧或“低级”的流行戏剧的人被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些内容并不重要。文化研究创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一领域内，我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让“低级”的大众电视和电影受到重视。我做的全国观众研究，是一项对被认为不重要的“低级”的流行电视杂志节目的研究，但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它在电视节目设置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悲的是，最近我的同事们再次将研究重点放在新闻时事上，因为他们认为，考虑到社交媒体所谓的“民主”性质，这个领域将实现重大的政治变革。这样大家的研究内容又再次回到传统媒体，如新闻时事和信息节目。每个人都痴迷于真新闻或“假新闻”，以及什么是政治等过时观念。因此，文化研究所扩展的研究领域已经逐渐缩小，人们又回到了过分强调传统媒体的状态，特别是对新技术在改变传统媒体中发挥的作用。

三

建立关联性：传播研究的物质性与流动性

王：正如您关注汽车、手机、集装箱等媒介，现在很多中国学者都关注城市、地铁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等。你如何理解传播学中的“物质转向”？

莫：在受众研究领域，关键的一点是要意识到你无法理解受众对媒体的消费，除非你理解它的消费背景。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and Domestic Leisure）的第二版中，我开始和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在他们通常看电视的位置交谈。我开始意识到与其笼统地谈论观众，还不如理解家庭的物质和文化背景，将其看作消费过程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书的研究中意识到性别是关键问题。很明显，书中采访的女性作为母亲，与丈夫相比，她们和家庭的联系是不同的。对女性来说，家是工作场所，也是照顾孩子、做饭和打扫的地方。除非你先了解他们与家庭的不同联系这一前提，否则不可能理解男性和女性对电视的不同看法。这也让我思考了建筑的问题。

然后我开始研究住宅及其结构对景观的双向影响。但同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展的美国电视的“实验”阶段，一开始，电视并不是切实可行的媒介，因为它不能吸引女性来收看广告从而使商家盈利。问题是女人们都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所以没办法在做家务的同时看电视。建筑师开始重新设计住宅，这种住宅的新特征是“遍布式休息室”。这样，女性也能在做家务的同时看到电视了。传统住宅阻碍了电视消费，因此建筑师们通过重新规划，将厨房和客厅连接在一起，让看电视变得更加方便。这是一种在家庭的物理结构与观看实践之间的非常有趣的互惠发展。

由此我开始思考国家的象征符号是如何通过媒介在整个文化中传播的，而这个国家的成员也在国内四处旅行，消费这个国家的象征符号。所以我们必须同时考虑流动性的实体以及虚拟形式。同时还要考虑在这个属于移民和流动性的世界里，观众怎样使静止变成一个非必要条件。

回到我一开始说的话，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很多关于全球化和科技以及它们在新的虚拟世界中如何运转的讨论，就好像全球化完全由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组成。当我看到艾伦·塞库拉（Alan Sekula）关于集装箱化的作品时，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哪。他点醒我全球化的关键维度是它的物质维度，通过集装箱运输系统，产生了全球贸易的基础。如果没有集装箱所降低的运输成本，全球经济就会崩溃。现在，我们有一个长途供应链，你可以在墨西哥制造汽车轮胎，在德国制造化油器，在挪威制造大灯，再拿到巴基斯坦组装。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生产形式，它完全依赖于航运、集装箱化和运输成本的降低。当然，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完成了一个实体和虚拟的循环。因为事实证明，集装箱运输价格的降低是因为船只在港口的时间大大减少，是什么让装卸过程大大加快？那就是计算机技术，它让起重机操作员知道你应该按什么顺序移动哪个集装箱以便装卸。所以，在这方面，我试图把大宗商品、贸易和物的流动性问题综合考虑，这就非常物质性了。

这是一个实体过程，因为它依赖于装卸过程的计算机化。所以，技术仍在其中分守要津，但不能孤立地理解它。我试图观察线上和线下，虚拟和实体的地理是如何衔接的。那些只提到虚拟部分的，比如云计算，听起来非常空灵。但人们逐渐意识到，云计算依赖于大型数据场的存在，数据场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实体构造，向大气中排放各种温室气体。像托比·米勒（Toby Miller）这样的人在认识这些新技术的生态维度和复杂性中有重要地位。在西非的某些地区，丢弃的电子垃圾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旧电脑、旧电视大量地从世界的发达地区运抵第三世界，并倾倒在泻湖和垃圾场中。即使是最现代的技术也离不开物质的维度。如果没有锂电池，手机就一文不值。锂和其他重要成分来自扎伊尔的矿藏，中国主要控制的则是稀土矿产。它们是创建和运行这些新技术所需要的实际材料。问你一个实际的问题，你手机上的电池是什么样的？续航多久？

王：五到六个小时（我的手机有些旧了）。

莫：那么，你一直在找插头，对吧？这就是我所说的关于电力结构的“冰山一角”。没有常规的电力供应，你就用不了手机，因为你需要随处可见的插头。这些移动技术完全依赖于隐藏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在西方谈及城市的概念，如果我问人们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他们通常首先提到能定义城市的一个东西——是摩天大楼、高楼大厦，这就是一个城市中很普遍也很有代表性的事物。但如果你有高楼大厦，你就必须有电梯和自动扶梯。电梯需要持续的供电，假如人们被困在电梯里，那就是一场灾难。一个“正常”的城市必须有良好的电力供应，但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恒定的电力供应，他们也永远不会有。也许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混乱，未来我们西方国家也保障不了稳定供电了。有一个叫特雷弗·贝利（Trevor Bailey）的人，是位英国发明家，他发明了一个封闭式手机充电器，你可以手动操作，所以它不需要供电。在非洲农村，这是最具革命性的发明。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物质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比如电力供应的基础设施。没有人注意到它，但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它必须是传播研究所关注的关键部分。

四

虚拟和现实：

传播研究中的新旧技术与身体问题

王：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中，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认为地理学正在迎来“传播转向”。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相比，“传播”的概念 “更指向一个过程而不是某个对象”。所谓“传播转向”，不单关涉符号和表征，而是“一切与传播相关东西普遍成为地理过程中的要素，并决定着它们的样式和描述。”（Adams，2009：11）您认为您现在对传播地理学的关注以及重新定义传播的努力，与亚当斯在理论、方法以及进入问题的路径上是否存在着差异？

莫：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像亚当斯一样思考，尤其是在美国，包括杰里米·帕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有相当多的人从一个新的地理视角来讨论媒介的问题，这都很有趣，但他们往往只关心两个学科，地理学和传播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对我来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我认为人们也必须从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是，正如我说的，我自己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因为我不仅关注符号的功能，也关注物质的功能。当然，经济学对理解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经济学本身也依赖于各种形式的象征主义。事实证明，经济交易依赖于各种符号维度。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象征问题与物质问题的结合，同样也与技术相结合。技术使我能够完成实实在在的任务，比如阅读屏幕上的文字和图像等等，但一台关闭的计算机也有其符号功能。我桌上摆着一台相当新的笔记本电脑，如果这是一台旧电脑，即使它仍然能工作，它也会给出不同的象征意义。

我试图创立一种分析模式，它可以解决所有这些不同的问题。当然，这一模式需要跨学科的视角，其目的也是避免过度关注西方世界的富裕城市，甚至是新兴的东方富裕城市。我想找到一种超越这些眼光的方法，不过我仍然非常致力于实证研究。但关于人们究竟用手机或电脑做什么的实证研究很少，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只是推测性的、抽象的和广义的。我想从实证的角度更深入了解它们，人们如何与科技共生……人们又是如何利用它们的？

王：传播学研究的“语境主义”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遏制对技术“变革性”的夸大？不仅是要关注技术的改变和发明，还要关注在特定的背景下如何发生作用的。

莫：的确，我认为那就是语境主义能做到的。它能避免你对技术产生简单机械的理解，即它拥有不可抵挡的效果的本质。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及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方式的差异。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和法律背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回答为什么需要考虑语境的问题。

王：您如何看待技术带来的传播中的身体缺席问题？

莫：我认为无论是虚拟世界还是物质世界，身体的在场和缺席都是同一类问题。你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考虑它。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实体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某些区域只允许某些类型的人进入。所以，如果你去城市的某些地区，那里只有某些特定类型的人。例如，如果你想住在肯辛顿，你必须非常富有。如果你看伦敦，它是金融区，如果你要研究一下现在中午伦敦金融区有哪些类型的人，会发现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是如果我们晚上再回到伦敦，那里根本就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将会有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在做着清洁工作。所以在不同时间，城市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人。如果我们考虑广播，我们会看到某些类型的广播包含某些类型的人。问题之一是某些类型的人缺乏代表性。在美国，全国平等协会发起了一场大型运动，他们意识到黑人在美国电视广告中是缺席的。他们争论的其中一点是，这尤其伤害了缺乏榜样的黑人儿童，他们从广告中以及某些节目中黑人这一群体的缺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排斥的。相反，在特定的种类中，我们看到某些类别的人我们能称之为超可见（hyper-visible）。因此，正如你在英国电视上的园艺节目中不会发现黑人的身影，而会在犯罪节目中看到很多黑人一样。所以，我认为虚拟和现实领域的问题——以及哪些类别的人是缺席的、存在或超可见的问题，哪些空间，是现实或虚拟——都是需要考虑的相互联系的问题。

王：目前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比较活跃的领域和方向有哪些？

莫：在回答你之前的问题时，我认为现在英国的大部分传播研究都存在问题，并且正在倒退。我认为它也是技术决定论，过于关注技术本身。我认为，过度关注技术，使用了诸如mediation（中介）和mediatization（中介化）之类的模糊术语，是缺乏进步性的。这是技术决定性概括的一种潜在形式，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跨学科工作受到政府资助体系的重点打压，所以我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状况非常糟糕。实际上，我认为进行这项工作最有趣的地区是东亚。我认为由陈光兴和他的同事主编的《亚洲文化研究》（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是目前进行最重要的文化研究的期刊之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像内斯特·加西亚·坎克利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仍在创作非常有趣的作品，比目前在英国的作品有用得多。

王：最后一个问题，是和您自己有关的。从1970年代末到迄今，您的学术历程已经有40年的时间，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

莫：我从受众研究开始，然后开始思考人口统计学问题、媒介消费背景以及受众本身是静态的还是移动的问题。那引导我去思考物理地理学的问题。我一直致力于微观和宏观类型的分析，我一直强调，既要在宏观尺度上处理政治和全球化，也需要对生活环境的微观政治进行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一般来说，理论必须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这些关注使我从媒介研究，到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以及人口学和建筑问题，再到地理、历史和交通问题。如果考虑关键的政治变革，我们需要追溯到大约三十年前。1989年，匈牙利西部边境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他们向奥地利开放了边境围栏，并开始允许人们离开匈牙利。这是导致柏林墙倒塌的一个非正式的前兆，大量的人逃离了铁幕。西方评论家宣布，现在一切都将是幸福和辉煌的。三十年后，也就是2015年，匈牙利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南部边界修建了更坚固的围栏，以阻止从地中海来的叙利亚移民。那个想象我们的世界将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少管制和限制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和限制。我们现在处于保护主义、边境监视和安全的时期。这一切都将与人们想象的新媒体技术将在21世纪重塑世界的方式大相径庭，我的研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技术变迁中不断展开也将不断继续。

王：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的回答让我对当下很多传播研究的新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当然，也更了解您的研究宏愿和风格，感谢您给我的启发，谢谢！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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