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勇：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新视野

西周年代学是一个富有恒久魅力的学术课题。自汉代刘歆利用三统历和《武成》历日资料推考武王克商之年始，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代不乏人。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苦心孤诣、上下求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拟定的《西周金文历谱》（以下简称《历谱》）即是一项重大的标志性成果，把西周年代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历谱》修订与调整的必要性日渐凸显。在这方面，各种意见纷然杂陈。朱凤瀚对新出金文年历资料的及时推介和深刻分析，把《历谱》的修订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具有导夫先路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本文拟对西周年代学研究相关进展略作述评，以期有所助益。

觉公簋与西周早期年代的突破

觉公簋是近年公布的一件西周早期铜器，铭文云：“觉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意即觉公为妻姚作簋，时值王命唐伯为侯于晋，事在王二十八年。朱凤瀚首次公布此器时，提出“王命唐伯侯于晋”，有成王和康王两种可能性，但更倾向于成王。（《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周初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摄政，七年后致政成王。关于成王在位的时间，先秦典籍未见明确记载。西汉学者刘歆推得成王在位计三十年，不含周公摄政七年。周公摄政是否为一个独立的纪年单元，学界有不同意见。成王崩，康王继立，《帝王世纪》谓其在位计26年。工程《历谱》拟定成王在位22年、康王25年。不管觉公簋是成王或康王时器，都无法容纳觉公簋铭文所记时王二十八年。李伯谦、彭裕商等赞同觉公簋为成王时器，意味着成王在位时间需要修订。李学勤主康王说，也认为铭文纪年有助于工程《历谱》的进一步修正。（《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觉公簋为一件在香港私人收藏家处所见青铜盆形腹簋。其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双兽首半环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颈部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均有对称的兽首，兽首两侧各有两涡纹（正、背面共有8个），涡纹与兽首之间饰对称的“立刀形”纹（实际上是龙纹肢体变形），涡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棱纹；圈足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有对称的低平的双“立刀形”突棱，两侧各饰两个对称的勾喙变形夔龙纹（正、背面共有8个）；颈与圈足的纹饰带上下均界以凸弦纹。（郭飞/整理）

重订西周早期《历谱》，不只涉及某一王年，武王克商之年的时间定位才是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工程拟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过于倚重《国语》所载伶州鸠后推的“岁在鹑火”天象，又误判武王在位四年，可信度大打折扣。在西周年代框架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以公元前1045年（公历1月15日）作为商王伐纣之年似更合理。（参见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杜勇：《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这种微调仅供参考，觉公簋的发现却使问题显得严重起来。武王克商之年若不加修订，觉公簋铭“唯王廿又八祀”则难于妥善措置。故朱凤瀚《武王至康王年历表》拟定公元前1061年为武王元年，成王在位37年（前1058—前1022），康王26年（前1021—前996）。尽管他一再声明此表属于试验性质，实际上却是运用新的年历资料，对工程《历谱》进行修订调整的最早也最有根据的尝试。李学勤对《历谱》的修正意见是，成王在位19年（前1042—前1024），康王在位28年（前1023—前996），余仍其旧。陈久金坚决反对改动《历谱》所定武王克商之年，认为这是许多人认真研究和论证的结果，不能轻易否定。陈久金是工程《历谱》的拟定者，坚持原定年代框架，将成王在位年数调整为32年（前1042—前1011）、康王为15年（前1010—前996），觉公簋列入成王纪年。（《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为了压缩康王在位年数，陈久金把学界公认的康王二十五年小盂鼎并入成王历谱，方法不免失当，很难令人接受。王占奎近期新拟年表，将克商之年改订为公元前1029年，成王在位12年，康王在位28年，以觉公簋为康王二十八年器。（《西周列王纪年的构拟——宣王元年即BC826年方案》，《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3期）此方案所拟成王在位年代明显偏短，多有窒碍。近出清华简《金縢》称“成王犹幼在位”，与各种传世文献相印合。若成王在位只有12年，死时则不过25岁左右，其子康王继位必为幼童。然《尚书·顾命》等文献全无康王身为稚子继位的迹象。且成王卒年四月甲子入谱为三十日，与“哉（始）生霸”含义翩然相反。该年表又以作册夨令簋为昭王十五年器，亦与史实相远。

近出曾公编钟所记为成王时代之事，说明其铭中的“康宫”并非康王之庙。夨令诸器有“康宫”字样，且有周公、明保的相关活动，应为成世器，当非昭世物。（杜勇：《曾公编钟破解康宫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8日第5版）有的学者以为曾公编钟所记非实，或从类型学的角度坚持肯定康宫原则的正确性，（刘树满：《再论令方彝为西周昭王铜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10日第4版）尚须通盘检视相关资料，才能把康宫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过去学界对工程《历谱》的质疑，不少人主张采用古本《竹书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积年说。但是，依此将公元前1027年作为武王克商之年，不仅与《武成》《召诰》等相关历日不谐，而且需要大幅度压缩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代，致使不少金文历日难于入谱。觉公簋的发现再次表明，这条路可能是行不通的。

㽙簋与西周中期年代的调整

新见㽙簋对于修正《历谱》西周中期年代的必要性，也是朱凤瀚首先发现并详加论说的。（《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㽙簋铭文言称“显考共王”，是知时王为懿王或孝王。《史记·周本纪》说：“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此言孝王与夷王为叔祖与侄孙关系，不少著述采信其说。然孝王的王位来自侄叔相传，夷王的王位来自叔祖与侄孙相传，世所罕见。如此混乱不堪的王位更迭，历史上几乎无人怀疑，即使以疑古著称的清儒崔述也只是表示不解，结论仍是不可考究。

事实上，孝王并非懿王叔父，而是懿王之弟。这不仅有《世本》和《史记·三代世表》可以为证，而且《周本纪》也可能原本如此。《诗·大雅·民劳》孔疏：“《世本》及《周本纪》皆云……恭王生懿王及孝王”，说明唐代《史记》即谓孝王为懿王之弟。近出清华简《摄命》反映了这一事实。《摄命》开篇即云：“王曰：劼姪，毖摄。”此“劼”训嘉，与姪形成偏正结构。“姪”是女子对兄弟之子的称呼，此处当读为侄，指时王兄弟之子。“毖”依《说文》可释作“慎”，言伯摄做事勤谨。《摄命》篇中时王还以第三者口吻称伯摄为王子，知非己出，与前称“劼姪”相应。西周两代君王具有叔侄关系者，只有孝王与夷王见诸文献记载，可知《摄命》篇中的王为孝王，册命对象伯摄即是后来继位的夷王燮，“摄”与“燮”音近相假。孝王与夷王既为叔侄关系，则懿、孝二王当以兄弟行。（杜勇：《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以此观之，㽙簋言称“显考共王”，则“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不是懿王十年就是孝王十年。

然而，工程《历谱》拟定懿王在位8年、孝王在位6年，同样无法容纳㽙簋关于“唯十年”的纪年。若从懿王元年（前899）顺推10年，其月相历日也不相合。美国学者夏含夷运用一王双元年说，顺推12年为前888年，取丑正正月乙卯朔，甲寅先天一日基本可合。（《由〈㽙簋〉铭文看“天再旦于郑”》，《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只是这种双元纪年方式在西周金文中并无可靠证据，看不出相关纪元应有的区别，令人生疑。笔者曾拟孝王元年为前897年，顺推十年亦为前888年。不过这个证据不算有力，㽙簋的年代是懿是孝，尚可再做研究，但工程《历谱》关于西周中期的年代须加修正，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朱凤瀚《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一文指出，㽙簋的铭文发表于2012年出版的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编号为05386，该器为某私人收藏，器形图像未刊。朱凤瀚通过释读铭文记录王册命语中“今朕不显考龏（共）王既命女（汝）更乃且考事”句，认为时王即共王之子懿王。铭文既记王年为“十年”，则懿王在位年必不会少于十年。（郭飞/整理）

西周中期《历谱》的修订，受到懿王元年这一重要年代支点的制约。古本《竹书纪年》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自近人刘朝阳视作日食后，信从者众。工程通过天文计算方法确定这次日全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懿王元年的时间定位由此确定。朱凤瀚强调㽙簋为懿王十年器，实际是要突破《历谱》懿王元年的藩篱，否则不只㽙簋年历无法入谱，新近发现的一批高王年铜器如三十四年吴盉、二十四年簋、二十四年簋、二十四年簋等器，入谱也面临极大困难。因此，朱氏拟定穆王55年、共王35年、懿王20年、孝王3年、夷王7年，其中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907年。陈久金、王占奎坚持工程《历谱》对懿王元年的定位，㽙簋年历列入孝王历谱，新见高王年铜器列入相应历谱。陈久金拟定穆王在位53年、共王24年、懿王3年、孝王15年、夷王4年。王占奎拟定穆王在位37年、共王31年、懿王8年、孝王32年、夷王18年。真是“无边光景一时新”！

关于西周中期《历谱》的修订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妨略加讨论。

其一，懿王元年的天象问题。由于“天再旦”用语过于简略，不定因素太多，是否确为日食，张培瑜认为很难判定。赵光贤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也可能是大风扬尘蔽日而后天色重开的天象。（《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日食说质疑》，《人文杂志》1993年第4期）工程《历谱》对懿王元年的定位，懿、孝、夷三王在位仅22年，与厉王元年相距太近，不利于懿王前后高王年铜器的入谱，似乎也暗示这个方案可能存在问题，至少不能急于视为定论。

其二，穆王在位年代问题。《史记》明言穆王继位50岁，在位55年。这是共和以前关于周王年岁和在位年代的唯一记载，弥足珍贵。司马迁是一位严肃而又富有理性的历史学家，对天子年寿这种非要害问题，若无实据恐怕不会多此一笔。由怀疑穆王高寿进而对其在位年数随意增减，未必妥善。

其三，共王年代长短问题。从穆王寿过百年的情况看，共王在位时间不可能太长。即使不考虑穆王30岁左右生共王，保守假定穆王40岁生其嫡长，共王继位时也已65岁。若共王在位30年以上，死时亦成百岁老人。父子两代寿高如此，概率不大。不过，共王在位时间也不会太短，趞曹鼎纪年显示绝不低于15年。将明言“共王”十五年的趞曹鼎置于孝王或宣王时代，或定共王在位10年，（金宇飞：《西周诸王年代的新推定》，《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均属错误。

其四，夷王在位时间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恶疾也。”夷王继位后恶疾缠身，体质孱弱，执政时间不会太长。有的新拟历表定孝王、夷王在位50年，又波及厉王年代将其调整为15年，似与事实相扞格。

逨鼎与西周晚期年代的疑思

2003年，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宣世逨鼎，使已有定论的西周晚期年代面临巨大挑战。两种逨鼎铭文一记“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历日入谱在五月二十五日；一记“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历日入谱在六月四日。二者皆与四分月相不合，也与断代工程的月相二系说一合一不合，从而成为西周年代学上的一大难题。

天文历法专家张培瑜首先考虑将宣王元年移后一年，即从公元前826年起算，两种逨鼎的既生霸历日可排入历谱前半月，一在朔日，一在十日。为此，张氏放弃了一贯坚持的月相四分说，进而提出西周晚期以初吉为朔，既生霸指上半月，既望、既死霸指下半月的新说。（《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朱凤瀚将宣王元年后移一年，试排相关铜器历日，以说明其可行性。（《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王占奎近拟年表，也采用公元前826年为宣王元年说，积年46年（含共和14年）。陈久金坚持传统说法，新拟历谱未列逨鼎历日，但早先认为逨鼎为厉王时器，共和时期可以继续使用厉王纪年，故将四十二年逨鼎置于共和6年，四十三年逨鼎置于共和7年。（《吴逨鼎月相历日发现的重大科学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李学勤推测宣王后期历法可能发生了错乱，或因十四月的设置不是一个整月，只有若干日，造成了逨鼎历日的失序（《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逨鼎的出土，给学者带来许多困惑，二十年来一直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问题出在司马迁对共和以后列王年代的整理上，还是出在以往对月相历日的认识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确实颇费思量。司马迁整理出的《十二诸侯年表》，使中国古代历史自共和元年（前841）以后有了确切纪年，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贡献。工程的实施，也正是有效利用这个基础才得以向前推进的。如果对此加以调整，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新旧年代体系的巨大波动。当然，这不是说司马迁对两周之际年代的考订就绝对正确，但错误的发生应该不在共和、宣王、幽王的纪年上，因受资料限制更有可能在诸侯在位年代及与王年的对应关系上。如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几位助力平王东迁的诸侯，《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其在位年代与古本《竹书纪年》不合，也与清华简《系年》《郑文公问太伯》不合，这是需要仔细考究的，可留待另文讨论。但是，对两周之际诸王的纪年，司马迁所掌握的材料远胜于列国诸侯，其可靠性要大得多，如何调整须持谨慎态度。

　　逨鼎有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2003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其中四十二年逨鼎共两件，纹饰、铭文相同，只是大小有别。四十三年逨鼎共十件，该组器形、纹饰、铭文全同，大小相次。因第九、第十号两件器形较小，不能通篇记铸，而将全文分为两部分，分铸于两件器物内壁，其余八件鼎每鼎铸一篇铭文。铭文中年、月、干支、月相俱全，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新资料。（郭飞/整理）

第一，宣王元年是否需要下调。下调一年似乎可以解决逨鼎历日不合谱的问题，但实际相合的只是月相二分说。若下调两年，其历日一在五月七日，一在六月十五日，可合于月相四分说。月相四分说经得起纯历理检验，（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第225—228页）月相二分说却存在种种矛盾。比如宣世晋侯苏钟，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同出一铭，设若既望、既死霸都表示下半月，何需两种月相名词并用？既生霸指前半月既已包括朔日，何需再用初吉？铭文重在记事，并非文人雅士抒情写意的美文，并不存在月相词语交错使用的修辞问题。这是月相二分说不好解释的。至于说初吉属于另一记时系统，或以九天作为循环周期，也违背王国维早就提示过的“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的逻辑规则。虽然宣王元年的时间定位可以再做研究，但以逨鼎历日作为上调或下移的决定性因素似不可取。

第二，共和时期是否可以并入厉宣纪年。如所周知，周厉王是在国人大举暴动的情况下被赶跑的。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不切齿痛恨厉王的虐政，何以还要继续用其纪年？厉王既已外逃，又怎么可能像逨鼎铭文中的“王”那样置身王庭、册命大臣、颁行赏赐？厉王流彘后，太子静的性命倒是被召公保住了，但一时匿不敢出，用以纪年的宣王名分又从何而来？这些情况表明，共和必是一个独立的纪年单元，将其并入厉王或宣王时期都是不合适的。

第三，厉王是否在位37年。陈梦家曾利用《史记》卫、齐、陈《世家》有关年代资料，提出厉王统治在14—18年之间，影响甚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不自厉王始，并非太史公对厉王在位37年不敢自信，而是缘于诸侯国年代资料的欠缺，无法整齐入表，只好选择共和元年作为起点。即使如此，共和元年以后的诸侯年代也是一片混乱，不能与王年准确对应。如“犬戎杀幽王”一事，《鲁世家》说在孝公二十五年，《十二诸侯年表》却记在孝公三十六年，相差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1年。《周本纪》记千亩之战在宣王三十九年，《十二诸侯年表》却记在晋穆侯十年（即宣王二十六年），同一战役的时间竟然相差13年。（杜勇：《千亩之战析疑》，《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十二诸侯年表》以王年为纲，诸侯纪年为目，以纲统目，主次分明。若谓诸侯纪年的准确性高于王年，恐怕正好把事情弄反了。改订史有明文的厉王在位年代，似宜谨慎从事。

科学无止境。觉公簋、㽙簋、逨鼎等纪年铜器的发现，对于工程《历谱》的修订与调整，更准确地拟定西周王年，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但工程《历谱》修订工作牵涉面广，难度甚大，尚须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众多学科密切配合，疑义相析，探赜索隐，才能多几分真相，少一些失误，真正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西周年代方案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编辑：胡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