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张东荪“辞官论政”考

　　张东荪（1886－1973年），原名万田，字圣心，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自民初以来，活跃在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不小影响。但这样一个著名的政论家，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的是哲学；留学归国后又到政府里做过小官，后来转向议政之路。他转向从事政治评论和政治活动，除了其自身思想性格使然，也和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氛围有关。张东荪的这种选择，在民国初年具有一定普遍性和代表性，可以说是一种“辞官论政”现象。目前学界对此现象关注较少，本文试加以探讨。

　　张东荪早年的经历与教育

　　张东荪出生于官宦世家，他成长的家庭氛围、时代环境以及早年的教育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东荪父亲张上禾，曾任昌黎等县知县，为政清廉且颇有政绩。张家自张上禾以上五代，“皆仕宦，代有撰述，称为清门”。张东荪的启蒙教育是在家里由他的父亲、兄长和兄长的朋友共同完成的。其兄长张尔田不仅对文史、诗词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对佛学也颇有研究。他在教育张东荪方面不遗余力，并在朝夕相处中，通过言传身教，对张东荪道德品质和人格气质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在青少年的时候，张东荪读到其兄张尔田所藏《大乘起信论》等，不禁对佛学产生了兴趣。1904年，张东荪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张东荪赴日留学时之所以选择了哲学科，便是源于其早年的探索万物根由的好奇心，此后终生保持了对哲学的兴味。张东荪在日本留学的近六年时间里，除了参与组织“爱智会”和创办《教育》杂志外，并没有留下参加其他社会政治活动的记载。他过的是书斋生活，每日不是买书读书，就是访友问学。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张东荪认真研读了当时流行于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哲学著作，涉猎广泛，打下了坚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也经常与友人讨论哲学问题。当然，他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看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从他回国后不久即迅速开始谈政治、评论政局来看，他的政治学知识储备非常丰富，而且他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认识水准也很高。由此看来，他在东京时期应该认真研读了大量西方政治、法律类的书籍。可以说，他的西方哲学、政治和法律基础知识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打下的，这为他以后进行学术研究、政治评论和参政议政作了必要的知识储备。1910年夏，张东荪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1910年10月，被清政府授予“文科举人”的功名。1911年6月，张东荪被“著以七品小京官，按照所学科目，分部补用” ，成为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员。

　　清末民初张东荪的人生选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张东荪的一些倾向革命的朋友，一听说武昌发生起义就纷纷南下，张东荪也坐船到了上海。张东荪的选择是非常清晰的，因为这时候革命形势其实还不明朗，而他已经明确地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了。此举意味着，出生官宦世家的张东荪，与清朝决裂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东荪受一些朋友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当了一名小官”。他后来说：“我虽不敢居功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一分子，但在革清朝的命的潮流里也曾厕身其中。” 他对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经历的评述是比较准确和恰当的——他没有参加革命，但厕身于新潮流中。当然， 他厕身革命潮流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有了新选择。

　　1912年3月10号，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大部分职员也到了到北京，张东荪则不愿意参加。他也不像同盟会的许多成员一样继续追随孙中山，“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也就是说，他放弃当时的两大政治集团——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给予的入仕机会。这等于是放弃了继续走仕途的道路。他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这个“其他的地方”是何方？他没有直接说明，但从他后来的行动来看，其实就是进入言论界，评议政治。民国初年张东荪曾担任《大共和日报》编辑，参与创办《正谊》《中华杂志》《新中华》杂志，同时还在梁启超主持的《庸言》、章士钊主持的《甲寅》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政论文章。这些文章中，张东荪对当时重要的政治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政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张东荪从政府官员转向言论界，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他的这个选择，就像他去日本留学时选择了哲学学科一样与众不同。

　　当然，民国初年，像张东荪那样离开政府进入言论界的人并不少见，著名报人张季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总统府秘书，后来离开政府去办报，进入舆论界。“梁启超门下三少年”之一的黄远庸，也在辛亥革命后放弃了政府的职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黄远庸曾言：“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黄远庸短短数年便名噪于世，成为蜚声全国的著名记者和时事评论家，在民初获封“报界奇才”“通讯界之大帅”“新闻界之巨子”等一干头衔。可以说民国初年出现了一小股读书人“辞官论政”的潮流。

　　张东荪“辞官论政”原因解析

　　为什么包括张东荪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不久就作出“辞官论政”的选择？张东荪自己没有作过详细解释。而其他知识分子选择办报或论政的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就以张东荪而言，据笔者考察，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民初政治的不满和失望。张东荪进入南京临时政府几个月，感觉是：“周围的人都不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 张东荪的观察是敏锐的，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的几个月，张东荪初步接触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现革命政府里的一些做法不符合他的原则，对革命党人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张东荪后来的观察也不断证实并加强了他对民国政治的失望。1913年后，他不断表达了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的失望，这种失望包含几层意思：1、政治混乱。他说：“未几革命起，以为政治改革，得其机会矣，方色然而喜，讵知革命以后，政治之泯棼益甚。干戈之纷起也，催付之满地也，党争之乱政也，暗杀之流行也，学校之毁弃也，商业之凋敝也，种种恶现象皆为革命前之所无。” 把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归咎于革命，恐有失公允，但政治的乱象却是不争的事实。2、当时的两大政治势力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对建设事业毫无准备，毫无建树。他说：清末有革命派和立宪派两大政治势力，而此二派既未为建设问题之预备，所以自民国初立以迄于今，遂使全国之人无在而不在讨论建设之中。3、对任人唯“派”的做法不满。他说：“故南京政府成立，不问其人才之若何，凡于革命有功者无不登用。殊不知革命，破坏也，革命以后之事业，建设也。破坏则非徒常人能之，而匪类尤为能；建设则不仅常人有所难，即优秀之人才亦必三思而后可行。” 张东荪希望任人唯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政权刚刚建立，根基尚未巩固的时候，任人唯“派”也无可厚非，只是生性耿直的张东荪不能容忍，只有选择离开。

　　第二，家庭熏陶和性格使然。张东荪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着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既然民国初年的政治不良，那么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挺身而出。张东荪从清末民初开始热衷于政治，且比较深的介入政治，其内在动力，就来自张东荪的儒家士人型人格气质——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践行“士”的使命——终生践行。张东荪就终身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批判，虽屡遭磨难而不悔。

　　第三，源于对民主国家政治参与方式的认识。张东荪认为，民国建立，中国开始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而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仅是干政治的人才，坐而论道的批评家在其本身上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因此，政治评论实际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张东荪还回击了对不会干政治的人有何资格评政治的讥讽，他说：“评戏的人可以不会唱。评画的人可以不会画。为什么评政治的人必定自己会干？徜使不会干，便失了批评的资格呢？并且为什么对于不干政治的人就不许他批评，可见有些人责备评政治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党活动。” 由此可见，张东荪是抱着以评论政治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心态离开了政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东荪离开了实际政务，但又自认为从未远离政治。

　　第四，对媒体作用的认识。晚清时期，人们对报纸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深的认识。梁启超在1901年就指出：“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清朝大臣戴鸿慈在出国考察宪政时也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人民智识之程度，恒与报馆之销数为比例。” 民国建立后，很少有人不把媒体和舆论作为共和政治的基础和标志之一。张东荪就认为，进入民国即进入了“讨论时代”，而“讨论时代之要素，即以一切政事付诸群议，其最著者，莫如国会和新闻纸”。 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看重国会和媒体的作用，使得张东荪在民国初年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这两方面上。

　　第五，民国初年出现了短暂的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无论是制度安排、政治氛围，还是舆论氛围，都允许、甚至鼓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因此张东荪在民国初年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张东荪后来回忆说：“只在民元到民国五、六年之间短短时期中真有言论自由，这是我所亲历的。”

　　正是由于以上几种因素，促成了张东荪人生路径的转变，由政府职员转向自由职业者，由可以直接“干政治”的公务员转向“评政治”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的转变，反映出民国初年的一些面向：首先，一些接受西学新知、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和使命感，在政治出现混乱的时候，毅然挺身而出，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第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从政和议政，并不完全出于士大夫的情怀，而是具有对自身角色和作用的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较为接近现代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参政议政的方式也具有现代特征。相应地，其身份认同也开始出现新动向。第三，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有助于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至少对张东荪等人而言，更加坚定了他们走新型知识分子参政道路的决心。

　　总之，从张东荪的经历透露出，自民国初年起，一批兼具传统士大夫情怀与现代知识修养的“士人型知识分子”逐渐崛起，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他们既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生”，而是诞生于转型时代、具有过渡色彩的“士人型知识分子”。

　　（作者沙文涛，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