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鹅城看上海滩人口贩卖往事

人口贩卖的现象在我国自古就有，从神话故事里就能窥出一二。

比如后羿他媳妇嫦娥，把老公向王母娘娘求来的不死药藏在自己的梳妆台匣子里，结果被后羿徒弟逢蒙看见了，持dao闯进后院。

说是嫦娥情急之下吞药飞天了，但实际上师父后羿也是逢蒙干掉的，这师娘到底是上去了，还是死去了，还是被他打晕了卖掉了，很难讲清楚的。

你以为上了天的就安全了么？不不，还是会下来的，你比如七仙女和董永，就属于典型的天仙被长工拐跑了的故事。

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慢慢的就被美化成了爱情，再后来，七仙女生了8个孩子，再也没能飞回天上，因为姓董的那位大哥用上了铁链。

如果说这些都是拐的成年人，那大观园里的香菱，本是富家女，3岁多跟人家一起去看元宵灯会，结果被人贩子偷走。

养到12岁，先是卖给冯渊，但人贩子想赚两份钱，又卖给薛蟠，冯公子抢亲被薛蟠打死，薛强霸她为妾，时不时的就毒打她。

而她原来的家庭从此破裂了，父亲失去女儿后看破红尘，离家出走，这桩葫芦案，也是长篇巨制《红楼梦》的开端。

——你以为它只讲情情爱爱么？不，人家明明还有拐拐卖卖。

我曾经很喜欢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鹅城黄四郎和城南两大家族，发家靠的是什么？

倒卖烟土和fan卖人口，拐妇女儿童算啥，人家是把大男人卖到美利坚修铁路去，而且是成熟的大买卖。

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更是妙笔。

因为民国时的上海滩，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人口贩卖中心，内陆（包括鹅城）的货源被源源不断地发往上海，再转卖到各地以及香港和海外。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这个人口贩运基地当然也不是，它是从明清时候起慢慢兴旺起来的。

一来是因为明清起国内总人口数量开始激增，二来则是江南苏杭一带经济发达，富裕的人多了，想买点丫鬟伙计甚至买个儿子的需求就多了起来。

也不光是明清，早在唐宋买家奴的交易就有了，还是买的非洲黑人，叫昆仑奴。

不是昆仑山的那个昆仑，而是我们对印尼、大马的古称“昆仑”，这些小黑人从那儿运过来的，所以叫昆仑奴。买过来干啥，做奴仆、艺人，还有当水手、帮种地啥的。

黑人体格健硕，又比较老实，在豪门贵族家庭非常吃香，要是逛街能带上两个昆仑奴做保镖，那是相当拉风的一件事。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来自朝鲜半岛的妹子，当时雇工界有句话叫“昆仑奴，新罗婢”，后者有点像今天的菲佣，又勤快又听话。

到了元朝，被买过来的黑人数量达到巅峰，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男的叫黑厮，女的叫黑囡。

价格高低主要取决于年龄和块头，年龄大个子高的贵，人小个矮的就便宜。

然后呢买的新罗妹子也以年轻漂亮的为主了，买过来除了干活，她们还要陪男主人sleep，如果运气好点，还能转正成小妾。

以前的新罗服装很奇特，别的地方都遮的很好，唯独胸露出来，都不知道这衣服穿了干啥的。

除了衣服扎眼，这些妹子还皮肤白、头发黑，又生性顺从，因此很受权贵家庭的喜欢，买到她们就跟现在买了爱马仕似的，要四处晒晒。

唐朝元朝都是中国发达，所以人口往这里卖，到清朝后期反过来了，中国人成了国际人口市场上的常货，在海外市场被称作“猪”，男的叫猪仔，女的叫猪花。

等清朝亡了，民国来了，频繁战乱加上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这下人口买卖更厉害了，不但被政府合法承认，还成了某些地方的重要税源之一。

以1929年为例，当时的西北军和常凯申的中央军掐架，恰好又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关中地区饿殍遍野，人活不下去了，人贩子就开始运作了。

陕西不少地方出现“人市”，就是电视里插标卖人的那种，一开始年轻的女孩还能卖个五六块，而一斗麦子是12块，人不如麦。

年长的妇女只要两三块，小孩子价格更低，到后来只要有人愿意要，就可以随便带走。

都这样了民国政府不管管么？当然要管，怎么管呢？收人头税。

陕西一年二十多万的人口交易额，税收很理想的，不光是人头税，这些被卖的妇孺大多以汽车经潼关转运出省。

也就是说潼关是主要的出境通道，他们就在那设关卡收过路费，每个人五块钱。这些人多是运到隔壁山西，再二次转运其他商埠。

山西官员一看也不干了，在人贩子必经的路上设多个关卡收费，财政收入一下子大增，这些县长为此受到阎锡山老板的大力表彰。

贫困地方是货源地，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则是物流中心，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不光是人贩子，有些官员也明里暗里参与，从中牟利。

那时候的上海滩贩，拐卖男童叫“搬石头”，女童的叫“摘桑叶”，拐卖手段通常分三种。

一种是文拐，用食物冰水等哄骗小孩，然后抱走。

一种是武拐，用白药面迷晕，长袍裹住就跑。

还有一种是孩拐，即拐匪在拐来的孩子中挑选聪明伶俐者训练，再派到大户人家当婢女或小仆，相熟后把公子小姐拐到拐匪处……每个拐的背后都是产业链。

搬石头大佬最著名的，是虹口汇司捕房探长尚武，此人一边帮法国人做事，一边又跟黄金荣交情莫逆，还跟潮州三合会勾结，专门贩卖男童到广东、南洋等地。

这些男童运气好的，被南洋富翁买下做义子，可以继承家产啥的；命运不济的就被戏班买走调教为伶人，或者是被有娈童癖的富人买去做“小相公”。

摘桑叶大佬则是公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尤原本只是公租界小赤佬，当过一段时间的拆白党，后来改做人口生意发迹，之后借助黄金荣势力进入巡捕房当差，一路升到总探长。

他和黄金荣交好，又和张啸林换过帖，还跟杜月笙有来往，可以说是人脉颇牛逼了，只不过杜老板很不喜欢他做的勾当，因此没什么好感。

尤老板的“摘桑叶”生意比别人的搬石头做的好，主要是因为女孩子比男的更好卖。

他把从各地拐来的女童收拢到一起，按长相和身段，以及机灵程度分甲乙丙三类。

甲等为状元，主要卖给福州路的长三堂子，也就是全上海滩最出名的高级红灯区。

乙等为榜眼，主要卖给状元楼附近的十几家宁波妓馆。

丙等为探花，价格也最便宜，卖给浙江路、广西路一带的低等妓馆。

虽然杜月笙看不上这些人贩子，但不代表他的心腹弟子里没做这行的。

他的门生里有个叫陈鹤明的温州人，主打“贩黄鱼”生意，就是把黄皮肤的同胞当成黄鱼一样卖到海外，美其名曰“海外务工”。

被卖掉的人有男有女，男的少部分卖到葡萄牙法国，大部分则是去南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开荒。

女的则是被运往风yue场所，专为国外绅士名流跳舞唱歌，当时海外对三寸金莲颇为迷恋，喜欢看东方女子跳小脚舞，更喜欢当面欣赏古装的春宫戏，挺侮辱女性的。

有的日本记者就专门到法国去拍摄公开发表，让当时的中国被众多国家嘲笑。

痛苦是女人的，暴利则是人贩子的，这些男女在海外的收入，通过海外账户转到陈手上。

他先是合法纳税，之后再层层孝敬，于是乎政府对他选择性无视，杜老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后来这事被《申报》的史量才先生多次揭发批判，最终法租界和民国政府不得不彻查。

结果就是陈被逮捕，杜老板也没捞他，在法庭上陈供认不讳，最终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从业7年fan卖人口5万多，总收益500多万美金，才判5年也是很感人了。

这些被卖掉的人明知道上了陈老板的贼船凶多吉少，为何还是会选择拿命搏一搏呢？

最大的原因还是穷吧，出去可能会死，但如果一直待在国内，只有饿死的份，反正都是死，不如赌一把。

换句话讲，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拿命开玩笑呢？所以啊，贫穷是人口买卖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共同富裕才显得特别重要。

回顾人口交易史你会发现：发达的地方是fan卖人口的终点，而贫穷地带则是起点。

中国既做过终点，也是起点，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人口交易市场之一”。

但是这个人口并非像北美黑奴那样做劳工，而是主要从事家庭内部分工，常见身份有妾、童养媳、婢女、奶妈、包身工、仆从等。

也就是说，导致人口贩卖猖獗的最重要力量是传统的家庭秩序。说白了就是男人是家里的主角，女人孩子是附庸。

当几千年来都这样想时，必然导致男多女少性别失调、当婚姻市场中的女性数量不足，出于对缺少子嗣的焦虑，买个女人生孩子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

男尊女卑还带来一种认知，就是妇女和儿童会被认为是一家之主的备用财产，古代诱拐妇女跟偷鸡摸狗一样，属于盗窃罪。

就是你偷了人家男主人的财产，小孩子的买卖有段时间更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人都他们生的，命运当然由不得自己了。

家里宽裕时还好，要是走投无路了，那卖掉无足轻重的女眷，给儿子省下更多资源就成了首选。

最诡异的是什么呢？在很长时间里，旧社会都有一种“人们是不得已才卖掉家人”的观念。

而买下某个奴婢、仆人、童养媳或小妾，等于是救人于水火，会被认为是做善事，因为你不买她，她可能就死了。

这也是为何在惩处上，买家定罪比卖家轻的历史原因，法官在几千年的习俗面前也很为难。

因为他们面对重重的阻力，很难一下子判断那到底是拐卖，还是婚姻、收养亦或是随机捡来，咱也只能轻叹一句，然后祝愿天下无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