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丨《巴蜀全书》总纂、《儒藏》主编舒大刚②：整理是出于抢救之必要 文献只有传承才能创新

来源：封面新闻

【人物小档案】

舒大刚，1959年生，重庆秀山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1993年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巴蜀全书》总纂、《儒藏》主编。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实习生朱翼帆

20世纪90年代，作为近代“蜀学”发祥地的四川大学，提出了儒学文献整理和体系重建的问题，那就是《儒藏》编纂。四川大学古籍所自1983年成立以来，上继文翁石室“七经”教育之遗泽，下承蜀刻“十三经”、廖平“十八经”之余绪，在前辈学人组织完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等大型辞书和总集之后，又于1997年发起了“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

每一套重要的大型学术著作整理出版的背后，往往是一群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始，四川大学古籍所的舒大刚教授和同事们，为“儒藏”编纂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舒大刚（摄影：徐语杨）

“藏”，既可以读作阳平，即“藏书”，有收集整理义；也可以读作去声，即“宝藏”。“儒藏”，顾名思义就是对儒家文献、宝藏的整理、编纂。儒学深似海。而且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编辑如此大型的儒家经典，应该是北京、山东这样的地方。身在西南的四川大学，为何有编纂《儒藏》的想法？

舒大刚的回答从四川大学的校史开始说起。川大前身（锦江书院）是在汉文翁“石室精舍”基础上建立的，“七经”教育、重儒尚教是“蜀学”的传统，历史上曾诞生司马相如、严遵、扬雄、常璩、赵蕤、李白、“三苏”、张浚、张栻、魏了翁、杨慎、刘沅、廖平、龚道耕、蒙文通、刘咸炘等学术大家，他们在经义、辞章、史学、玄学等领域，皆有重要贡献。

不过，就像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川大的儒学与经学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也曾一度陷入沉寂时期，之后又开始重塑辉煌。舒大刚自本科听过李耀仙先生先秦哲学史课，在吉林大学又从金景芳先生治经学，知道经学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从通过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对他所说“不学习儒学，就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记忆犹新。这让舒大刚和川大同事们下决心在川大编纂《儒藏》。

编《儒藏》是一个浩繁的大工程，分为几个大阶段。首先是要明确儒家研究现存的成果，需要普查成果的收藏地及存在状况，这一番研究下来，先形成了260多万字的《儒学文献通论》（三卷），确定了《儒藏》收录文献的基本标准之后开始编《儒藏》。由于相关文献数量庞大，所以选取影印加圈点加提要的方式，这是儒学研究道路上的更进一步；再后来，分门别类的文献也引出了新的思考点，那就是“学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对文献的作者进行师承门派和学术体系上的划分，那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儒学，于是有了后来的《中国儒学通案》。这样儒学就从文献进而深入到人物的流派，对于儒学的组织就达到了一个全面的状态。

1

“川大版《儒藏》已编成650册规模，整体出版还需时间”

对于儒藏编纂出版进展等相关情况，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舒大刚用周密的方式详细给予介绍。

封面新闻：从专业学术的角度来说，整理《儒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舒大刚：作为“我国古代官方主流价值”，儒学影响中国历史各个方面，不了解儒学就不能准确认识中国历史；又由于儒学是日用常行之学，它的许多理论和观念，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儒学，就不能很好地做好现实中的自己。因此，研究儒学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儒学是学术性与信仰性相统一的，儒学除了指导人们行为规范外，还有许多理论创造和学术成果，历史上叫做经学，经学的成果非常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还有点不够呢！这些成果既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研究儒家学术史必需的资料；同时由于儒学的超时代性，这些资料也具有建设当下指导未来的价值。但是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儒学文献一直散在各处，未得到集中编录，有的已经失传，十分可惜。故有抢救整理之必要。从学术史研究角度来讲，只有传承才会创新；只有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发展。

《儒藏》（已出版的部分）

封面新闻：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毕生致力儒学，他曾在北大推动了一套《儒藏》的编纂。那么，川大版和北大版的《儒藏》的区别在何处？

舒大刚：汤先生是《儒藏》编纂的大力推动者。不过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止《儒藏》。汤先生以哲学家的眼光编纂《儒藏》，很重视文献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因此北大《儒藏》从“精华编”入手，将重要的儒学文献500种进行整理校点出版，以突出儒家杰出的学术成果。这与四川大学从文献学角度编纂《儒藏》，自然是有些区别的。

川大《儒藏》从1997年就正式开始了，配合“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编者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角度出发，对儒学文献进行了系统普查和调研，编制各种儒学文献目录，撰写《儒学文献通论》，探讨儒学文献源流、演变、分类和最佳整理方式。为便于儒学源流的考察，“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分别对儒学在经典研究、理论创新和学术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地著录，形成一个个儒学专题小丛书。为了还原原貌和构建体系，川大《儒藏》就必然要多收一些书籍（3000部、5000种），为每类撰写分序、小序，为每书撰写提要，这样才能较为系统完整地展示出儒学历史的本相。这样，川大版“儒藏”和北大版“儒藏”，便形成了一南一北，一大一小，一重思想、一重史料，一重视源流分类、一重视大家名家等等不同特征。

2

数字化的、活化的“儒藏资料库” 留待后来人继续前行

《儒藏精华》

封面新闻：目前《儒藏》的整理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之处？

舒大刚：目前南北两《儒藏》，北京大学的《儒藏》精华编已经出版不少了，儒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大家的成果，都得到整理，便于利用。川大版《儒藏》已经编成650册规模，撰写了300余万字的提要，但是整体出版还需要时间。为便于利用和研究，还应做数字化的、活化的“儒藏资料库”，但这很不容易，首先经费就是问题，技术也需要提高，学术研究也需要全面展开。这个只有留待后来人，继续前行了。

封面新闻：在互联网时代，您觉得传媒技术应该如何更好地为典籍整理、研究服务？

舒大刚：互联网技术确实为传统古籍整理和储存，带来极大的改变和方便。如可以利用它来建设古籍数据库，可以利用其校勘功能来校勘古籍和标点古籍，利用其检索功能来注释和校正古籍。还可以运用全息技术，将古籍中的信息活起来，普及开来。

封面新闻：儒家几乎塑造了中国人的典型人格，固然有“大儒”，也有“腐儒”。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真正的“儒者”是怎样的？

舒大刚：诚然，儒家塑造的中国人的典型人格，其主要特征是以“仁义”为本，“礼乐”为行，“诗书”为据，“尧舜”为法。所谓“大儒”为博古通今，明体达用，通经明史，化民成俗。“腐儒”死守书本，拘礼泥古，不知变通，不获实用。至于说什么是真正的儒者，孔子曾经告诫弟子们：“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在《礼记.儒行篇》孔子也有形象的说明。不过不同时代，不同的阶层，都有不同的儒者形象和要求，不能整齐划一。一般而言，《汉书》所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顺阴阳，明教化”，应该是儒者的基本特征。他们是通过讲习“六经”而获得各种知识、理论和哲学、修养和本领行，其行动纲领是有原则地爱人的“仁义”，他们发挥作用的手法是“教化”而非刑罚或战争。至于儒家的理想人格，则是“君子”。君子具有“仁、智、勇”三达德，知道“天命”和“使命”，懂得“义利”之辨、“义然后取”，积极入世，奋力救世，甚至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注重“文质彬彬”的个性修养，追求“立德、立言、立力”三不朽或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可贵的，今天也还需要传承和弘扬。

封面新闻：儒家的理想品质和理想人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当代人有哪些继承和发扬，还有哪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舒大刚：儒家君子有许多品质，具有超时代意义，至今还具有借鉴价值。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法，“过犹不及”的中庸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等等皆然。特别是儒家提倡“孝悌忠信勤”的个人品德，“温良恭俭让”的家庭美德，“恭宽信敏惠”的职业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公德，“天道命性情”的天地大德，这些修养今天都还有可取之处。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的许多核心思想观念、优秀道德伦理和中华人文精神，都是需要继承的。

当然儒家也有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就是要对经典进行新的构建和阐释，将适合今天的经典整理出来，对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内涵揭示出来；其次是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新的创建，旧道德装新酒，才能适应当代社会；三是儒家德治理想要与法治环境结合，没有法治为保障，德治就成了空谈，仁义也成了虚设。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舒大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