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检察】法国检察官与预审法官是怎样互动的

“我认为和预审法官之间也需要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有了信任关系，你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跟预审法官谈论你现在的侦查情况，告诉他们你的观点，或者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我们不能只以这种案卷材料移送的方式保持联系，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互相交流案件侦查方向的指令。这并不会削弱预审法官独立性，他们还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法国，预审法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检察官存在相似性，在一小部分案件中，他们也在侦查阶段担任指挥警察机关开展侦查工作的角色，两者是可以互相代替的。检察院在预审程序启动之初即介入，作出是否将案件呈送预审法官的决定，预审程序终结后期向审判法庭移送案件之前作出是否终结的侦查决定。整个预审阶段，检察官与预审法官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要求增加更多证据材料（补充侦查意见书）或者提出侦查终结案件请求。

驻大审法院小型检察院检察官：“我认为和预审法官之间也需要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有了信任关系，你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跟预审法官谈论你现在的侦查情况，告诉他们你的观点，或者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我们不能只以这种案卷材料移送的方式保持联系，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互相交流案件侦查方向的指令。这并不会削弱预审法官独立性，他们还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预审法官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在夹缝中生存，一方是法官群体，另一方是检察官群体，虽然检察院在层级管理上不享有直接监督的权力，但是检察官对刑事案件的知情权仍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审法院（大概占大审法院50%以上）通常设置一名或者两名预审法官，在司法实务工作中，相比与其法官同事的关系，他们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法官群体比较庞大，而且并非专司于刑事审判工作。很多检察官过去曾经担任过预审法官，检察官工作年限长，资历比较深厚，在刑事案件办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案件程序掌握十分娴熟，尤其是检察官与警察机关关系更为直接，因此客观上对预审法官能够形成一定的权威性，预审法官对检察官的意见较为尊重、易于接受。

长期以来，预审法官的角色与定位曾经在历次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引发很多争论，而预审法官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其职能的迹象。预审法官希望在重大复杂案件中保证他们的参与，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与审判程序准备阶段，必须强调他们的参与以及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有些检察院检察长强调指出检察机关领导指挥侦查工作的权力，这一权力经2004年3月9日所颁布的法律进一步强化。也有检察官公开声明预审阶段检察官应该享有领导侦查的权力，疑难复杂的案件，如金融犯罪案件，整体应该由检察官来处理，不需要预审法官参与。

检察官对于上面提到的这部法律的态度，是比较模棱两可的。一方面，该法律的确拓宽了检察机关职权范围，他们有权决定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使用强制性侦查方法与侦查措施（如搜查或者电话监听等）；而另一方面，该法律给检察院增加了更多日常工作。因此，实践中虽然某些检察官对预审法官的参与持保留意见，但是一线办案检察官则欢迎预审法官参与案件侦查。

检察官与预审法官出于必要性而合作，尊重法官的出罪与入罪的预审决定独立性，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摩擦呢？检察官和预审法官之间的关系经常只是限于最基本的、推进案件所需要的关系，不会以官方的形式来体现。

驻大审法院小型检察院检察长：“我和预审法官基本上每两周就会见一次，我们会交流一些案件的进展，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的案件，看他们在预审程序中怎样推进，我们在这种官方会见外的见面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预审法官毕竟属于法官，经常和公务员一起喝咖啡，所以，我每天还是会见到他们，有的时候两天会见他一次，有时候一天会见到他两次。”

驻大审法院大型检察院检察官：“我们和预审法官之间的关系存在立场上的不一致，他们有他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唯一要求，至少提议是合理的，也是能够理解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双方决定某件事情以前，他们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应该具有合理性。然后，代理检察官与预审法官一起沟通交流，我们会一起讨论预审法官观点的合理性。”

我们发现，大部分检察官在他们的言论背后，隐藏着与法官沟通上的困难。虽然检察官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自发地去捍卫法官的独立性，但是有的时候某些检察官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动摇法官这种独立性。

驻大审法院小型检察院检察官：“通常来说，预审程序启动以后，会指定预审法官处理案件。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跟进了解案件的进程情况，但是我们不会将此作为首要工作，除非案件具有重大特殊意义。”

驻大审法院大型检察院检察官：“我必须承认组织这种会议还是不太容易的，就算是在预审阶段也不容易。在预审阶段，预审法官他们自己都很难组织一些会议让这些相关人员达成一致。虽然预审法官是重罪案件侦查阶段的领导者，但是侦查一旦启动，连他们自己都很难组织一些会议与司法警察交流。”

检察官与预审法官维持这种日常咖啡机旁的沟通交流比较困难，有的时候这种困难还会加剧，特别是检察院首脑开始尝试关注预审法官的工作效率时。例如，预审期限问题。预审案件的侦查期限可能会成为加剧检察官与预审法官之间矛盾和紧张关系的导火索。很多检察机关都会充分利用的一点：预审期限的问题并不涉及案件实质，这只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检察院并没有直接干涉预审法官的工作；检察官对预审期限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司法迟延是公众不满意而投诉的一个原因，检察官的地位使得他有责任保证司法活动的质量，检察官提出了解案件的推进情况的要求，是无可指责的。检察官的这个行为并没有影响到预审法官的独立性，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层级关系。

驻大审法院中型检察院检察官：“从定义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经过预审程序的案件，都是比较严重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案件。因此，某些案件由我来跟进，了解这个案件是不是推进正常，谁来向总检察长做这些案件的汇报。大约每个季度我会要求预审法官告知案件进度情况。总检察长（parquet general）要求我们做案件总结的时候，我就会去找预审法官，因为仅仅看案件材料，不足以让我了解这个案件背后隐藏的情况，比如，预审法官觉得他可以在多长时限内处理完这个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是否需要一直关押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将其释放，等等情况。”

驻大审法院小型检察院检察长：“预审法官简直把我们检察官当作他们的个人邮箱，随时提出各种要求，比如，想要一个搜查令（requisition），想要什么东西，甚至他们会说‘我在凌晨两点钟需要开庭，你们必须列席’。反过来，当我们想要启动案件侦查程序的时候，就需要提前预约预审法官，确定哪一天有时间可以去提讯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我们经常被迫与预审法官协商，因为我们受到拘留期间约束，必须在期间内启动侦查程序。所以我们认为，与预审法官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不太友好的，最后妥协的总是我们检察院，当然，你如果去问预审法官，他可能会跟你说每次妥协的都是他们预审法官，说得完全跟我相反。”

驻大审法院中型检察院检察官：“我与预审法官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像跟我们检察院任何一名代理检察官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我启动案件侦查程序的时候，当我处理案件或者终结案件的时候，我可以同意预审法官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或者要求进行补充案件材料，仅此而已。第二种情况就是我正常履行检察官职能。比如，总检察长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某个案件两年了都没有进展，这个时候我会与预审法官沟通，同时行使监督职能。我会说‘总检察长要求我汇报五起案件的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仅此而已。我并不是像警察一样监管他们。”

这种对于层级管控的否定（“并不是像警察一样监管他们”）只是为了掩盖管控所造成的矛盾和压力，管控并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以调控的方式存在。这种紧张的关系有时候也会体现在检察官倚重其资历与经验对预审法官工作进行监督指导过程中。

驻大审法院中型检察院检察官：“关于预审法官，我有一个意见，我的意见并不仅仅是针对预审法官，而是针对所有年轻司法官。我发现年轻司法官普遍过于自信，自省能力不足，不会虚心向年长者请教经验。”

驻大审法院小型检察院检察长：“R女士是这里的预审法官，刚刚上任7个月左右，她经常过来就某些案件咨询我的意见，她很清楚她需要学习增长经验，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处理案件。我也不会干涉她，影响她作为预审法官的自由，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当她来咨询我的时候，我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必要的时候以书面方式陈述。我非常尊重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我没有想过去扮演预审法官的角色，干涉预审法官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在法国，检察官与预审法官的关系打上了相互合作与各自独立的双重烙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因此，检察官既要尊重预审法官处理复杂案件的自主权，也要履行对预审程序的监督权。毫无疑问，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其是在打击重大犯罪领域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一点也进一步加剧检察官与预审法官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本文摘自《域外检察译丛》之《法国检察官：司法使命与政治功能》一书，译者为刘林呐、单春雪，标题为编者所加）

（检察日报 作者：（法）菲利普·米尔本 卡蒂亚·科斯图斯基 丹尼尔·萨拉斯）